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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尸以古希腊、古罗马医学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医学传入我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唐时代。但从汉唐至宋元时期，西方医学本身还很幼稚，或处于宗教神学控制之下，比较落伍，传入我国也是零散的，因此对我国影响不大。
  到明末清初，西方诸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相继侵入我国。随着商人后面蜂拥而至的是各国传教士，同时也带来了一部分医药。公元1568年澳门区主教葡萄牙人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了仁慈会，还设立两所医院，一为圣拉斐尔医院，一为麻疯病院。前者是西人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医院，但由于主要为欧洲商人服务,所以知者甚少。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公元1582年第一个利用医药在中国进行传教，定居中国，先后在肇庆、南京、北京等地利用医药进行传教活动达三十年之久。公元1693年5月，康熙皇帝患疟疾，久治不愈，传教士汤若望等献上西南亚寄来的金鸡纳一磅及其他西药，康熙服药后病愈，从而传教士益得康熙皇帝信任。此后不久，法国传教医师罗德先慎斋(公元1645—1715年)亦曾为康熙治愈心脏病和上唇生瘤，于是进一步扩大了西医药的影响，但此时西医药仍未在中国形成系统。不久，因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西医药的传入亦告停顿。在医学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第一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在这一时期，尚有其他一些传教医师来中国边传教边行医，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罗怀忠子敬，曾习制药及手术，公元1715年来华，在京中为人治病，康熙五十四年，因精外科而奉召为内廷治病，后因染重症于公元1747年病死，卒后，帝赐葬银二百两;安太治得（公元1689—1758年），他于公元1719年来中国，精通医学，康熙皇帝最后数次出巡时，修士皆扈从，公元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染毒疮而卒；罗启明〓东(公元1725—1764年），于公元1751年来中国，进行治病传道活动，于公元1764年患肺结核病去世；巴新懋修（公元1712—1774年），曾任波斯王首席医官，公元1765年来广州，后返毛里斯岛，适乾隆皇帝第五皇太子病，往召，与汪洪司铎晋京，在宫廷供职，于公元1773年去世；韩国英伯督（公元1727—1780年），于公元1759年来中国，尝与俄国传教医师诊治民间疾患。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医药方面著作有利玛窦的《西国记法》，书中曾介绍神经、解剖知识，认为脑是“记含之室”，这是西方传入我国的第一部有关医学的书籍；熊三拔的《泰西水法》(系水力机械、农田水利方面的书）涉及有排泄、消化生理知识、温泉疗病法及药露蒸馏法等；艾儒略著的《西方问答》，利类思等合撰的《西方要记》等书，医药条中均载有制药露法；罗雅谷（公元1624年来华，公元1638年卒）、龙华民、邓玉函三人译述的《人身图说》一卷，邓玉函于公元1635年译述的《泰西人身说概》二卷等两书是最早传入、内容较为完备的解剖学专著。在“第一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传入的西方医药著作中主要介绍了医学方面的两大问题。其一介绍了西医有关人体生理的记载。如意大利教士艾儒略著的《性学觕述》卷四描述人体感觉器官，其“泪之官”称:“视之具则有三者，目之前后上下有薄膜层层，包护眸子，如城郭然。脑内有二筋通目，而授知觉之气，与其能视之力。其瞳清如水晶，不染一色，故能灼辨万色……”®又“耳之官”称论闻之具，人脑中有二细筋，以通觉气至耳。耳内有一小孔，孔口有薄皮，稍如鼓面，上有最小活动鼓捶，音声感之，此骨即动，气急来则急动，缓来则缓动，如通报者然。”96其他“鼻之官”论嗅觉，“口之官”论味觉，“触之官”论触觉均类之。汤若望的《主制群徴》卷上“人身向微”中，曾记述了血液生成和功用，该书称:“今论血所由成，必赖食化，食先历尺刀，次历胃釜，而粗细悉归大络矣，第细者，可以升至肝脏成血，粗者为滓……”97又称:“血行以脉，脉有所总曰络，络从肝出者，一上一下，各渐分小脉，至最细微。凡内而脏腑，外而肤肉，无不贯串，莫定其数。……从心出者亦有二大络，其一上一下，其分细周身悉与肝络同。所不同者，彼行血存血，此专导引热势及生养气之路耳。心以呼吸进新气，退旧气，直令周身脉与之应，少间不应，辄生寒热……而这些论述，它和我国医家一向推崇的《黄帝内经》理论显然有着不同的源流，这不能不受到当时我国一部分通晓医学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如明末著名医家方以智著的《物理小识》卷三“血养筋连之故”，就曾引用《主制群徵》所论“心脑与肝三者体有定限，必藉筋脉之势，乃克与身相维相贯”99的观点，指出这种“以肝、心、脑、筋立论，是《灵素》（指《内经》）所未发”100从而说明我国学者，当时已认识到西洋医学与祖国医学理论是迥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又如《人身图说》中主要包括论述脏腑、脉络、溺液、女人子宫、胚胎、筋络等总共二十八篇，五脏躯壳图形二十一图等。《泰西人身说概》上卷论述人体骨、肉、筋、皮、筋络、脉、血等十五部，下卷则分总觉司、目、耳、鼻、舌、四体觉司、行动、言语等八部。上述各论举凡生理、器官、形态、部位均言之很详。《泰西人身说概》明末曾由毕拱辰加以文字润色和刊梓，毕氏在序言中曾称:“邓先生《人身说》二卷……编中胪列诸部，虽未完备，而缕析条分，无微不彻，其间如骨节诸类，昭然入目者，已堪解颐……肉块四百余，分布运动，细筋为知觉之司，脆骨有利益之用，轩岐家曾经道支字否？……真可补《人镜》、《难经》之遗。
