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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盛世才时期的新疆屯田盛世才，字晋庸，辽宁省开原县人。1917年留学日本大学，1919年回国后，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时军阀混战，南北对峙，盛弃文就武，考入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结识了教员郭松龄。后来郭在奉军当旅长，盛投郭任上尉参谋，1922年被郭保送日本陆军大学。1927年回国，曾任南京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科长。
  1929年被鲁效祖招聘入疆，遭金树仁排斥，不得志，曾任参谋、参谋主任。当哈密农民起义，马仲英入疆，金树仁的军队连遭惨败，金树仁才被迫起用盛世才，由参谋长而任东路剿匪总指挥，连战皆捷，威望日增。当“四•一二政变”时，他统重兵逼进迪化，占领制高点“一炮成功”(地名，在迪化城北），金树仁被迫西逃下野，盛世才被举为督办，刘文龙为主席，从此新疆开始了盛世才时代。
  第一节征服豪强，平定内乱，逐步统一新疆盛世才上台于1933年夏，新疆的局势是：回族将领马仲英率强悍的36师万余人占领哈密镇西、木垒、奇台、吐鲁番、鄯善、托克逊;马仲英部下马黑鹰北陷阿尔泰、塔城;马全禄兵围迪化;西有张培元统兵6 000相抗衡;在南疆有铁木尔起义，联合马仲英的部将马世明，占领焉耆、库尔勒、轮台、拜城、库车、沙雅;和田被穆罕默德•伊敏占领；喀什的疏勒为马绍武所盘据;其余附、莎车、伽师……等地为萨比提大毛拉和乌斯满所控制。盛世才所统驭的有省军8 000人，东北军5 000人，归化军2 000人，共1. 5万人。盛世才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论兵力，敌强我弱，且在态势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马仲英大兵压境，全疆烽火四起，马全禄兵围迪化，粮食只能够二三个月之需。
  盛决定首先解除迪化之围，他派人收买马德祥(马全禄部下），贿重金，许高官，于1933年5月杀掉了马全禄。盛将原部驻南山柴窝铺一带的两千人马编为暂编第一师，任马德祥为师长，迪化之围遂解。
  第二步，迪化之围解除后，首要的任务是反击奇台，孚远一带的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联军。盛用“联和打马”的策略瓦解了马和联盟，使马仲英失掉维吾尔族首领的支持，成了孤军，这是马仲英失败的开始。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联兵反金，但和加尼亚孜因对马之势力日增，已存忌马之心。特别是奇台一战，马仲英将缴获的8 000支枪支、弹药无数全部独吞，和加尼牙孜大为不满。盛世才侦知，速派人与和加尼牙孜密议，许以南路警备司令之职，南疆军事行政概由和负责。和遂率部叛马而去，占领吐鲁番。1933年6月14日马仲英率步骑7 000由古城西进，盛世才率兵6 200余人东进迎击，会战于滋泥泉(阜康之东）。激战数小时，马军胜，盛几被俘，适天气突变，大雨滂沱，天气奇寒，马部衣着单薄，冻死者甚多，盛军乘势猛攻，马部大败，战死600人，降者500,逃散2 000多人，马仲英率3 000余人败退到吐鲁番。盛军收复奇台，盛率部凯旋回迪，受到盛大欢迎。
  第三步，联苏反张。皁在1933年5月，盛世才就派外交署长陈立德去拜会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之后盛又在家宴请孜拉肯和副领事甘宁，饭后在书房中交谈，盛将《资本论》、《列宁主义问题》、《共产党宣言》等书展示，并说，早在学生时代就信仰社会主义，即使在金树仁统治下，他也秘密研究马列主义。苏联领事信以为真，将会见情况向本国政府作了汇报。其实这些书是枪杀陈中后没收来的。
  6月，马世明计杀马德祥，迪化南山又为马仲英所控制，马世明出达坂城进攻迪化。7月9日，水西沟一仗，省军骁将刘快腿战死，迪化顿时又紧张起来，马仲英也招兵买马准备大举进攻迪化。
  这时马仲英与张培元联盟反盛正在酝酿，相约推翻盛世才后，马治南疆，张治北疆。盛鉴于形势危殆，10月，派外交署长陈立德赴莫斯科求援，11月苏派中国通布列索夫出任公使衔的总领事，10月11日盛世才率东北军攻打达坂城，大败，死伤惨重，马仲英再将迪化团团围住。
  马仲英令马黑鹰由塔城南下攻乌苏、绥来一线，结果于11月在呼图壁的石梯子被省军击败，马黑鹰本人被击毙，残部被全歼。
  张培元配合马仲英，率部由伊犁东进合击迪化，12月14日张培元命杨正中由精河进军乌苏，截留盛世才从苏联购买的大批武器，并向绥来进军，张培元发表反盛通电，亲到前线督战。盛世才背腹受敌。
  1933年12月苏联红军从霍尔果斯进入伊犁，逮捕各级官员，摧毁了张培元的大本营，前线杨正中亦吃败仗，张培元绝望，自杀身死。死前留一遗书：“一误于罗部长，一误于杨正中。”1934年1月20日，省军开进伊犁，红军撤回。
  第四步，全力反击马仲英，统一新疆。西线张培元失败，马仲英不知，以为省军西调，迪化空虚，亲率步骑7 000于1934年1月12日开始猛攻迪化，攻占飞机场和无线电台，省城危急，城内组织民团、商团3 000余人，手持长矛大刀，协助守城。盛世才紧急求援，正值危急之际，1月20日苏联红军2 000多人，从苇子塘进入塔城，急速南下，称“阿尔泰军”。2月3日，携大炮、装甲车进入迪化西郊的头屯河，前锋被马狙击，伤亡甚众。主力部队到达，依靠装甲车、大炮和飞机的优势，一场恶战，马仲英战死3 000余人，2月11日马仲英全线撤退。迪化之围遂解。
  1934年2月20日省军和红军8 0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追击马仲英残部,6日占达坂城,俘马部200余人。8日占吐鲁番，托克逊。3月13日占焉耆。马仲英在库车合并了杨正中的兵力继续西撤，一路遭受飞机轰炸，损失很大，主力留于巴楚，自己率少数部队撤回喀什。4月上旬，省军进攻巴楚，苏军毛兰诺夫骑兵团从伊尔克什塘进入喀什，与伊斯哈克别克骑兵团一起协助省军作战，马部总指挥率2 000余人投降。7月10日，马仲英从伊尔克什塘进入苏联，所遗36师由其姐夫马虎山统率进入和田地区，划和田、叶城、巴楚、于田、若羌、且末等九县为防区。盛世才给和加尼牙孜以省副主席职务，其部属由麻木提指挥留喀什，盛命刘斌为喀什司令，以监视麻木提。这样，群雄一个个的被征服，新疆统一。
  8月1日迪化举行庆祝大会，宣布新疆战乱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
  第二节“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覆灭正值盛世才、马仲英、张培元混战，新疆省当局自顾不暇之时，南疆先后出现了两个分裂割据政权。
  —个是和田的“伊斯兰王国”。
