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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当他政权尚未巩固时，他伪装进步，广延人才，寻求各方支援，一旦政权巩固，大权在握，他认为对自己权力有威胁的人，即使是亲朋好友，他也可反目成仇，枉加罪名，置之死地。在其统治新疆期间，先后制造了四起冤案。
  第一次“阴谋暴动案”。
  1937年8月，盛世才唆使卫士宣称: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一个蓬头垢面的歹徒跃上主席台，准备谋杀督办。可是当时与会者均未见此事，随即逮捕了教育厅秘书主任张九泉，在酷刑下，供出了一个由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策动的“暴动案”。立即逮捕了大批人员，再施以毒刑，辅以“指供”、“诱供”，逐步发展成为一起“空前未有的、规模庞大的、带有国际性的阴谋暴动案”。其目的是刺杀督办,推翻六大政策，使新疆脱离中国。其步骤是，麻木提、马虎山举兵于南疆;和加尼牙孜、张馨、马绍武配合于省城;同时伊犁、塔城、哈密、阿克苏、喀什、和田、阿山等地发动武装叛乱以策应。该组织还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苏联驻迪化领事阿布列索夫的支持，来新的联共党员也参加了这一组织。这些“反动分子”还与东京、柏林、天津之日本领事，冀东伪组织、伪满洲国、阿拉伯的日本侦探，日本派到新疆的侦探发生关系，得到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全线援助〔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18曰《新疆曰报》〕。这个‘‘阴谋暴动案”的首领是教育厅厅长张馨，张于1915年武昌法政系学堂毕业即来新疆，在杨、金时代任过县长、外交署长，参与过“七•七政变”和“四• 一二政变”，盛世才时任教育厅厅长，对盛氏的专制独裁不满，盛将主席刘文龙拘押后，曾想拉张馨出任主席，遭张拒绝，盛怀恨在心，认为张是两次政变的参加者，好谋乱，必欲去之而后快。被捕的还有副主席和加尼牙孜、东北军将领刘斌、高等法院院长鲁效祖、蒙古族盟长西力克、建设厅厅长师世昌、民政厅厅长马绍武、财政厅厅长胡寿康、建设厅厅长巴彦毛拉、土产公司经理包尔汉、省政府秘书长黄翰章、塔城行政长赵得寿、伊犁行政长陈德立、阿克苏行政长沙力、和田行政长郑义钧、喀什行政长万献庭、迪化行政长徐廉、哈萨克族的首领凯满，还有县长、局长以及各界人士共一两千人，其中435人被判“谋反罪”，33人被判处死刑。这一阴谋暴动案，完全是酷刑逼供下的产物，根本没有一点物证，子虚乌有，情节离奇。盛世才制造这一冤案，清除了大批政敌，同时通过没收“逆产”，也大发其财。
  第二次“阴谋暴动案”。
  这次“阴谋暴动案”的主角是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杜是吉林怀德县人，盛世才的同乡，留日时的同学，国内知名的实业家和爱国人士。1935年7月，在他主办的《新生》杂志上登过《闲话皇帝》一文，因涉嫌日本天皇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横加干涉，制造事端，杜因此事被捕入狱。1938年来疆时对盛的六大政策颇有好感，曾写过《盛世才与新新疆》的文章，赞扬他的老同学，1939年应盛之请来疆任新疆学院院长。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诲人不倦，积极宣传抗日，在青年中威信很高，遭到盛的疑忌。杜秉性耿直，对盛世才不当之处，敢于直言。仗着同乡、同学的关系，还写了一封6 000字的信对盛进行批评。唯我独尊的盛世才看后大怒，哪能容得，于是开始派人监视杜;并于1941年5月18日将杜逮捕，罗织罪名，严刑拷打，诬陷杜重远是汉奸汪精卫在新疆的代理人，还和苏联的托派分子、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欧杰阳克联合，企图推翻现政府。
  其步骤是先在外区暴动，诱省军出城，趁城内空虚，由杜领导暴动夺权。
  捏造的“暴动案”，在北疆是由哈萨克族的阿山行政长沙里福汗组织，暴动成功后，成立蒙哈政府，首领是沙里福汗。在南疆的“暴动案”是在喀什、阿克苏、和田、莎车等地进行维吾尔斯坦独立运动，在迪化公安管理处副处长库尔班尼亚孜、财政厅副厅长库尔班色衣多夫、建设厅副厅长阿不都大毛拉的支持下，暴动成功后，在南疆成立维吾尔共和国，其首领是阿不都大毛拉。在省城由杜重远领导两个共和国。新政府暂与苏联友好，将来汪精卫的力量强大后，与苏联断绝关系与汪日亲善。