  ……闻西土格致名流，值有殊死重囚，多生购之，层剥寸到，批却导窍，毫发无不推勘，故其著论，致为精详……”101可见，毕拱辰对于西洋医学人体解剖生理方面的论述是相当推崇的。姚衡亦在清抄本《泰西人身说概》跋中写道《人身说概》其论极为精确，实医学之津梁也。原书均西国文字，非是不能传于东土。”102而《人身图说》由于只有抄本流传，流行不广，但它在明末清初在我国也有一定影响，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二载有“女变男”的传说，刘氏曾依据《人身图说》的某些生理观点提出“只内肾脱出便是，若男变女则无此理矣”的说法。103另外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公元1698年来中国，公元1741年卒）曾在清雍正年间，根据法国皮理的《人体解剖学》，用满文翻译成《满洲解剖学》一书，当时未能刊印，曾抄写三部，其后辗转流散。其二介绍了西洋医事制度和医疗设施，如在利类思等著的《西方要记》中称:欧洲“医分内外二科，有专以草木为药者，亦有兼用金石锻炼之药者。其看病诊脉之外，以玻璃瓶盛满水，验其色，识其病根。又知病概由败血而生，则初疾多以开脉出败血为法也……”104儒略《职方外纪》卷二称:“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字，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一乡一邑有小学，……优者进于大学，乃分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诊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105《职方外纪》卷二又称：“……又有病院，大城多数十所。有中下院处中下人;有大人院处贵人。凡贵人羁旅，若使客偶值患病，则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药物悉有主者掌之，预备名医，日与病者诊视，复有衣衾帷幔之属，调护看守之人，病愈而去。”106《西方要记》称:“大西诸国济院有五等，一为养病院，病院分而三;有可医之病，如疟、痢、伤损之类;有不可医而易传染，如疯、癩之类;有不可医而又不传染，如聋、瞽、歧之类，能饮食而不能动作。此三类，各分其所，以医养之。”107熊三拔在《泰西水法》卷四中称:“凡诸药系果、蔬、谷、草诸部，具有水性，皆用新鲜物料，依法蒸馏得水，名之为露。今所用蔷薇露，则以蔷薇花作之，其他药皆此类也。”108又称:“西国市肆所备药物，大半是诸露水，每味用器盛置。医官止主立方，持方至肆，和药付之……”109等，介绍了西洋医学分科、治疗、医药学校、医院设施、药物、药肆等诸方面的情况，与我国传统的治疗和药物炮炙方法不同，这对于处于封建社会后期我国当时的知识界来说，无疑都是很新颖的知识。
  在这一时期传入的西洋药物是以金鸡纳为首的一批药物。在清初,欧洲传教士的地位有所提高，尤其是在康熙时代。从历史角度推寻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传教士们擅长天文历法，因而取得优越地位，如汤若望曾被封为“通玄教师”,任“钦天监正”，得到信任；另一方面是康熙中年以后，先后曾患过疟疾、唇瘤、心悸等病，而都被欧洲传教医师所治愈。其中，特别是公元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疟疾病的被治愈，据法国人樊国梁的《燕京开教略》中篇记载：“康熙偶患疟疾，汤若望、刘应进金鸡纳，……皇上以未达药性，派四大臣亲验，先令患病者服之，皆愈。四大臣自眼少许，亦觉无害，谨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特于皇城西安门赐广厦一所(按：即北堂）。”110自此以后，外国传教士地位有了提高，康熙并进一步任用治愈他心悸症和唇瘤的法国人，精外科、谙脉理的罗德先慎斋和安泰等作扈从医生。不仅如此，当康熙的疟疾病被治愈后，他曾以金鸡纳作为“圣药”赏赐他的大臣和属下，金鸡纳由此得到传播。
  《圣祖五幸江南全录》中记载：“这金鸡纳是皇上御制，服了很好，这是十两，着赐提督。另外《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于公元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7月患疟疾，病势很重，亦曾向康熙讨求金鸡纳，康熙在派驿马送药的同时，还嘱咐了使用该药的方法，称:“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112，可是曹寅没有等到服药就病死了。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当康熙服用金鸡纳有效以后，最初还曾作为“御用药物”赏赐大臣以示恩赐。公元18世纪以后，金鸡纳在我国应用已较广泛，当时药学家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一书曾收入此药，在该书卷六记载:“予宋人晋斋自粤东归，带得此药，出以相示，细枝中空，俨如去骨远志，味微辛，云能走达营卫，大约性热，专捷行气血也。……澚番相传，不论何疟，用金鸡勒（即金鸡纳）一钱、肉桂五分，同煎服，壮实人金鸡勒可用二钱，一服即愈”113。另外，俞樾的《茶香室丛钞》卷二十二“金鸡勒”条亦记载：“余同年勒少仲中丞，极信此药，云不止治疟，兼可补胃……”114可见，欧洲传教士们带来的金鸡纳在中国的传播，曾有日益广泛的影响。从公元17世纪末迄于18世纪，除了金鸡纳在我国开始使用外，大约还有一些西药陆续传入我国，如在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中有这样的记载:晴雯“发烧、头痛、鼻塞、声重……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闻些.