  1933年2月15日，和田人穆罕默德•伊敏侦知金树仁从印度运回一批军火，于是劫持了这批武器，在墨玉组织暴动。随即攻下和田、皮山、叶城、泽普、莎车诸城，伊敏举沙比提大毛拉为领袖，自己称和阗王。当“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被马仲英部消灭后，伊敏之兄满素尔自称帕夏（王），和田独立，称“伊斯兰王国”。马虎山率36师进驻和田地区后，打死满素尔，“伊斯兰王国”随即覆灭，伊敏逃往印度。
  另一个是“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部和乌斯满部、铁木尔残部联合攻占疏附，柯尔克孜族人乌斯满自称师长兼司令，劫掠财物，枪杀汉人，连维吾尔族亦难免，娶妾达30余人，群众怨恨。和田王伊敏率部到喀什，拘押乌斯满，控制了疏附。于是与沙比提大毛拉共同策划组织“东土尔其斯坦共和国”。英驻喀什领事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
  长期以来，英帝国主义策划一个“大伊斯兰教国”，它在印度的吉尔特设置了军事机构，以煽动印度、阿富汗之伊斯兰教徒叛乱，策划南疆独立，然后把南疆、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国联合起来，建立“大伊斯兰教国”，其首都就准备设在吉尔吉特(1933年8月20日《东方真理报》第200号,财团法人善邻协会调査部编《赤化线上的蒙古和新疆至中囯边境诸问题》，昭和十年日本公论社版）。
  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策划建立东土尔其斯坦的活动，得到了英国的支持，8月，通过印度政府派间牒潜入喀什，收买一些分裂主义者，大肆鼓吹“大土尔其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为此英国付出了 51万卢比的活动经费。在英领事的策划和导演下，1933年11月12日夜，“东土尔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告出笼(《新疆简史 》)，宣布脱离中国。
  这个共和国的组织纲领共三十条：第一条：东土尔其斯坦共和国依据回教教条而成立，谨遵万世不渝之《可兰经》所载条文命令以为准则。
  第二条:东土尔其斯坦为永久“民主共和国”，请求南京或国际联盟予以便利（即承认其“独立”）。
  总统为和加尼牙孜，总理为沙比提大毛拉。这个分裂祖国统一的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派人到印度、美国、阿富汗、伊朗、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苏联等国要求承认未果。寻求军援，仅得到英国1万支来福枪和200名士兵的支援(蒋君章《新疆经营论》)。对内实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鼓吹一切操突厥语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主张仇视和屠杀维吾尔族以外的一切民族，对汉、满、蒙等非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应予消灭。就是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也很仇视:“东干回更比汉人为吾人之仇敌，……须小心防备，更要激烈对付，绝不能客气”(予扶《记马仲英事》后半段，经张大军过目并抄录）。称“土尔其斯坦者，乃东土尔其斯坦人之东土尔其斯坦’’(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设宗教法庭，滥施肉刑，不按教规戴面纱的妇女竟遭枪杀。这个违反人民意志的小王国，在1934年2月6日，马仲英的部属马世明、马占仓攻占疏附城后，便土崩瓦解了。沙比拉大毛拉被和加尼牙孜拘送省军，死于狱中。和加尼牙孜到迪化当官。仅仅三个月的不得人心的“东土尔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告覆灭。
  第三节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盛世才统一新疆后，因长年战乱，田园荒芜，人口流失，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财源枯竭，通货膨胀，物价比战乱前上涨二三百倍(《上海时报》1933年12月1日载《新疆之危机与解决的途径》）。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困难重重。
  为了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生产，巩固政权，盛世才再次请求苏联支援，一方面借苏联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另方面也作为对抗南京的资本，保持其独裁统治。这时苏联正在忙于国内建设，需要东部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友好的近邻。盛世才标榜自己信仰马列主义，与苏友好，派人去苏联求援，斯大林欣然应允，从物力、财力、技术各方面给予支援。先后贷款750万卢布，并派熟悉新疆情况的阿不列索夫到迪化任总领事，全面负责对新疆的援助工作。派技术人员和专家来疆帮助建设，派专家斯瓦尼滋子等一批苏联共产党员来疆帮助制定“三年建设计划”。
  1934年4月12日，在纪念“四•一二政变”一周年时，盛世才提出了施政方略:即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仰自由；实施农村救济;整理财政;澄清吏治;扩充教育;推行自治;改良司法。这就是名震—时的“八大宣言”。同时提出了三大政策，即反帝、和平、建设。
  1935年4月12日，盛世才又提出了九项任务，除“八大宣言”内容外，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保持新疆为永久的中国领土；反帝反法西斯和永久维持中苏新善政策;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很明显，“九项任务”是“八大宣言”的发展。在新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亲苏的方针。
  1936年概括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作为完整的纲领和路线。以六大政策为号召，在新疆动员各族人员恢复生产，振兴经济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反帝会的章程中规定，本会的任务是:“领导全疆民众，确立新疆永久为中国之领土，决意与离间新疆各族之间之和平而企图乘机攫为殖民地之帝国主义相抵抗。”是受到人民拥护的。
