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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师，《史记•大宛列传》作姑师。从中原西赴大宛，北去乌孙，均取道于此。匈奴从蒙古高原到天山以南也必经此地，是西域的战略要地，汉、匈反复进行争夺，史称“五争车师”。车师王以地接匈奴，恃其支援，不附于汉。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武帝遣赵破奴攻占车师，因无力控制，车师仍附匈奴。李广利伐大宛后，诸国皆遣子入侍，唯车师不从。此地之得失，关系着汉、匈争夺西域之胜败，故两家兵力在此角逐最烈。第一次是武帝于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遣李广利、李陵等由酒泉、居延等地北击匈奴，别遣匈奴降者开陵侯将楼兰国兵攻车师。结果，李广利被围，几不得脱，士卒死十之六七。李陵粮尽援绝降匈奴。开陵侯因匈奴右贤王数万援兵到，也不得不引兵去。第二次于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遣李广利将兵7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3万余人出河西，马通将4万骑出酒泉，道过车师北至天山，汉恐车师断汉军后路，乃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等六国兵别围车师。车师王降，臣属汉。第三次争车师于昭、宣之际。昭帝末年，匈奴为争车师遣4 000骑“田车师”。车师再附匈奴，并与匈奴联兵西击乌孙（乌孙与汉友好）。乌孙求援，汉于公元前72年，遣赵充国等五将军，率兵十余万，北击匈奴。遣常惠使乌孙,持节护乌孙兵5万，从西击匈奴，大败匈奴。车师境内的匈奴4 000名田卒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复占车师，更立乌贵为车师王太子，并“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汉书•西域传》）。
  匈奴三次兴兵西域争车师。汉大军来，车师附汉。汉军撤，匈奴兵来，车师则又叛汉附匈。反反复复，数附数叛。汉廷分析了西域的形势，认识到在遥远的西域，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兴兵，不屯田，不就地解决粮食供应，仅靠从关内千里运粮是无法持久的，是不能安邦定边的。于是借鉴轮台和河西屯田的经验，在西域发展屯田，以争车师。屯田与军事行动紧密结合，这就是第四次争车师的特点。据《汉书•西域传》载:“地节二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秋收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从这一段记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屯田与军事行动、与争车师的关系。“屯田、积谷，击车师”。“军食尽，且罢兵”。“秋收毕，复发兵攻石城”。粮食的供应，左右着军事行动。同时，汉武帝认识到屯田不仅对争车师关系密切，而且对定西域也关系甚大。“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盖积谷以安西国……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汉书•西域传》)。“盖积谷”和“安西国”联系起来。可见屯田在经营西域中的地位。
  第四次争车师始于公元前68年，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率屯田士卒1 500人并发诸国兵万余人进击车师，破交河城，为了巩固已得的车师，郑吉“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这是汉在车师屯田的开始。匈奴方面:“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汉书•匈奴传>)。
  第五次争车师于郑吉使三百人屯田车师之后，此举引起匈奴的恐惧。“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于是在元康二年(前64年)匈奴派骑兵进攻汉在车师的田卒。（郑)“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多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汉书•西域传•车师》)。汉廷令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兵出车师以北千余里，扬威武于车师旁，匈奴骑兵乃逸去，郑吉率田卒仍返渠犁。车师屯田暂停。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这是公元前62年的事。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发生政变。单于病死，右贤王与单于妻子私通，篡夺了王位，并大力翦除异己。左贤王的儿子先贤掸这时是驻守西域的日逐王，身兼僮仆都尉，按理应继承单于王位，此时不能不深感处境危险。于是表示愿归附汉朝。郑吉大喜，立即率屯田将士，“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汉书·郑吉传》。对匈奴1.2万人妥善安置后，陪同先贤掸到长安，汉朝封先贤掸为归德侯，郑吉为安远侯。