，痛打几个喷嚏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金星玻璃小扁盒儿来，递给宝玉，宝玉便揭开盒盖，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只顾看画儿，宝玉道：闻些，走了气就不好了，晴雯听说，忙用指甲挑了些……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囟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笑道，果然痛快些，只是太阳还痛。宝玉笑道，越发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说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说我说了，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贴头疼的音子药，叫做‘依佛哪’，我寻一点儿……麝月答应走了。半日，果然拿了半节来，便去找一块红缎子角儿，铰了两块指顶大的圆式，将那药烤和了，用簪挺摊上，晴雯自拿一面靶儿镜子，贴在两太阳上……”115这里的“洋烟”、“依佛哪”都指明为西洋用品，衬托着那镶有两肋带肉翅的西洋女子(安琪儿)画面的洋烟盒，就更可以说明药品的舶来性质。
  洋烟，在《本草纲目拾遗》卷二是这样记载的：“西洋出鼻烟，上品为飞烟，稍次则鸭头绿色，厥味微酸，谓之豆烟，红者为下……鼻烟，或冒风寒，或受秽气，以少许引之便嚏，则邪秽疏散，积懑亦解。烟有多品，总以洋烟为最，取其滋润不烈，所以为佳。”116至于“依佛哪”究系何物，尚不可知，但所谓“拿了半节来”看样子还是一种凝固性的栓剂。晴雯用缎角摊药，贴在两太阳穴上，这样的用法，倒是我国固有的外治法。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七“蓖麻”附方，有风气头痛“不可忍者，乳香、蓖麻仁等分，捣并，随左右贴太阳穴，解发出气，甚验”117。可见这种治头痛方法我国自古有之。晴雯用“依佛哪”治头痛，可谓“西药中治”。这些事例说明在这一时期，除金鸡纳以外，还有一些西洋药品也逐渐在我国人民群众中传播和应用。另外，在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三山论学记》中记载有几种欧洲药物，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的有鼻冲水（氨水）、强水（硝酸）等，以及治外伤的日精油、刀创水，开胃的檀香油，治风湿的肉桂油、金银露、薄荷露、玫瑰露、佛手露、桂花露、茉莉露、蔷薇露等数十种药露。除西洋药物外，在《西方问答》、《西方要记》“医药条”中有关于制药露法的记载，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何梦瑶的《医碥》中均述及药露，皆有引录。如《本草纲目拾遗》卷一 “药露”条有如下制露记载：“凡物之有质者，皆可取露……其法始于大西洋，传入中国。大则用瓶，小则用壶，皆可蒸取……时医多有用露者，取其清润之气，可以疏渝灵府，不似汤剂之腻滞肠膈也。”118这些记载是西方制药技术的最早传入。
  这一时期欧洲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医药知识虽为旧学，但对当时资本主义已有萌芽的中国，仍有某些积极影响，一些中医学者接受并引用了其中的内容和观点。如王肯堂的《疡科准绳》中记载了人体骨骼，崇祯进士金声接纳了“脑为记忆之官”的观点，汪昂的《本草备要》、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王宏翰的《医学原始》、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均接受了这一观点。这说明在“西洋医学第一次传入时期”，西方医药学知识的传入对当时中医药学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般自公元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为始，在中国医学史上被称为“第二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公元1805年英国人真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术从菲律宾传入中国，由于中国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和传播者，所以牛痘接种术很快就被中国人所接受，并得到推广。牛痘接种术虽然是近代医学上极重要的发明，但却并不能代表西方的医学体系，因此也不能构成对中国医学体系的影响，特别是清代乾隆中期以后，公元1757年清政府从对传教士严加取缔，发展到实际禁绝西学，使西学包括西医在大约70—80年时间内不能正常传入，直到鸦片战争。据公元1810年统计，当时在中国的欧籍传教士仅有三十一人，而且分散在十六个省秘密活动。
  公元19世纪前后，自然科学在欧洲获得很大进展，细胞学说、能量转化学说和进化论被称为三大发现，它为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欧洲医学在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方面都有很大革新，如诊断方法方面，听诊、叩诊的应用；治疗方面，麻醉术的发明，以及外科手术、无菌操作制度等，都为欧洲医学开辟了一幅新的图景。然而这一时期西洋医学在我国的传播，却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有很大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为了扩大资本输出，牟取丰厚利润，采取侵略的步骤，在不断把鸦片运输来中国的同时，还派遣了一批新教派的传教士和医生到中国来，企图通过医疗疾病和宗教宣传，从而配合在华政治经济利益的扩大。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教会曾主张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教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美国牧师裨治文在家信中写道:“我等在中国传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120这些赤裸裸的语言，把帝国主义传教士、医师们所负的政治任务供招得一清二楚。