  在苏联专家参与下，制订了新疆第一期三年计划，从1937年开始实行，集中力量进行和平建设。在阿山办金矿;拜城办铜矿;开采石油；发展交通运输;兴修水利;提倡农业，开垦荒地;整顿财政；改革税制；整顿银行;严惩贪官污吏;“贪赃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发展教育事业等等”。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较快，人口迅速增长，据统计:从1933年到1944年耕地从463万亩，增加到1 680万亩，净增1 216万亩。1933—1942年粮食总产由463万石，增加到1 173万石，净增710万石。这是近代新疆农业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由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1935年新疆人口为257. 7万，到1942年增加到373万，七年净增115. 3万。也是近代新疆增长最快的时期。第四节制造历次“阴谋暴动案”，清除异己，实行恐怖统治盛世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当他政权尚未巩固时，他伪装进步，广延人才，寻求各方支援，一旦政权巩固，大权在握，他认为对自己权力有威胁的人，即使是亲朋好友，他也可反目成仇，枉加罪名，置之死地。在其统治新疆期间，先后制造了四起冤案。
  第一次“阴谋暴动案”。
  1937年8月，盛世才唆使卫士宣称: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一个蓬头垢面的歹徒跃上主席台，准备谋杀督办。可是当时与会者均未见此事，随即逮捕了教育厅秘书主任张九泉，在酷刑下，供出了一个由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策动的“暴动案”。立即逮捕了大批人员，再施以毒刑，辅以“指供”、“诱供”，逐步发展成为一起“空前未有的、规模庞大的、带有国际性的阴谋暴动案”。其目的是刺杀督办,推翻六大政策，使新疆脱离中国。其步骤是，麻木提、马虎山举兵于南疆;和加尼牙孜、张馨、马绍武配合于省城;同时伊犁、塔城、哈密、阿克苏、喀什、和田、阿山等地发动武装叛乱以策应。该组织还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苏联驻迪化领事阿布列索夫的支持，来新的联共党员也参加了这一组织。这些“反动分子”还与东京、柏林、天津之日本领事，冀东伪组织、伪满洲国、阿拉伯的日本侦探，日本派到新疆的侦探发生关系，得到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全线援助〔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18曰《新疆曰报》〕。这个‘‘阴谋暴动案”的首领是教育厅厅长张馨，张于1915年武昌法政系学堂毕业即来新疆，在杨、金时代任过县长、外交署长，参与过“七•七政变”和“四• 一二政变”，盛世才时任教育厅厅长，对盛氏的专制独裁不满，盛将主席刘文龙拘押后，曾想拉张馨出任主席，遭张拒绝，盛怀恨在心，认为张是两次政变的参加者，好谋乱，必欲去之而后快。被捕的还有副主席和加尼牙孜、东北军将领刘斌、高等法院院长鲁效祖、蒙古族盟长西力克、建设厅厅长师世昌、民政厅厅长马绍武、财政厅厅长胡寿康、建设厅厅长巴彦毛拉、土产公司经理包尔汉、省政府秘书长黄翰章、塔城行政长赵得寿、伊犁行政长陈德立、阿克苏行政长沙力、和田行政长郑义钧、喀什行政长万献庭、迪化行政长徐廉、哈萨克族的首领凯满，还有县长、局长以及各界人士共一两千人，其中435人被判“谋反罪”，33人被判处死刑。这一阴谋暴动案，完全是酷刑逼供下的产物，根本没有一点物证，子虚乌有，情节离奇。盛世才制造这一冤案，清除了大批政敌，同时通过没收“逆产”，也大发其财。
  第二次“阴谋暴动案”。
  这次“阴谋暴动案”的主角是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杜是吉林怀德县人，盛世才的同乡，留日时的同学，国内知名的实业家和爱国人士。1935年7月，在他主办的《新生》杂志上登过《闲话皇帝》一文，因涉嫌日本天皇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横加干涉，制造事端，杜因此事被捕入狱。1938年来疆时对盛的六大政策颇有好感，曾写过《盛世才与新新疆》的文章，赞扬他的老同学，1939年应盛之请来疆任新疆学院院长。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诲人不倦，积极宣传抗日，在青年中威信很高，遭到盛的疑忌。杜秉性耿直，对盛世才不当之处，敢于直言。仗着同乡、同学的关系，还写了一封6 000字的信对盛进行批评。唯我独尊的盛世才看后大怒，哪能容得，于是开始派人监视杜;并于1941年5月18日将杜逮捕，罗织罪名，严刑拷打，诬陷杜重远是汉奸汪精卫在新疆的代理人，还和苏联的托派分子、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欧杰阳克联合，企图推翻现政府。
  其步骤是先在外区暴动，诱省军出城，趁城内空虚，由杜领导暴动夺权。
  捏造的“暴动案”，在北疆是由哈萨克族的阿山行政长沙里福汗组织，暴动成功后，成立蒙哈政府，首领是沙里福汗。在南疆的“暴动案”是在喀什、阿克苏、和田、莎车等地进行维吾尔斯坦独立运动，在迪化公安管理处副处长库尔班尼亚孜、财政厅副厅长库尔班色衣多夫、建设厅副厅长阿不都大毛拉的支持下，暴动成功后，在南疆成立维吾尔共和国，其首领是阿不都大毛拉。在省城由杜重远领导两个共和国。新政府暂与苏联友好，将来汪精卫的力量强大后，与苏联断绝关系与汪日亲善。
  盛世才将此案向斯大林作了报告，苏方派人来疆参加审讯，发现没有物证，口供是严刑逼出来的。结论是:“以李溥霖和李英奇为首的审讯委员会使用了一连数日的严刑逼迫犯人提供假供，他们是破坏新苏感情者，是假造犯人口供者，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42年2月对犯人再次严刑逼供后，重新审讯，要共产党人王宝乾、周彬（即毛泽民）也参加，审后周彬在终结签字时声明如下:“该案所有口供，没有任何真实证明”(陈谭秋《迪化近来两次审判情形>1942年5月7日）。
  这次被捕的有1 200余人，据盛世才在其回忆录中说：参加“叛乱”的有481人，其中59人被判死刑。杜重远于1943年6月被秘密杀害。
  第三次“阴谋暴动案”。
  盛世才是靠苏联红军的帮助，才打败了马张联盟而攫取了新疆的督办宝座。在开始一段时间，对苏联是友好的，对中共和民主人士是信任的。1938年10月以后，先后任命周彬代理财政厅厅长，孟一鸣代理教育厅厅长，萨空了为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杜重远为新疆学院代理院长，有的共产党人还担任了行政区的警备司令、行政长……等重要职务，这时共产党人为支持抗日战争，为发展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出色的工作，在群众中赢得了信任，威望日高，盛世才感到恐惧，认为这样下去，自己的独裁地位将会受到威胁，于是开始对共产党人加以排挤、限制。