  盛世才将此案向斯大林作了报告，苏方派人来疆参加审讯，发现没有物证，口供是严刑逼出来的。结论是:“以李溥霖和李英奇为首的审讯委员会使用了一连数日的严刑逼迫犯人提供假供，他们是破坏新苏感情者，是假造犯人口供者，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42年2月对犯人再次严刑逼供后，重新审讯，要共产党人王宝乾、周彬（即毛泽民）也参加，审后周彬在终结签字时声明如下:“该案所有口供，没有任何真实证明”(陈谭秋《迪化近来两次审判情形>1942年5月7日）。
  这次被捕的有1 200余人，据盛世才在其回忆录中说：参加“叛乱”的有481人，其中59人被判死刑。杜重远于1943年6月被秘密杀害。
  第三次“阴谋暴动案”。
  盛世才是靠苏联红军的帮助，才打败了马张联盟而攫取了新疆的督办宝座。在开始一段时间，对苏联是友好的，对中共和民主人士是信任的。1938年10月以后，先后任命周彬代理财政厅厅长，孟一鸣代理教育厅厅长，萨空了为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杜重远为新疆学院代理院长，有的共产党人还担任了行政区的警备司令、行政长……等重要职务，这时共产党人为支持抗日战争，为发展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出色的工作，在群众中赢得了信任，威望日高，盛世才感到恐惧，认为这样下去，自己的独裁地位将会受到威胁，于是开始对共产党人加以排挤、限制。
  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了进攻，于1941年底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损失惨重。善于观察风向的盛世才，感到苏联靠不住了，这时八路军在敌后也处于困难时期，于是盛世才一反常态，由联共而反共，向国民党投诚。正如《祸新记》所述:“正值苏德战争节节失利，莫斯科芨芨可危的时机，盛世才开始转变，由亲苏而反苏。
  这一转变是为了保持其地盘的投机行为”，“此时中央(指国民党中央)每来一批要人，新疆则逮捕一批案犯，以表现转变之真诚，并加强中央对彼之信任”(《祸新记》之二,转引自《新疆风暴七十年》)。1942年的阴谋暴动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笼的。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派人枪杀了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
  盛世骐是他的四弟，原任督署卫队团团长，被盛世才送到苏联陆军大学学习，回新疆后任机械化旅旅长。他主张应与苏联友好，和中共合作，对盛世才政治态度的突然转变不满，时有规劝，盛世才甚为忌恨而枪杀。随即逮捕了机械化旅的一些军官及财政厅厅长臧谷峰、教育厅厅长李一欧、土产公司副经理肖作鑫，盛世骐之妻陈秀英，邱宗浚之妾姚执中，经过酷刑，臧谷峰等人又供出一个“阴谋暴动组织”来。据称这个组织的目的是推翻执行六大政策的现政权，建立脱离中国的伪政权，时间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二十日的革命纪念大会上，先刺杀盛世骐，并刺杀盛世才及其他军政要人。主谋人是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军事总顾问托拉夫，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徐杰(即陈谭秋），民政厅厅长周彬(即毛泽民）。参加的人有各地区行政长潘伯南、卢毓麟、陈方伯、于德一、赵剑峰、刘西屏，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编译委员会委员长孟一鸣，机械化旅参谋长彭焕书、团长赵景棠等。
  在毒刑下，陈秀英屈打成招，自诬与肖作鑫、托拉夫通奸，她与姚执中分别负有搜集情报和刺杀丈夫的使命，拟在办理盛世骐的丧事中刺杀盛世才。
  1942年6月，把各地共产党员调回迪化，9月17日盛世才下令软禁全体共产党员和家属，9月27日共产党人陈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等被秘密杀害。这次“阴谋暴动案”涉及565人，有131名共产党员和家属被关押，判处死刑者88人。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正如美国驻迪化领事克拉伯说:“最近苏俄与新疆关系之恶化，系起于1942年夏季，由于新疆主席盛世才低估苏俄方面对德军的军事力量，而过分高估中国中央政府之潜力所致”(1943年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征信新闻社译二册）。这话是有道理的。
  第四次“阴谋暴动案”。