  公元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腐败的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大量涌入，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医学也迅速而广泛地在我国传播开来。仅仅半个世纪，西医医院、诊所、医学院校、医学杂志，就差不多遍及整个中国。如中美《望厦条约》第十七款规定：“合众国人民在五港口（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121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也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122把设立医院、礼拜堂订立在两国条约内，可见当时帝国主义对于传教与办医院作用的重视。在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伴随下，西方医学在我国得到传播，其传播的形式大约有以下几种：其一，建立诊所和医院。据张星烺《欧化东渐史》等书记载，最早随鸦片商船到中国来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皮尔逊，他在公元1805年（嘉庆十年）来广州行医，以种牛痘为业，并写成《种痘奇方详悉》一书，后来译成中文。公元1807年（嘉庆十二年)英国教士医生玛礼逊来我国，在公元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传教外科医生立温斯敦在澳门开设诊所，并于次年扩大为医院。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传教医生郭雷枢亦来华，并在公元1827年(道光七年)在澳门设立眼科医院，次年又在广州设立一医药局，郭雷枢撰有《任用医士在华传教商榷书》一文，由于主张商业扩张可借助于传教事业得到发展，而传教事业又可通过医生治病达到目的的观点，引起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美国的注意。公元1834年基督教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会总部派遣传教医生彼得•伯驾来华，并于次年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成为美国来华传教兼任医务的第一人(继后迁地另建新院，遂名博济医院）。鸦片战争前，公元1838年(道光十八年），伯驾与郭雷枢相勾结，公开组织“广州医科传教会”，加紧配合当时外国在华的阴谋侵略活动。鸦片战争时，医院业务停顿，伯驾回美国。公元1841年，伯驾重回广州，开展博济医院业务，以医术为当时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们服务，也对一般百姓施一些小恩小惠，因此医名大震，博取了中国人对他的好感。但伯驾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办好一个医院，而是要借医生的威望以实现他的政治阴谋。公元1844年，美帝国主义继英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之后，采纳了伯驾的条陈，派遣使团到中国，伯驾与裨治文都作了使团的秘书与和议专员，要挟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望厦条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恶例，所谓“领事裁判权”就是《望厘条约》所开创的。事后伯驾为这项条约表功，他在日记上写道:“这一班大员的本人或亲属，曾请我看过病，所以一切交涉进行甚为便利。在这条约中，他们自动的加上准许外国人有教堂、医院、坟场、租地的权益，以表示感谢之意。”123这是伯驾自述他借医药事业以促成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成绩。因此裨德尔曾赞扬伯驾说西洋大炮不能举起中国门户的一条横木，而伯驾医师用外科小刀就打开了它的大门伯驾的医术，只是他的政治资本。公元1845年，他以策划侵华的“功劳”，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代理公使。公元1855年，他被任命为正式公使。伯驾借医术为帝国主义侵略眼务的罪恶活动，历史是不能原谅他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创立的博济医院，却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型医院，是在中国境内开始造就西医的摇篮。另外，如医学校的设立、西医书籍的编译、护士的训练、西药的介绍等等，多系博济医院首先提倡实行，影响遍及于全国，是在华历时最久的教会医院。公元1862年英国伦敦教会在北京建立“双旗杆医院”，公元1906年该院与其他几个医院合并为协和医院，成为北京最大的教会医院。其后陆续设立的医院有宁波华美医院、上海仁济医院、汕头基督医院、杭州圣公会广济医院、山东益都基督广德医院、天津马大夫纪念医院、宜昌普济医院、汉口普爱医院、山东德县卫民博济医院、辽宁盛京施医院、辽宁伊利沙医院、天津妇婴医院、福建霞浦基督教女医院、上海同仁医院、福建霞浦福宁男医院、广东北海普仁医院、山东潍县基督教医院、辽宁基督教医院、淮阴仁慈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厦门韦伯希医院、武昌仁济医院、宁波仁泽医院、广东东菀普济医院、苏州妇孺医院、吉林朝阳基督教妇科医院、济南华美医院、南京鼓楼医院、鼓浪屿救世医院、成都眼耳喉专科医院、嘉定仁济男女医院、江阴福音医院、福建古田怀礼医院、成都妇婴医院、成都平安桥医院、成都四圣祠医院、济宁德门医院等。据不完全统计，到公元1905年全国教会医院竟达一百六十六所、诊所达二百四十一处115。20世纪以后，教会医院又迅速发展，这些医院分布在全国各地，为在中国普及西医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基地。