  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了进攻，于1941年底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损失惨重。善于观察风向的盛世才，感到苏联靠不住了，这时八路军在敌后也处于困难时期，于是盛世才一反常态，由联共而反共，向国民党投诚。正如《祸新记》所述:“正值苏德战争节节失利，莫斯科芨芨可危的时机，盛世才开始转变，由亲苏而反苏。
  这一转变是为了保持其地盘的投机行为”，“此时中央(指国民党中央)每来一批要人，新疆则逮捕一批案犯，以表现转变之真诚，并加强中央对彼之信任”(《祸新记》之二,转引自《新疆风暴七十年》)。1942年的阴谋暴动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笼的。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派人枪杀了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
  盛世骐是他的四弟，原任督署卫队团团长，被盛世才送到苏联陆军大学学习，回新疆后任机械化旅旅长。他主张应与苏联友好，和中共合作，对盛世才政治态度的突然转变不满，时有规劝，盛世才甚为忌恨而枪杀。随即逮捕了机械化旅的一些军官及财政厅厅长臧谷峰、教育厅厅长李一欧、土产公司副经理肖作鑫，盛世骐之妻陈秀英，邱宗浚之妾姚执中，经过酷刑，臧谷峰等人又供出一个“阴谋暴动组织”来。据称这个组织的目的是推翻执行六大政策的现政权，建立脱离中国的伪政权，时间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二十日的革命纪念大会上，先刺杀盛世骐，并刺杀盛世才及其他军政要人。主谋人是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军事总顾问托拉夫，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徐杰(即陈谭秋），民政厅厅长周彬(即毛泽民）。参加的人有各地区行政长潘伯南、卢毓麟、陈方伯、于德一、赵剑峰、刘西屏，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编译委员会委员长孟一鸣，机械化旅参谋长彭焕书、团长赵景棠等。
  在毒刑下，陈秀英屈打成招，自诬与肖作鑫、托拉夫通奸，她与姚执中分别负有搜集情报和刺杀丈夫的使命，拟在办理盛世骐的丧事中刺杀盛世才。
  1942年6月，把各地共产党员调回迪化，9月17日盛世才下令软禁全体共产党员和家属，9月27日共产党人陈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等被秘密杀害。这次“阴谋暴动案”涉及565人，有131名共产党员和家属被关押，判处死刑者88人。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正如美国驻迪化领事克拉伯说:“最近苏俄与新疆关系之恶化，系起于1942年夏季，由于新疆主席盛世才低估苏俄方面对德军的军事力量，而过分高估中国中央政府之潜力所致”(1943年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征信新闻社译二册）。这话是有道理的。
  第四次“阴谋暴动案”。
  1943年11月23日，苏军包围并全歼了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精锐师团33万余名，苏德战场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此后，苏军展开了一系列凌厉的攻势，到1944年把德军全部赶出苏联领土，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对日寇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日伪军26万余人，收复国土 8万余平方公里。而华中华南战场在日军进攻下，中央军遭受重大损失。豫、湘、桂、粤、闽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相继失陷。“陪都人心震盈”，善于观察形势，看风使舵的盛世才，原是想依靠国民党势力，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现在看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力量强大，盛世才便又想投靠苏联。1943年9月盛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经过观察认为“中央内部意志庞杂基础不固”(《新疆风暴七十年》)。“国民党所派人员源源进疆，威胁了自己的独裁统治，特别是国军移驻边防，力量雄厚，盛无权指挥，如芒刺在背，大感不安”(刘效藜《十年边政之剖视》）。于是故伎重演，炮制了“八·一一阴谋暴动案”，亦称“黄林案”。
  1944年4月17日，盛世才下令逮捕省教育厅厅长程东白，省党部委员何耿光，省政府秘书长刘效藜，新疆日报社社长宋会慈，副社长郎道衡等十余人，施用毒刑，迫使他们承认是受苏联和中共使命，程、何、宋三人在渝受训时，周恩来授命他们回新疆，与国民党来新疆的人员建立反盛组织，进行暴动，推翻现政权，并接受中共在新人员名单。事实上，程等在渝受训毕业是在1943年7月11日，而周恩来早已于6月28日离偷返陕。完全是捏造。
  6月26日又逮捕教师、学生150余人，说他们参加了程东白的“阴谋暴动”，其中有的中学生仅十四五岁。逮捕名单有一名新疆学院学生叫高维镕，是于1943年5月游泳溺水而死，说他也参加了 1944年的“暴动案”(《祸新记》之二记载）。
  8月11日，盛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逮捕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省党部委员童世荃和张志智，新疆特派公署苏联科科长丁慰慈……等共百余人。以后又捕了一二八师师长柳正欣，暂三师师长汤执权，骑十一师师长吴熙志，骑一师师长崔颖春等人。原还准备逮捕予七师师长李禹祥，以打击国民党在新疆的武装力量。李早有准备，盛约李谈话，李称有病不去，并加强了戒备。
  经过严刑逼供后，所定的罪名是，黄如今、林继庸等都是混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借派遣入新的机会潜入新疆，组织暴动。首领是梁寒操，梁在迪期间与苏总领事协议，暴动由苏联领事馆领导，由外交部特派员公署苏联科科长丁慰慈负责联络，由黄如今、林继庸负责指挥，由张志智、林伯雅等负责组织，由程东白负责联络学生，一二八师师长柳正欣负责联络驻疆部队，印刷厂厂长祁化成供给经费(印纸币）。以国民党在新人员（凡被捕者全打成共产党)为骨干，组织各方面力量，推翻盛世才政权。