  1943年11月23日，苏军包围并全歼了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精锐师团33万余名，苏德战场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此后，苏军展开了一系列凌厉的攻势，到1944年把德军全部赶出苏联领土，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对日寇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日伪军26万余人，收复国土 8万余平方公里。而华中华南战场在日军进攻下，中央军遭受重大损失。豫、湘、桂、粤、闽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相继失陷。“陪都人心震盈”，善于观察形势，看风使舵的盛世才，原是想依靠国民党势力，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现在看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力量强大，盛世才便又想投靠苏联。1943年9月盛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经过观察认为“中央内部意志庞杂基础不固”(《新疆风暴七十年》)。“国民党所派人员源源进疆，威胁了自己的独裁统治，特别是国军移驻边防，力量雄厚，盛无权指挥，如芒刺在背，大感不安”(刘效藜《十年边政之剖视》）。于是故伎重演，炮制了“八·一一阴谋暴动案”，亦称“黄林案”。
  1944年4月17日，盛世才下令逮捕省教育厅厅长程东白，省党部委员何耿光，省政府秘书长刘效藜，新疆日报社社长宋会慈，副社长郎道衡等十余人，施用毒刑，迫使他们承认是受苏联和中共使命，程、何、宋三人在渝受训时，周恩来授命他们回新疆，与国民党来新疆的人员建立反盛组织，进行暴动，推翻现政权，并接受中共在新人员名单。事实上，程等在渝受训毕业是在1943年7月11日，而周恩来早已于6月28日离偷返陕。完全是捏造。
  6月26日又逮捕教师、学生150余人，说他们参加了程东白的“阴谋暴动”，其中有的中学生仅十四五岁。逮捕名单有一名新疆学院学生叫高维镕，是于1943年5月游泳溺水而死，说他也参加了 1944年的“暴动案”(《祸新记》之二记载）。
  8月11日，盛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逮捕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省党部委员童世荃和张志智，新疆特派公署苏联科科长丁慰慈……等共百余人。以后又捕了一二八师师长柳正欣，暂三师师长汤执权，骑十一师师长吴熙志，骑一师师长崔颖春等人。原还准备逮捕予七师师长李禹祥，以打击国民党在新疆的武装力量。李早有准备，盛约李谈话，李称有病不去，并加强了戒备。
  经过严刑逼供后，所定的罪名是，黄如今、林继庸等都是混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借派遣入新的机会潜入新疆，组织暴动。首领是梁寒操，梁在迪期间与苏总领事协议，暴动由苏联领事馆领导，由外交部特派员公署苏联科科长丁慰慈负责联络，由黄如今、林继庸负责指挥，由张志智、林伯雅等负责组织，由程东白负责联络学生，一二八师师长柳正欣负责联络驻疆部队，印刷厂厂长祁化成供给经费(印纸币）。以国民党在新人员（凡被捕者全打成共产党)为骨干，组织各方面力量，推翻盛世才政权。
  国民党人员初到新疆时，对盛世才制造的历次“阴谋暴动案”都深信不疑。及至大肆逮捕学生时，大家提出了疑问。等到“林、黄阴谋暴动案”发生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历次“阴谋暴动案”就是这样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制造”出来的。盛世才在炮制“暴动案”的同时，上书斯大林，表示要痛改前非，把请求苏军援救的密件交给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称“林、黄阴谋暴动案”中的人是日本间谍，蓝衣社成员反苏分子，企图再次政治投机，转向苏联。斯大林这次没有上当，识破了盛世才的阴谋，将信转给重庆政府。
  盛世才在给重庆政府的报告中，称“阴谋暴动案”的黄如今、林继庸等人是打进国民党内的“共产党”。蒋介石看穿了盛世才的阴谋，知道是借制造假案将国民党赶出新疆。于是决定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解决新疆问题。一方面令中央军源源进疆，并集中若干架飞机于酒泉；一方面于1944年8月16日命朱绍良飞迪化通知盛世才调出新疆去重庆任农林部长。这时盛世才看到大势已去，众叛亲离，不得已，黯然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