  其二，翻译出版西医书刊。西方医学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应该从合信氏翻译传播中文西医书开始。这些医书包括《全体新论》(公元1851年）、《西医略论》(公元1857年）、《内科新论》(公元1857年）、《博学新编》(公元1859年）、《妇婴新说》(公元1858年），后经人合编统称《合信氏医书五种》。《全体新论》是近代传教士在中国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医学的著作。《西医略论》中的“中西医学论”是最早比较中西医的中文专论。这些书对于与西方闭锁隔绝多年的中国医学界、知识界来说震动很大。公元1845年英国人狄克氏翻译的《中英文医学辞索》，使中国人对西医名词有了进一步认识。此后美国教会医生嘉约翰于公元1854年来到广州，设立博济药局，施医给药，并附设医塾，广招学生，翻译了《西医内科全书》和《病症名目》、《西医名目》、《西药略释》等二十余种医书。英国人傅兰亚与赵元益合作翻译了《化学卫生论》、《西药大成》、《内科理法》等医书。英国人德贞翻译的《全体通考》、《西医举隅》、《西国官药方》等医学巨籍。此外，还有尹瑞谟译撰的《病理撮要》、《医理略述》，梅藤更译撰的《医方汇编》等医书。据不完全统计，从19世纪50年代到辛亥革命前，约有一百余种外国人译著的西方医药学书籍在中国流传116。这些由外国人翻译的西方医药书籍，对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
  自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一般学医者皆趋重于新的医疗方法，但由于上述外国人翻译的西方医学书籍有限，远不能满足中国学者的需要，而且国外每年出版的医籍多达数百种，为了提高中国人的西医学知识水平，及时介绍国外医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翻译工作必需尽快跟上。赵元益、丁福保二人有鉴于此，致力于翻译国外医学书籍的工作。赵元益，字静涵，江苏新阳人，他博通中西医学，曾历游英、法、意、比等国。同治初年(公元1862—1866年），英国人傅兰亚等来游中国。傅兰亚氏工于算，尤长于医，他和赵氏合作翻译医算各书，先后历时二十余年，所译医书有《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内科理法》、《法律医学》、《济急法》、《保全生命论》等六种，皆为赵氏执笔。时正当鸦片战争之后，风气尚未开，而赵氏能及时吸取西方医学之长以补中国固有医学之短，足见赵氏颇有先见之明。
  丁福保曾为他立传说：“昔时勤朴谨厚，朝夕从事刀圭，而不计值，如先生者，不概见。”127由此可见赵元益的为人。在我国最早翻译日本医籍的是丁福保。丁福保，字仲祐，江苏无锡人，生平精算学、医学，为华若汀、赵元益两人的入室弟子，曾任京师译学馆算学兼生理学教习数年。丁氏早年留学日本，因念日本与我同种，其古代医学也和我国相同，且革新较早，进步较速，当时已达相当水平，我国欲汲取新医学之精华，尚需假道于日本，似较欧美为便，于是翻译日本医籍凡数十种，名曰《丁氏医学丛书》，此为日本医学输入中国之始。丁氏一生译著编注之书，共一百六十四种，其中最巨者为《说文诂林》。这是丁氏最大的著述，凡有涉及说文的书，皆搜罗在内，共一百八十余种，计一千余卷，历三十年才完成。此外，还有《古泉大辞典》、《方言诂林》、《释名诂林》三种。丁氏翻译的医学书籍有《医界之铁锥》、《新本草纲目》、《化学实验新本草》、《食物新本草》、《汉药实验录》、《汉药神效方》、《中西医方会通》、《中外医通》、《汉医法典》、《历代名医传略》等书，但多为中西汇通的参考书籍。丁氏主张中西汇通，但反对牵强附会，而强调汇通必须从临床治疗着手，他曾说:“自咸同以来，海外之医学家来吾国者，踵相接不绝，而国人之习其术者，或留学东西洋，或肄业教会医院，每岁毕业者，颇不乏人，凿枘之不相入甚矣，夫中西汇通之难言也，虽然余力求中西之汇通，历有年所，略知一二，有可述者焉……每一病名，详列中西经验各方，使阅者知某病用中国方药为某药，用外国方药为某药，将上下数千年，东西数万里，扦格不通之处，融汇而贯通……盖以吾国古方居全书十之九，外国仅居十之一，学者易于触类而旁通之。”128丁氏晚年潜心内典，乐善好施。他一生译著丰富，对清末的中国医学和文化，有一定的影响。赵元益、丁福保译著的欧洲、日本西洋医学书籍，对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外国传教士们除翻译西医书籍外，还编辑中外文医学刊物。关于外国人所办的介绍西方医学的杂志，最早的是公元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北京京都施医院编辑的《中西见闻录》，后易名为《格致汇编》，并改在上海出版发行。其次是嘉约翰在公元1880年（清光绪六年)在广州主办的《西医新报》，性质为季刊，持续二年，共出版八期，是中国较早的西医杂志。此外，公元1888年（光绪十四年)上海博医会主办的《博医会报》在中国医学界影响较大，它是传教医生主办的外文医学杂志，专门介绍西方医学，公元1932年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合并，更名为《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除此，公元1887年(光绪十三年），在汉口的圣教会也主办了《益文月刊》，这是一种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综合性杂志。这些医学期刊对在中国传播西医学知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三，设立西方医学院校。帝国主义在我国各通商口岸及大都市设立医院，各医院招收几名中国生徒，训练他们担任护理工作或作传教士，当时并无正规的西方医学教育。公元1897年尼尔氏调査，在中国有教会医院六十所，其中三十七所都兼教生徒，但除三所收十名以上学生，其余仅收二至六人而已。这是西医教育在中国的开始，中国第一批西医如邱浩川、关韬等就是这样用带徒方式培养出来的。