  国民党人员初到新疆时，对盛世才制造的历次“阴谋暴动案”都深信不疑。及至大肆逮捕学生时，大家提出了疑问。等到“林、黄阴谋暴动案”发生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历次“阴谋暴动案”就是这样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制造”出来的。盛世才在炮制“暴动案”的同时，上书斯大林，表示要痛改前非，把请求苏军援救的密件交给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称“林、黄阴谋暴动案”中的人是日本间谍，蓝衣社成员反苏分子，企图再次政治投机，转向苏联。斯大林这次没有上当，识破了盛世才的阴谋，将信转给重庆政府。
  盛世才在给重庆政府的报告中，称“阴谋暴动案”的黄如今、林继庸等人是打进国民党内的“共产党”。蒋介石看穿了盛世才的阴谋，知道是借制造假案将国民党赶出新疆。于是决定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解决新疆问题。一方面令中央军源源进疆，并集中若干架飞机于酒泉；一方面于1944年8月16日命朱绍良飞迪化通知盛世才调出新疆去重庆任农林部长。这时盛世才看到大势已去，众叛亲离，不得已，黯然离新。
  第五节大兴水利，举办屯田1943年“四•一二政变”前，因战乱，农民流离失所十室九空”，到处“残垣断壁，尸骸狼藉”，耕地荒芜70%—75%，牲畜死亡300万头以上，所余不足400万头。财政的唯一来源就是发行省票，原四两省票一元，猛涨到2 000两省票才值一元。当时生产力低下，大部分是“无垄”式的农业，“把种子抛在地下，用牛羊践踏一遍，然后凭它自生自长，农民多半是用古老式的木犁来耕地”(李薄霖《十年来新疆的经济建设》，载《新新疆》1943年4月12日）。
  盛世才面对当时的现实，经过专家们研究的结果，提出了新疆经济建设的方针:“农业和牧业是新疆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的必要条件，首先要开发水利；其次要使用农业拖拉机，逐渐走向农业机械化的道路；第三要改良籽种和使用肥料；第四要改善耕作方法和预防虫害；第五要开辟荒田和提倡选林;第六要禁止高利贷”(格兰纳《高的亚洲》第三部）。
  一、号召“全省总动员，努力春耕为了渡过困难，恢复生产，1934年初发动政府机关人员、各团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组成春耕宣传队，下乡动员农民修正渠道开垦荒地,搞好春耕播种。要求县政工作以督促扩大春耕，招抚安插难民为首要任务。战后农民进行生产有困难，政府“实施农村救济”。1934年度政府贷籽种约4万石，耕牛1 400头，耕马2 000匹，发放补助费48万元。1935年到1939年连续贷款贷种贷耕畜，六年共计贷款3 259 000元，籽种223 000石，耕牛2 600头，耕马4 600匹(《新新疆》卷一)。和田地区因马虎山盘踞时间长，受害甚大，政府豁免1937年田赋，1938年无代价发给农民棉籽和蚕籽。由于采取了“农村救济政策”，生产恢复很快，1936年耕地增加216 500亩，1937年增加421 600亩，1938年增加602 801亩，1939年增加715 855亩。粮食总产由1933年的4 634 000石，到1939年增加到6 591 323石，六年增长50%以上。
  二、组织军队屯田1934年冬，盛世才将新疆2. 5万人的军队，裁减1. 3万人，其中部分军官到政府部门任职，绝大部分官兵进行屯田生产。
  省政府于1943年冬组织屯垦委员会，其任务是:领导现役和退伍军人参加屯垦，组织屯垦军民发展农业生产，筹办屯垦所需要的物资和工具，帮助购买和使用农业机器，改良农牧业生产技术。
  盛世才督办和李溶省主席先后任命中将盛雨田、王勇为屯垦委员会的委员长，少将郭锡候、袁辅三和吴义成、张希良等为副委员长。
  委员会下设有总务部、设计部和调查部。1935年3月，新疆屯垦委员会颁布《现役军人种地办法》。规定：（1)新疆各部队现役军人，从1935年起，都应自行种田、种菜和割草，以省公家经费，增加部队给养。（2)各部队应挑选一部分官兵，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起，按时轮流换班耕种。（3)各部队如因二十四年筹办耕作已晚，到民国二十五年，各部队必须按照十分之三的人数，到指定耕种地区，从事农作，不得间断。（4)每50人编一组，各组使用种子、牛马、农具和补助费银，由本会会同财政厅协办。（5)每10人定为一股，设股长1人；五股一组，设组长1人，组长由能干官长担任。官兵薪饷照旧发给。（6)秋收以后，应把所领籽种归还公家，其中牛马农具由各队保存，作为公物，若有遗失或损坏，责令赔偿。用久废弃不在此例。（7)各组应有收成帐一本，秋收以后，各组长可以从总收入中提取25%，分赏各股士兵，再提5%，作各组长、股长奖金，其中工作组长应得5%中的三成。（8)各带队官长（旅、团、营、连长）和经营人员，对于提倡农垦确有成绩的人，应从总收入中提取5%，以作鼓励。在屯垦委员会统一指挥下，新疆驻军在各地按照规定参加了屯田生产。
  同年3月，新疆屯垦委员会还颁布了《预备编余军民屯垦办法》。规定：（1)安置这部分官兵应充分供给生产资料。如愿开矿，可送阿山开金矿;如愿筑路、开渠，公家也应给相应的代价;如愿从事农垦，由本会分给土地，从事种植。（2)编余官兵，由公家拨给各人土地60亩。按20人编一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组长由原有长官担任，率兵到指定地点屯垦。屯垦三年后，官属土地拨给官兵，作为私有财产。（3)屯垦所需籽种、牛马、犁铧、车辆、农具等辅助银，由本会会同财政厅协办。公家发给带队官15万元垫款。如果各队官兵不能勤劳耕作，秋后收回所领土地和交拨各种款项，并给以相应的处罚。各队各组所领籽种，本年秋收后从所收获粮食中扣还。
  若遇荒灾，可以延长到第二年秋后。农具、牛马购置款，分三年偿，还。(4)各队官兵给养，照旧章每天发给大小米或面粉一斤半，至新粮收获后的9月底停发。如遇荒年，可再发一年，到第二年9月底。
  此后停发，不再延长。（5)政府酌量发给薪饷。（6)免费发给旧军服装。（7)要求各区、县长协助，乡民支持。各屯垦官兵不能扰乱地方，刁难乡民。
  1935年，省城的编余退伍官兵500人，进驻南山水溪沟一带屯田。由刘世凯任大队长，下设五个分队，第一分队97人，当年收获小麦113石。第二分队87人，当年收获小麦203石。第三分队90人，当年收获小麦135.13石。第四分队60人，当年收获170石。第五分队91人，成绩最好，收获小麦273. 9石，且农具无损坏，牛马膘肥体壮，队员潜逃最少，分队长崔振统记大功一次。而一分队收成不好，分队长被撤换，南山屯田官兵当年收获小麦共895石。
  第二屯垦大队到迪化北郊青圪达湖一带进行屯田，共有退伍官兵3 005人，其中有中校1人，少校1人，尉官841人，士兵2 162人。1935年春，他们从乾德县借稻种30石，保安局借5石，主要种植水稻，后来，他们全部归还给迪化县粮仓(《新疆屯垦史>)。后来局势紧张，有的官兵被抽赴前线去了。