  随着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自然撤销，匈奴不得不放弃西域。
  郑吉声震西域，原先他护鄯善以西南道，现在又护车师以西北道，汉朝任命他为西域都护。西汉王朝自张骞出使西域后，经过近80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切断匈奴右臂、统一西域的宏伟大业。西域都护取代僮仆都尉，西域36国从此皆在都护管辖之下。都护府设在西域中心的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是新疆列入祖国版图的一个标志。都护代表西汉王朝给地方政权官吏(即西域诸国王侯)颁发印绶，有权征调诸国兵力、管辖驻军及屯垦官兵。
  《汉书•郑吉传》就此评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都护作为汉中央政府直接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据《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称赞西汉历任都护，“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
  西域都护设立后，公元前48年，汉在车师前部设置专理屯垦的戊己校尉，分戊校尉和己校尉，既是屯田长官，又是军事指挥官，受都护辖制，但有很大独立性，兵力调动直属中央，没有朝命，不得调遣，权力仅次于都护。
  车师屯田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交河，是车师前王治所。在今吐鲁番交河古城一带，汉在交河城附近有屯田点，罗布淖尔出土汉简多次记录了“交河壁”这个名称，其中的一枚简上写有：(缺）交河曲守丞衡移居卢訾仓“壁”字或写作“辟”，交河壁即为汉在交河城一带进行军垦而居住屯田吏卒的地方。按汉代官制，军事系统的大将军营共五部，部设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西域的屯戍部队，也按这个编制编列。但是我们从罗布泊汉简7号、2号、3号、4号、5号、6号中得知，汉在西域的屯戍部队除了设上述吏士之外，部这一级尚有左右之分，曲这级尚有前曲、后曲、左曲、右曲之别。另外又知道参加屯戍的人员系来自内地的许多地方，屯田士兵有部队的正规兵卒，也有召募的志愿兵“应募士”，还有调发而来的、应当判流放罪的犯人。这些屯戍者除了本人参加屯田，常住垦区之外，他们之中的多数还携家带眷，举家而来,而且自备农具、耕畜、衣物。34号简记录了今河南省南阳地区的一个叫宋钧的屯戍者(不知其职务），带着他的30岁的妻子，而且还带着私自随他前来的“私从者”。可见当时来交河、罗布泊等地屯垦的人，不但举家而来，而且有不少人还带来了他的同乡、近族等人。王莽时被投向匈奴的屯田官陈良残杀的屯戍军司令官、戍己校尉刁护，曾率领他的妻子、四个儿子女儿、侄儿等驻屯车师境内，部下人口多达2 000多人。陈良叛变时，杀了刁护及刁护的眷属，包括刁的儿子，所有的“昆弟子男”只留下了妇女和年幼儿童。从此一事件可知，汉在交河屯田时，从内地志愿前来参加屯垦的人员是相当多的，史书所记的人数只是正规部队人数。
  二是高昌壁。高昌壁是西汉屯垦吏卒驻扎的地方，因地势高敞开阔而得名，本车师前王之牧地，地理位置在今高昌古城。郑吉在车师曾开屯田，其驻地当在高昌壁，而其所垦之田，应在今吐鲁番盆地之东部一带。戊己校尉设立之后，戊己校尉的驻地自当不在交河，而应在高昌壁。《汉书•西域传•车师王》条称“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元始年间的戊己校尉徐普曾经提出开辟一条新路，使之便于与内地的交通，因车师后王姑句阻挠而罢，后姑句叛降匈奴，也是道出高昌壁。可见高昌壁一直是西汉屯戍军的驻屯基地。屯田士卒，有事则兵，无警则农，终于把这片绿洲开垦了出来，为后来形成高昌城奠定了基础。《北史•西域传•高昌》称:“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东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壁，故以为国号。”这一条记载便是我们得出以上结论的证明。不过这条记载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一点是“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根据这一点，就会使人觉得西汉在高昌壁一带的屯田并不是从郑吉派人时开始的，而是汉武帝的西征部队中之累弱者早就留在这里开垦了。武帝的西征军因缺粮而困疲不堪，沿途留下许多掉队人马之事，唯有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高昌壁最早的开发时代当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而不是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以后的事。李广利首伐大宛时，率骑兵6 000,各郡征来青壮年“数万人”，及至返回敦煌时，所剩士卒只有十分之一二，一部分士卒回不到敦煌而留在高昌地区垦田自立，应当是可能的，《北史》的记载，不能说没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