但这种办法成效不高，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于是逐渐办起了西医学校。但这一时期创办西医学校的特点是以教会创办为主，教会学校与教会医院并行，教会学校中的医校或医科以培养造就为教会医院眼务的人才为宗旨。外国教会在中国进行西医传播的步骤，首先是普设医院以博取信仰，其次是在教会学校中逐渐完成医校或医科的建设以巩固它们的根基。西方医学全面移植于中国，基本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的。公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教会医校已陆续具备规模。外国教会在我国设立的西医学校较早的有公元1866年医学传道会在广州博济医局内设立的博济医学校，这是外国教会在我国建立的第一所教会医学校。公元1888年，在美以美会支持下建立苏州医院医学校，公元1894年改称为苏州医学院。公元1896年上海圣约翰学院建立医学系，公元1914年改称圣约翰大学医学部。但公元1900年以前建立的教会医学校数量很少，规模也很小。据有人在公元1897年估计，当时中国共计有二百九十八名西医学校毕业生，在校学生一百九十四人129。《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教会医学教育迅速发展，几乎每省都有，其中较著名的有公元1901年广州的广东女子医学校（公元1902年改名夏葛医学校）。公元1903年设立的北京协和医学校由伦敦公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国外布道会、英国圣公会、伦敦教会医事协会等联合组建而成，公元1906年批准立案，公元1908年正式开学，成为当时第一个得到清政府承认的、最大的教会医学院，公元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收后改为协和医科大学。公元1906年武汉的教会在汉口成立汉口协和医学校。公元1909年由英国浸礼会与北美长老会在济南合办共和医道学院，即后来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公元1909年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招收医学生。公元1911年福州成立协和医学校，青岛成立德国医学校等。据公元1913年统计，在教会医校学习的学生约五百人左右130。不仅教会设立医学校，这时各国政府或私人也在中国设立医学校。如公元1907年德国人宝隆在上海设同济医院附设同济德文医学堂，公元1911年日本人在奉天（沈阳）设立南满医学堂等等。据统计公元1900年至公元1915年间各国在我国建立的教会医学院校有二十三所，护士学校以及药学校、助产学校等有三十六所131。关于这些医学院校的情况，格兰医士在其所作《中国医学教育》(载于《中西’医学报》1914年第4卷第7期中）一文中介绍了他的部分调査结果，学制多为4一5年,学生人数少则10余人，多则数百人，床位在40—270张不等,有三分之一是用外语(英、日、德语)授课，毕业后授予学士或博士学位。这些以教会为主主办的医学院校培养出来的医生，自然有一些被造就成教会或教会医院的“忠实干员”，但是也有许多人不曾被外国教会把他们的爱国心泯灭掉，不肯忠实地为教会服务，而致力于西医学术，对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于是有许多西方医药学各种图书的编译工作由他们所完成，也有许多人成为出洋习医的留学生。一套新的医学医术与固有的、经过数千年发展的中医学医术相接融，引起了空前巨大的影响。
  其四，吸引留学生。鸦片战争以后，有不少人到欧美各国学医。
  最早出国习医的是广东人黄宽，其次是金韵梅，以后出国的人逐渐增多。黄宽是近代出国习医的第一人，黄宽，字绰卿，广东香山人，生于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卒于公元1879年。其家世务农，父母早逝，赖祖母抚养。他自幼好学敏悟，曾入村塾，无奈终因家贫而辍学。十二岁时就学于澳门玛礼逊学校，受到西洋教育，因颖悟过人，曾深为校长布朗氏（美国人)赏识。公元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学校迁往香港，黄宽受聘在该校教授汉文。公元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冬，布朗夫妇返美，黄宽与容闳、黄胜三人随往，于公元1847年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四年，复得布朗夫妇资助，于公元1850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学习，历时七年，卒以第三名毕业，被授予博士学位。他于公元1857年(咸丰七年）回国后，在香港自设诊所。公元1858年入惠爱医院，施医给药二年，旋辞归悬壶广州，业务发达，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黄宽不仅医术精良，其为人治病一片热诚，尤足感人。生平患足疾，虽步履艰难，但遇延诊者，仍不辞前往。后因发项疽而卒，年仅五十一岁。卒之日，中外人士临吊者无不惮惜。黄宽为我国出洋学习西医的第一人，对于病理解剖深有研究，惜无遗著传世。近代我国第一个女留学生为金韵梅。金韵梅，浙江宁波人，公元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两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因为教会的关系，而被宁波基督教长老会的美国人麦加地收为养女。三年后，麦加地赴日，携其前往，在日本接受教育达十几年。公元1881年她十七岁时，赴美国进入纽约大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攻读医学，为班级中唯一的中国学生，四年后，以学业成绩第一名毕业于该校，获得很高声誉。毕业后进纽约大医院实习，于各科皆有较深造诣，亦常在国际著名的《纽约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深受美国医学界的好评。