  在组织军队屯田的同时，还组织了官警屯田生产。
  1943年4月，新疆警务处官警合作社在迪化创办农场一处，耕种土地十戽，并增设缝纫部，吸收官警眷属参加工作，农场及缝纫部所得进益，均用以补助官警及其眷属之生活。
  1944年，警务处与警校共种地八戽，每区局种地四戽，各县局二戽，各分所及派出所种地一戽。种植谷物和蔬菜，全疆警察机关共种地365戽(《新疆风暴七十年》)。
  1934年冬，伊犁警备司令兼屯垦使邱宗浚组织白俄军参加屯垦生产。
  1937年4月，屯垦委员会还组织省城公务员参加屯垦。以古城为第一区，绥来为第二区。在屯地设有公务员屯垦区公所，在各区设有正副区长1人，由该区耕作的公务员推选。除发原有薪金外，每月津贴80元作为正副区长办公费。
  三、创办农场，示范农民为了提高农业耕作技术，盛世才首次在新疆创办农场。
  晋庸农场:在迪化北部的青圪垯湖区域，到1942年已耕种土地4 000公顷（即六万亩），要求当年生产谷物（主要是稻谷）2 000石，压种冬麦1 000公顷（1.5万亩）。该场从1938年开始，已有现代化农具。农场是引用红雁池水库的水进行灌溉，生产有保证。是新疆的重点农场。该场场长曾参加1941年11月22日召开的关于确定1942年农牧业中心工作会议，故该场以盛世才的字晋庸命名。
  反帝军农场:这是一个军垦农场，位于迪化南水溪沟一带。引用乌鲁木齐河水灌溉，水源充足，土地肥沃，1938年已开始使用现代农机具，1942年种地1 000公顷（1.5万亩），要求当年生产粮食(主要是小麦）3 000石，压种冬麦500公顷(7 500亩）。
  阜康农场：位于阜康县六营湖一带，土地肥沃，引用天池水灌溉，1942年已耕种土地5 000公顷（7. 5万亩），主要是种植粮食作物。
  吐鲁番农场:耕地面积4 000公顷（即6万亩）。吐鲁番是宜粮、宜棉，亦宜葡萄的地方，既引地面水灌溉，亦用坎儿井引用地下水灌溉。
  阿山农场：1942年耕地3 000公顷(即4.5万亩）。阿尔泰地区无霜期短，宜于小麦生长，从1938年开始已使用现代化农机具。
  独山子农场:位于乌苏县境，引用奎屯河水灌溉，1942年种地500公顷(7 500亩），要求当年生产小麦1 000石。
  伊宁农场： 1942年已耕种400公顷（即6 000亩）。伊犁河谷气候温和，雨量为全疆之冠，是宜农宜牧的好地方。1942年计划生产小麦2 000石，棉花30吨，蓖麻籽50吨(《新疆风暴七十年》）。
  此处还在塔城、特克斯、库尔勒、焉耆等地创办农牧场。
  从1936年起，新疆政府开始从苏联购买现代农业机械，主要是农场和农试场使用，以提高耕作效率，向农民示范。也为农民代购一部分。1936年购进农机具2 500多架，1938年增加到20 891架，到1942年底，其购进农机具15. 5万架，同时引进各种农业仪器7种，药品9种，总共用款743 500元。
  这些农业机械共有48种，主要有拖拉机、单体犁、双体犁、之字耙、元片耙、播种机、中耕机、除草机、收割机、选种机、播棉机、打粮机、粉碎机、玉米脱粒机、喷药器、铡草机、马扒……等。一台拖拉机工作，可代替240个劳力。这是新疆现代化耕作的开始，要求1942年全疆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6%。
  除积极创办农牧场外，还在昌吉办了农试场。在吐鲁番创办棉作物试验场和模范养蚕室。在伊犁、塔城和吐鲁番建立果树园艺苗圃。
  为使全区逐渐良种化，1942年确定，由吐鲁番、喀什两地供应全疆1943年棉花良种。由和田、吐鲁番供应全疆蚕籽。伊犁、塔城、迪化供应全疆1943年乌克兰冬麦良种。
  第一个三年计划期间，在全疆建立气象测候所10处，农业技术指导站27处，在第二个三年计划（1940—1942年)期间，又增加农技站17处(《新疆风暴七十年》)。
  四、招募关内农民进疆，举办民屯金树仁时期，新疆大乱，由于战乱和民族互相残杀，人口锐减，劳力奇缺。城市雇一工人，“其工价之高，超过机关首领薪俸金额，还找不到工人”(《新疆风暴七十年》）农村大片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为了迅速恢复生产，除动员新疆农民兴水利，开荒种地，恢复生产外，还从关内大量招募农民进疆，兴办民屯。
  1942年春，农林部长沈鸿烈到迪化与盛世才商定招募河南农民入疆，利用从苏联运进大批军援物资的回程车，由西北公路局负责运输。从西安运出92车，共4 064人，平凉运出2车共73人。到哈密73车共3 118人，其余运至乌鲁木齐。
  据《现代西北》七卷二期1944年8月15日报告数字，这次进疆农民分配给迪化县2 000人，孚远县500人，木垒河300人，七角井50人，乾德600人，绥来县450人，昌吉县400人，阜康县1 100人，奇台县1 200人，呼图壁400人，合计7 000人。
  1944年统计，招募进疆之垦民共38批，1 091户，4 666人。其中男2 673人，女1 993人。12 —17岁827人。河南来的3 869人，山东350人。
  安置难民407户，988人，其中甘肃610人，河北123人。
  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行政年鉴载：“尚有垦民共10 110人，义童500人，共拨可耕熟地3. 2万亩有奇。垦民住房三年共完成1 100间，其移运费用自开垦开始至三十三年（1944年)九月止，计共支付法币58 107 154元，至安垦贷款以及房屋建修贷粮等项尚未计算在内。”(《新疆风暴七十年》)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为了招募农民进疆，发展民屯，政府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从运输进疆，沿途接待，发放衣物，供给粮食，到了垦区后，划拨土地，修建房屋，生产贷款、贷粮，一一妥善安排，十分重视发展民屯。
  1943年，政府又招募6 300人进疆，由政府拨给木材，建筑房舍，拨给土地，贷给种子、农具、耕畜。为了鼓励生产，三年之内，不征粮赋(《新疆屯垦史》）。
  1943年，由战时救济协会所属洛阳，济源，平陆，西安等四地的教养院征选难童474名（途中遇匪死亡2名）运往新疆，安置在哈密和吐鲁番两地（民国三十五年七月社会部《流落新疆难童急救及安置办法》）。
  1942年，国民政府提倡开发大西北，颁布《赴新工作人员登记办法》和《待迁办法》。青年响应者甚众，仅重庆一地登记者5000余人(《新疆简史》第三册）。
  五、兴修水利新疆是灌溉农业，降水量极少。没有水利，就没有绿洲，没有农业。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动员全疆军民，一方面对旧渠进行疏浚，同时积极修水渠，筑水库，挖坎儿井，成效显著，据青海正闻社于1939年12月报道，第一个三年计划结束，1939年已成渠道干渠944条，可灌农田10 758 526亩，较1933年的460万亩，增加615万亩，第二个三年计划完成，1943年共有渠道1 477条，渠长32 720.5公里，可灌溉农田14 943 726亩，较1939年增加灌溉高积418. 5万亩。到1944年9月，全疆共有渠道1 578条，渠长36 099. 5公里，灌溉面积16 800 912亩，较上年新增灌溉面积186万亩。与1933年相比，十年共增加1 200万亩，每年以120万亩的幅度增长。其恢复之快，增长速度之高，是大兴水利的结果。各地区兴修的水利工程，主要情况介绍如下。
