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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是一种伟大而奇特的政策，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古今守边备塞之良法”(《大学衍义补>)。故两汉以来，历代英明的君主，有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积极倡导与组织屯田。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屯田是千古之策”(《史纲评要》)。因此，屯田世代沿袭，无代无之。屯田始于何时？众说纷纭，大体有西汉说、秦说、西周说三种。
  现在主张屯田是创于西汉的学者较多。其根据是，西汉初年，匈奴不断跃马南下，肆意掠杀，严重的威胁着边境的安全。汉廷曾采用和亲、忍让的办法，结果无效。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上言: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旧居。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去时至，转牧行猎于塞下，我守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则远县才至，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不安矣又说:“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石，布渠答(指铁蒺藜)……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利施后世，民称圣明。”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汉书•晁错传》)，是为民屯之始。
  大规模的推广屯田，则是汉武帝执政时期。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汉书·武帝纪》)。
  公元前120前(元狩三年），徙山东“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汉书.食货志》)。
  其后又于元狩五年(前118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和太和元年(公元前104年)三次移民实边，在西北地区置民屯(《汉书.武帝纪》、《史记•匈奴传》)。
  以上民屯，规模巨大，人口达90余万。
  西汉军屯，始于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幕南无王庭”，匈奴远遁。“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史记·匈奴列传》)。
  太初元年(前104年)“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史记•平准书》)，三年，“益发戍田卒十八万（至）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史记•大宛列传》)。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后，于轮台、渠犁皆置田卒遣使者校尉领之(《汉书•西域传》)。昭、宣之际，军屯继续发展。昭帝采纳桑弘羊前议，“以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兵田轮台”。
  又元凤四年“遣司焉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楼兰”(《汉书•西域传》)。宣帝时，先有地节二年遣侍郎郑吉将免刑罪人屯田渠犁积谷以攻车师”(同上书），是为犯屯之始。后于神爵之时，采纳后将军赵充国“罢兵屯田，以待其敝”之策，置军屯于湟中，“分步兵九校吏士各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汉书•赵充国传》)。最后在战胜先零羌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宣帝又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1.5万人至敦煌，“穿井渠，建庐仓，积谷通渠”((汉书•西域传》)以屯田为征讨昆弥之基地。又遣常惠将三校士卒屯田赤谷城(同上书)。直到元帝之世，军屯仍积极推行。
  唐启宇、杨寿川先生持这种观点:汉文帝始创屯田，武帝发展屯田，昭、宣之世，屯田臻于完备。
  臧嵘先生则认为，屯田不是始于汉代，而是更早地始于秦始皇之时。《史记•主父偃传》提到秦始皇在朔方屯田实边是为“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原文是:“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不屯田，何以省转输戍漕。《史记》中记载的约七八处，主要在我国北方的河套一带，以及南方的桂林、象郡、南海等郡。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边疆长期定居下来。如《汉书•地理志》载:“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这些谪民，就是从内地迁往边疆的政治移民。
  刘光华先生则认为秦时没有屯田。
  第三种观点认为屯田既不是始于汉代，也不是秦时，而是更早，创始于西周。于省吾先生曾对甲骨文关于“圣田”一词的有关资料进行了研究考证，认为“圣”字即“垦”字。“圣田”即“垦田”。据此结论说:“商代统治阶级为了扩大生产，集中财富，在农业方面除去大令众人(众人是商周时的奴隶)协田和藉田外，又派遣爪牙率领众人，到远方异域，经年累月地从事艰苦劳役(引者注:指圣田)，对劳动人民剥削和压迫”(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载《考古》1973年第4期)。关于垦田上的劳动者，于先生认为是“众人”或“族人”。领导者是商王的爪牙，远方异域，指被征服的其他方国。
  于先生进而对周金“六自”、“八自”(引者注:西六自、殷八自是国家的正规部队)中的“冢司土”、“司佃事”、“司艺”等予以考证后结论说:“总括上述，则周王朝所辖的军队，既然都设有冢司土、司佃事、司艺、司牧及冢司马等专职，以掌管土地、农佃、种艺、放牧、马政等各项有关生产方面的事务，则在军队的物质生活供应上，只要取偿于军队的经常驻在地，便可以自给自足，省却了转粟输刍之劳。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屯田制”(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八自”及其屯田制》，载《考古》1964年第3期）。
  屯田究竟始创于何时，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屯田制创始于西周，逐步发展演变，到西汉时，屯田有军屯，有民屯，还有犯屯，其制度也逐渐臻于完善。
  西域屯田始于西汉元封年间(前110—105年）。据《汉书•西域传•乌孙国》载:汉武帝为“断匈奴右臂”，联络乌孙共同反击匈奴，“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在此筑塞屯田，为西域最先屯田者。以后相继在轮台、渠犁、北胥鞬、赤谷、伊循……等地进行屯田。
  以西汉为鉴，历代相沿。纵观历史，凡兴屯田，西域安，丝路通；屯田废，西域乱，丝路绝。大量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东汉时屯田的三废三兴，影响到丝绸之路的三绝三通，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