公元1888年（光绪十四年），金韵梅离美回国，先后在厦门、成都等地开设诊所，很受群众欢迎。公元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受聘到天津医科学校主持该校工作，培养医护人才。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金韵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岁。除上述诸人外，尚有谢天保、徐景义、陈仲篪、曾志沂、李应泌、傅汝勤、石美玉、林文庆、伍连德等人，先后出洋学习西医。公元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批中国学生到日本及欧洲各国留学。公元1907年日本和清政府订立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办法，由各省公费派遣留学生去日本留学，短期内赴日的留学生竟高达万人以上。这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的注意，公元1906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在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提出：“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能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我们可以不接受中国的劳工，但我们可以宽待中国学生，把我们的教育设施供给他们……这种道义上的影响的扩展，即使单纯从物质概念而言，意味着所付出的代价在回收时，将比任何其他方式获利更大。
  商业追随在道义和精神的支配之后，要远比追随在军旗之后更为合乎情理。”132公元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赔付美国庚子赔款的半数，作为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以后留美学生显著增加，其他留法、德、英等国的医学生较少。
  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大部分成为医学院的教学骨干，成为以后传播西医知识的主要力量。
  其五，开办药厂。帝国主义者为了配合医院、诊所日益开展的业务，在我国相继兴建了一些药厂。如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上海建立的英商老德记药房，公元1868年（同治五年）建立的德商科发药房，公元1886年（光绪十二年）建立的英商屈臣氏药房等，它们实际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在我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据点。这些药厂起初仅从事某些药品的制造和出售，可是后来他们为了追求利润，甚至连化妆品、汽水以及各种假药也制造出来。像老德记开始厂房并不大，至公元1889年(光绪十五年）却发展成为十二万元资本的股份公司，在汉口、芜湖等地均设立了分店，获得了大量利润133。
  在第二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外国传教医生有彼得•伯驾、合信等人。彼得•伯驾，美国马萨诸塞州人，公元1834年3月毕业于耶鲁大学，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5月被封为牧师。10月，受基督教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会总部派遣来华抵达广州。次年在“新豆栏”厂地开了一间眼科医局。公元1856年医局被焚，迁址重建新院，即日后的博济医院。鸦片战争期间，伯驾回美国曾向华盛顿当局建议在中国设立公使馆。公元1844年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时，其被聘为译官，次年升参赞、代理公使，但他并没放弃博济医院职务，直到公元1855年他由嘉约翰接替为止。公元1855年被任命为驻华正式公使，公元1857年告退返美。伯驾是西医输入中国的先锋，除创办医院外，还与哥利支、裨治文一同发起组织教会医师团体，即公元1838年在广州成立的“广州医药传道会”。这个传道会对早期基督教医药事业的发展作用很大，有人称伯驾为教会医药事业的鼻祖。伯驾本人精擅外科，并较早介绍了氯仿等麻醉剂到中国。伯驾借行医的名声，在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中，为美国顺利地得到中国的各种特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故很快被提升为使馆秘书、参赞、公使。公元1856年至公元1857年3月，伯驾三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主张由美国占据台湾，赤裸裸地暴露了其侵略者的丑恶嘴脸。他说:“台湾在目前已经成为我们许多商人的一个很有兴趣的题目……切盼合众国政府不要在这个关系人道、文明、航业及商业各方面利益的关于台湾的行动上退缩不前，”134“美国亟应占领该岛”135。公元1857年由于美国总统更迭，伯驾被调回美国，他的毒计才未能实现。伯驾固然对西医传入中国有一定的贡献，但他披着医药传道的外衣，实行侵略中国的政治阴谋是决不能忽视的。
  合信，英国人，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公元1839年受伦敦教会派遣来中国，他是一个对中国人民抱有善意，并致力于治疗和著述的传教医师。他对中医有批判也有所研究，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及西方医学发展的情况反映较客观。他的著作《全体新论》等内容新鲜充实，对中国医学界、知识界影响很大。合信氏是最早企图“沟通”中西医的人。他在《全体新论》例言中说:“是书之意，其与中国医书暗合者间引用数语，其不合者不敢混入。” 135如讲小肠为受盛之官，大肠为传导之官。因此，可把此书看作是最先用近代医学检验中医理论的中文著作。合信氏坚信西医理论可为中国人接受。在临床上他还使用了不少中药，如茯苓、泽泻、车前子、大黄、石榴皮等。合信氏认为西方医学先进的原因，一是医师管理制度严密，二是西医精于解剖，而“中医学今不如古”。合信氏曾在香港、澳门等地与洛后哈特等办医院，又曾在上海医院工作，为小刀会受伤将士治过病，并指出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