  1)迪化区：1939年有灌溉面积813 245亩，到1944年共有渠道193条，灌溉面积达到1 556 345亩，增长74. 3万亩。五年增长90%。
  迪化县:红雁池水库工程，引用乌鲁木齐河水，水库原有周长3公里，蓄水量为1 500万立方米，政府于1939年开始测量，1941年开始加修，由苏联工程师设计，水库完成后，蓄水量达1 900万立方公尺，可灌溉农田4. 5万亩。引水渠1941年9月开工，渠长6公里，挖土石方7. 5万立方公尺，流量3. 5秒/立方米。放水渠及晋庸渠于1932年动工，渠长26公里，灌溉迪化北郊晋庸农场及附近农民土地，渠道流量4秒/立方米，挖土石方3. 5万立方公尺。水库出水隧道长160公尺，木制水洞90公尺，砖和水泥砌成70公尺，高1. 25公尺，宽1. 2公尺，铁制闸门，以钢丝绳连系坝顶之绞车，由绞车司其启闭。工程费用，新疆币115万元。
  第二个三年计划期间，在南郊柴窝铺及达坂城，修水渠7公里，可灌溉地7 500亩。
  在迪化西河坝修筑河堤，长1 900公尺，保证了乌鲁木齐河下游农田的安全与发展。
  阜康县:天池水库，天池又名瑶池，位于阜康县正南之天山博格达山峰之间。南北长2公里多，东西宽1公里许，面积约3平方公里，最深处达150米，蓄水1. 5亿立方米。1942年，政府请苏联工程师勘测设计，于东缺口筑坝建闸，年放水量700— 1 200万立方公尺，闸门由生铁铸成，绞车启闭，工程费用100万元，可增灌农田二万亩。1943年5月竣工放水，经阜康渠道，六营湖渠道灌溉阜康农田及六营湖农场耕地。
  呼图壁：1939年修建了梧桐窝子渠道，引用呼图壁河水，灌溉农田。
  绥来：1940年开工修建清水河子渠，于1941年完工，引用清水河子水，灌农田7 500亩，工程费用2. 5万元，由农民集资修建。
  吐鲁番县：1938年修建大河沿渠道，灌地4 000余亩。
  2)伊犁区：1939年有灌溉面积62 507亩,经过大兴水利工程，到1944年9月，共有渠道216条，长3 917公里，可灌农田2 007 388亩，增灌面积高达190万亩。成效异常显著。
  大裕农渠：1938年开工，流量32秒/立方米，灌溉农田32万亩，其中伊宁县29万亩，绥定3.2万亩，渠道土方由农民挖掘，工程费用18万元，由政府拨款修建，1940年完工。组建农裕渠保养委员会，管理渠道用水及养护事宜。
  小裕农渠：水源为喀什河水，灌溉面积126 400亩，工程费用新币50万元，由政府拨款，1940年开工，1942年完工。
  巩哈县:该县铁木里克地方，有荒地8万亩，1943年动员该县人民开渠17. 5公里，至1944年完工。
  昭苏县:农民艾孜木江自费于阿克苏河下游挖一条支渠，长15公里，灌地5 000余亩。
  河南县:察布查尔大渠，多年淤塞，水量甚少，1944年发动农民整修，3月开工，5月1日完工。
  伊犁区还整修了博尔博逊等11条渠道，长289公里，灌地632 185亩。
  3) 塔城区：1939年有干渠32条，支渠44条，灌溉面积仅55 212亩。经过五年兴修水利，有渠道140条，渠长3 673. 5公里，灌溉面积增至224 338亩，增加169 126亩，增长两倍多。
  沙湾县：1944年7月，成立沙湾县水利工程处，张立沛任处长，扩建该县新盛渠，干渠长34公里，引玛纳斯河水灌溉，可灌农田8万亩。后因民族军西进，工程暂停，1946年继续施工，完工后，灌溉面积增至15万亩。
  乌苏县：1949年动工修建独山子水渠，引用奎屯河水，可灌地1.5万亩，灌溉奎屯农场及农民土地，工程费用5万元，由政府拨款修建。
  第二个三年计划期间，还修建了谢家渠，引用四棵树河水灌溉，渠长6.8公里。
  额敏县：1944年将引自额敏河水的哈萨克渠加宽并修建龙口，增灌农田1万亩。
  在额敏河上开凿新渠，增灌农田3万亩。
  裕民县:该县牛县长于1944年7月，发动农民在且克尔及建于寺一带挖泉眼，修建小型沟渠3 760尺，宽1丈，深5尺，引水灌溉,7月29日竣工。
  4) 阿山区：1944年全区有渠道86条，长3 673. 5公里，灌溉面积 110 323 亩。
  承化县：1942年开工，修建阿苇滩渠，引开拉普河水，灌地12 350亩。
  巴里巴盖渠：灌地1 050亩。
  沙尔哈斯渠：灌地1 000亩。
  红墩渠：灌地1 100亩。
  木拐图渠：灌地400亩。
  克凌河渠:灌地1 356亩。
  可克苏渠：灌地5 500亩。
  塔尔郎渠：灌地150亩。
  盐地渠：灌地600亩。
  开木齐渠：灌地12 650亩。
  合计，共可灌地31 306亩。
  布尔津县:修渠三条，灌地6 750亩。
  修建冲户河东渠：灌地6 500亩。
  冲户河西渠：灌地2 050亩。
  树窝子渠:灌地200亩。
  吉木乃县:修渠引水，共增加灌地22 025亩。
  于县城附近修渠四道：灌地4 600亩。
  克克沁等渠：灌地11 400亩。
  二道水渠：灌地100亩。
  乌拉斯台渠:灌地3 800亩。
  尚有其他各渠：灌地1 825亩。
  哈巴河县:修渠增加灌溉面积共24 100亩。
  于县城附近修三道渠：灌地17 800亩。
  铁列子渠：灌地1 000亩。
  其他各渠：灌地5 000亩。
  福海县:修渠引水共增灌面积5 800亩。上龙口渠：灌地3 750亩。
  中龙口渠：灌地300亩。
  其他各渠:灌地1 800亩。
  富蕴县:修渠引水，增灌农田共5 750亩。
  于县城附近修渠：灌地4 250亩。
  哈拉春柯渠:灌地1 200亩。
  二台渠：灌地200亩。
  青河县:修建渠道，共增灌农田4 521亩。
  于县城附近修渠：灌地1 200亩。
  察汗河渠：灌地3 321亩。
  布尔根设治局：于县城附近修渠：灌地3 000亩。
  5) 哈密区：1939年灌溉面积为60 385亩。大兴水利5年，到1944年有水渠46条，长666公里，灌溉面积达174 806亩，增灌114421 亩。
  哈密县：修建石城子渠，引用石城子河水，引水量3秒/立方米，灌溉面积3万亩。政府拨款修建，农民亦筹集一部分，工程费用3万元，于1941年5月竣工。
  哈密县地下水丰富，打井抽水灌溉，可增灌农田13. 4万亩。
  开凿五道沟引水渠，增加灌地11. 4万亩。
  6) 焉耆区：1944年共有渠道101条，长度3 244公里，灌地面积 679 744 亩。
  焉耆县：1942年2月开工修建吐尔曼渠，次年竣工，可灌地7. 5万亩。民款修建，工程费用4万元，水源引自吐尔曼坡河。
  乌拉斯台工程：渠长30余公里，宽深均在1-3米，可灌田4.5万亩,1940年动工修建。
  据1944年调查，全县有水渠27条，渠长1 215公里，引水10秒/立方米，灌溉面积103 607亩。和靖县：有渠7条，渠长129公里，引水2秒/立方米，灌地19 050亩。
  和硕县:到1944年共有渠3条，渠长95公里，引水1秒/立方米，灌地11 155亩。
