兰州市图书馆

(一）自筹委会成立起来,先后配合郊区政府普遍地展开发动组织群众，一开始一部份群众怀疑较多，如有“变天思想”、“入农会成军队”、“参加农会就要编担架队”等等。这些怀疑是因为刚解放，群众对政策不理解，再加上敌人的造谣,后经多方面的宣传解释,经过接管工作的过程，由积极分子联络群众尤其经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影响，群众的怀疑才慢慢打消，认识了政府号召组织农会是将农民的力量团结起来向压迫农民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因此于十月初开始发展会员建立农会，截至目前六、七、八、九四个农业区，三、四、五三个区的部份农业区域，共三十五个乡，有六万多农民，发展了会员一千七百九十七人，组织起二百零八个小组，成立了二十七个乡农会，五个区农会,同时运动中涌现了不少的积极份子，有十一人参加市委训练班学习了月余，有的成了农会中的骨干，有的作了乡级干部。
  (二) 农会组织起来以后大家在农会领导下向恶霸、与敌伪时期最坏的乡保人员，进行了说理斗争,把过去一些横行霸道，藉势欺人的贪污份子打击下去了，他们已向农民低头认错，吐藏赔罪，如小恶霸刘文奎民国三十五年霸占水路打死了贫农张安仁，三年来张家忍气吞声，眼泪往肚子里流。去冬由农会领导对刘文奎进行了说理斗争，要出三石麦子给张家作埋葬费，农民高兴地说:“有钱有势的人,这一下才吃不开了”。又如五区对伪县长王仙乐说理斗争，吐出了十二石麦子，共计全郊区清算斗争了九个罪恶较大贪污较多的份子要出果实麦子三十六石，银洋八百元，人民币叁拾万。这些果实的处理皆经农会民主讨论决定，有的救济了贫民，有的留作粮种，有的作了合作社的股金(如六区)。
  农会不仅进行了反霸反贪污斗争，而且调解了多年来解决不了的民间纠纷，群众经过这些运动之后，阶级觉悟确实提高了一步，如九区农会主任李登云(雇农)，在军政学校讲课时，不仅说明了农民的痛苦，是由统治者剥削压迫来的，并且坚决地说:“我定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到底，非把吃人的封建地主打倒不可。”因讲得深刻，感动得学员流了泪，该校给了他奖品。
  (三) 肃特防匪方面:在党政领导下，郊区群众普遍的展开肃特防匪工作,广泛的宣传揭露了匪特罪行，使群众觉悟到只有组织武装，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如九区皋兰山在积极份子唐国仁的带头下，很快的发展到五十名民兵,创造出许多生动的斗争方法，与匪特打了几次胜仗，夺得特务的枪枝衣服，刨出土匪藏的四枝长枪,两挺机枪，查出了特务的买枪活动，破获了不少案件，严重的打击了匪特气焰，同时各区皆以农会为骨干，配合全市的治安工作，组织了居民巡逻小组，站岗放哨，捕捉小偷，査逃兵，禁赌博,农村社会秩序进一步的得到安定。(四) 冬季生产准备工作: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之后，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一致的呼声是:“今年要好好生产，谁偷懒都不行!”这显然说明咱们对生产认识的正确，再加上党政与农会的组织领导，有些乡已作了生产计划包括积肥，贩炭、铺沙、组织商业，现据不完全的统计冬季共积肥二千八百二十三车，铺沙四百四十诚，又作了合麻绳绑笤帚等副业生产，这给今春生产打下了部分基础。
  另外在政府的号召下，发动了募捐运动，从斗争果实中抽出部分食粮，救济难民，实现了去冬“不饿死不冻死一人”的号召。
  (五) 在征粮,做军鞋，推销公债等工作中，农会也是起了积极作用,许多积极份子，不分昼夜的宣传揭露了地富份子压地的隐瞒行为，有些区在推销公债时，农会组织了秧歌宣传队，热烈的进行宣传，总之协同政府执行了合理负担政策,完成了任务。
  上述一切工作，就是兰州解放后郊区群众运动中所作的几件大事，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但是我们工作中还有好多缺点，必须努力改正。
  在发动组织农民力量方面，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没有放手大胆的去作，要求很高，把许多可以入会的人，关在门外，所以有组织的农民仅占全市农民人口的百分之三左右，但另方面有的情况不了解，工作方法简单，也吸收了个别不纯的份子进来，如八区三乡将出身不好的任江海等人吸收进来，抓了领导权，擅自向群众摊了八百块煤砖，摔了乡政府的牌子。在农会本身工作不正常，办事不紧，教育干部、培养积极份子少、普遍的发扬民主不够，某些干部包办代替简单急燥,因而还没有把农民力量更大的发动起来。
  在生产准备上虽然也作了一些工作，但由于我们宣传政策不够深入和普遍。因而发生了不正常的现象，有些中农怕分土地，有些贫雇农等待分土地，也不好好生产,对地主富农大吃大喝，荒芜土地的行为没有抓紧说服制止，这对我们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