  除此之外，尚有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来华在公元1859年开办的博济医院、博济医校（公元1866年)，并在公元1886年创办的博济医学会，公元1886年出版的博济会报，为在中国扩大传播和巩固西方医学的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嘉约翰还编著了很多西医书籍和中英辞典，如公元1883年写的《内科全书》，公元1849年著的《病症名目》、《西药名目》等。英国医生德贞曾在北京同文馆医科教习多年，公元1884年译著《全体通考》，认为中医一无专功，二泥古法，并举日本弃汉医学西医获益良多为例，对中医多持批判态度。
  德贞还译有《西医举隅》、《英国官药方》等书籍。英国医生傅兰亚亦译有《化学卫生论》、《西药大成》、《内科理法》等西医书籍。另外，还有帕特里克•曼松，他是位对中国人民友好和卓有贡献的英国传教医生，公元1896年曾在伦敦保护过被绑架的孙中山先生，而且还“对中国人必将逐渐革新的智慧抱有充分的希望。”他在一次讲演中说：“聪明的人将再一次来自东方，那些带给我们印刷术的人，将以更多有用与和平的艺术给予我们……种痘术的发明人，将再一次对疾病的防治有所贡献，千百万人将加倍地在科学领域里增添新的内容，将以比他们得到的更多的东西还给欧洲人。”曼松等还在中国福建研究了丝虫病等。
  近代西医学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一门科学，它的传入客观上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科学知识，而西医医院的建立、西医书籍的出版和西医药院校的开办，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对我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贡献，对我国医疗事业、医学队伍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西方医学的输入和广泛传播，使我国出现了一支新的医学技术队伍——西医。他们中有直接出国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有教会医院带教的生徒，更多的是医学院校培养的毕业生。这支队伍成为我国西医事业的主要力量。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蔡翘、陈克恢、颜福卿、胡正祥、谷镜沂、侯宝璋等，为中国人民防病治病以及研究中国人的生理、病理和使西医学在中国生根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西方医学潮流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医学队伍产生了分化，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主张。一些追求进步的医学家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深感中医学术有继续提高和发展的必要，于是努力探索沟通中西医学的渠道，并逐渐形成了中西汇通的思潮和学派，成为中国医学发展中的一支新的重要力量。一些崇古思想严重的人则认为西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甚至以中医理论批驳西医学，代表了中医界的保守势力。当然大多数医家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些现代医学科学知识。西方医学的传入，使社会与医学界围绕对中医的评价问题发生了争论，一些对中医学缺乏深刻了解的人，或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对我国传统医学持否定态度，或把中国医药学当作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反对，甚至全盘否定；另有一些初步接受了现代科学文化的人，由于受了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把中医理论视为玄学，看不到它与西方医学是两种不同的体系，看不到它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优越性，因而只承认中药有用，产生了废医存药的思想；不少接受了西医学的人则对中医抱着轻视和不相信的态度，这些以后便成为国民党政府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为以后较长时间的中西医之争甚至中西医对立埋下了种子，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清代西方医学的传入，对中国医学产生了上述诸方面的重大影响。
  总之，清代海上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是相当频繁的。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药物学、针灸学、种痘术流传到欧亚诸国，对世界医药保健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随着殖民主义侵略涌入中国，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医学，西方医学在中国的移植，客观上为中国初步引进了医药卫生的现代化，并逐渐成为我国人民战胜疾病的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