  库尔勒县:有主要水渠14条，渠长386公里，总引水量18秒/立方米，水源大半来自孔雀河，可灌农田149 426亩。计有：大墩子渠：灌农田11 500亩。
  都日必里渠：灌地17 200亩。
  克藏其渠:灌地7 800亩。
  沙衣里克渠：灌地2 500亩。
  波斯塘渠：灌地3 500亩。
  英奇克托海渠：灌地500亩。
  布托立奇渠：灌地60 430亩。
  其郎巴克渠：灌地4 240亩。
  铁克其渠：灌地5 000亩。
  哈拉苏渠：灌地2 840亩。
  水磨渠：灌地4 913亩。
  恰其渠:灌地475亩。
  尉犁渠：灌地528亩。
  以上水渠均引孔雀河水。
  库尔楚渠:灌地2 000亩，水源为山水。
  尉犁县：新平水渠，长124公里，引水1.5秒/立方米，灌地14 706亩，源于库尔勒河。
  阿哈苏南渠：渠长34公里，引水0. 15秒/立方米，灌地1 745亩，水源于孔雀河。
  穷克尔河:水源于渭干河，灌地983亩。
  特卡渠:引塔里木河水，灌地1 667亩。
  库孜渠：引塔里木河水，灌地674亩。英可渠:引塔里木河水，灌地555亩。
  库荒渠有2条：一条渠长10公里，引水0.3秒/立方米，灌地3 286亩。
  另一条长13公里，引水0. 7秒/立方米，灌地7 986亩。
  铁卡拉渭渠：灌地6 460亩。
  以上8条渠总长227公里，引水3. 68秒/立方米，灌溉面积38 062亩。
  7) 阿克苏区：1939年有干渠138条，灌溉面积2 961 747亩。
  到1944年，共有渠277条，灌溉面积3 989 622亩，五年增加灌溉面积1 027 875亩,平均每年增加20万亩。
  阿克苏县：1939年开始修建由柯柯巴什村之多浪渠引水，经多思纺村通往沙雅小路共124里长，渠宽6尺，深6尺，此渠对阿克苏人民生活影响很大。
  加宽扬基寒功渠道，长62公里，增灌农田1. 6万亩，1944年竣工。
  温宿县：1944年加宽扬基斯坦渠道，修复蒙古渠道，增灌农田1. 6万亩。
  阿瓦提县:1944年正修渠道，增灌农田1. 6万亩。
  沙雅县：1939年修卡牙河支渠，并修建龙口，增灌农田1万亩。发动农民49人参加，于1943年5月完工。
  8) 喀什区：1944年共有渠道136条，长3 125.5公里，灌溉面积 2 250 431 亩。
  巴楚县:1941年3月开工修筑红海蓄水库，库容2 000万立方米，1942年4月完工，工程费用80万元新币，受益面积33万亩，可增灌地6万亩。1944年修建了引水渠，增灌农田16 000亩。
  巴楚、伽师两县，利用叶尔羌河水源，开凿引水道，增灌农田8万亩。
  麦盖提县:修建晋庸渠，引自莎车河水。1940年3月开工，1941年10月完工，灌溉面积10. 5万亩。工程费用35万元，公款、民款合修。
  第二个三年计划期间，修建了引用玉河水的大渠，渠宽14米，深1.7米，灌溉农田30万亩。
  疏附县:修筑阿尔吐什河分水闸，1941年开工，1942年完工，灌地面积13. 5万亩。在库尔干河修了分水闸，1940年开工，1942年4月完工，灌地面积33万亩。以上两项水利工程，均是农民集资修建，共用新币87万元。
  9) 莎车区：1939年有干渠63条，灌溉面积1 206 922亩，到1944年有渠道225条，长3 654公里，灌溉面积3 508 548亩，较1939年增加灌溉面积2 301 626亩。平均每年增加灌溉面积46万亩。
  第二个三年计划期间，修渠一条由叶尔羌引水以资灌溉塔得尔及色格地特二村的农田，可增加灌地7. 5万亩。
  在苏古卡克湖上修筑蓄水池，以开发卡什里克之乌斯坦渠旁农田3万亩。
  10) 和田区：1939年有干渠124条，灌农田1 250 818亩。到1944年共有渠道158条，长3 189. 5公里，灌溉面积2 299 337亩。
  五年增加灌溉面积1 048 519亩。
  墨玉县：1939年修建哈哈卡力渠，为解决农民灌水困难，发动农民修建水闸一处，1943年10月开工，1944年1月竣工，农民自筹资金。于1944年2月10日动工，在墨玉河上游修大堤一道，长770丈,高丈余，宽2丈，公资合资修建。
  于阗县：1939年完成大渠六道:①第一区恰六等八庄大渠;②木哈拉庄大渠;③卡井庄大渠;④英阿瓦提庄大渠;⑤第二区哈提牙克庄大渠;⑥第三区亚里庄大渠。
  附表1:据青海正闻社于1939年12月间报道，新疆全省已成水渠，共有干渠944条，支渠2 343条，共灌田11 189 420亩。其中旧渠疏浚及其灌溉面积如下表: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5册3 878—3 881页资料制。
  1944年新疆水渠灌溉面积、人口统计1939年新疆水渠灌溉表 引自倪超《新疆之水利》38页，1948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军阀盛世才封建割据、独裁统治新疆17年，经历了一个由乱到治、又由治到乱的曲折过程。
  金树仁当政时期，政治腐败，新疆大乱。盛世才趁平乱之机逐步掌握重兵，金树仁见大势已去，通电下野。盛氏依靠苏军的支持，先后打败政敌马仲英和张培元，平定内乱，统一新疆，从而攫取了统治新疆的军政大权。在其执政初期，又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制定了“三年建设计划”，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此时盛世才伪装进步，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对外与苏联亲善，反帝抗日；对内联合共产党人，动员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大兴水利，举办屯田，振兴经济。这一时期，生产发展迅速，人口增长较快，新疆的形势是好的，于国于民都是有益的。但当1941年6月希特勒悍然对苏发动突然进攻，苏军损失惨重。10月，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这时八路军也处于困难时期。盛世才看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靠不住了，于是看风使舵，撕下伪装。露出了狰狞面目，由亲苏而反苏，由联共而反共，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到1943年11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围歼德军精锐师团30余万，随即发起一系列凌厉攻势，扭转了战局，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盛氏看到苏军强大的力量，又转而想依靠苏联。此人变化无常，翻云覆雨，其手段之卑鄙恶劣，为新疆各族人民所痛恨。特别是炮制历次“阴谋暴动案”，剪除异己，诛杀无辜，凶残狠毒，不仅导致了众叛亲离，民族关系紧张，千夫所指，而且为新疆大乱种下了祸根，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