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千年来两国人民有着长期友好的历史。明朝建立以后，曾经几次遣使通好，日本也派遣使臣来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密切。明初，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有了发展。在足利幕府时期，日本使臣从宁波至北京，他们沿途在杭州、南京、扬州、济宁等处进行贸易。日本向中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有铜、硫磺、苏木、刀、剑、漆器等。中国大批商船也开往日本的贸易港长崎，向日本输出铜钱、书籍、名画、丝绸、金银、工具等。
  在中日两国贸易中，除了两国政府之间的贸易外，民间贸易是中日贸易的主流。还有许多中国人侨居日本，在博多、平户岛等地，相继出现了华人聚居的“唐人街”。明代，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比以往更加密切。日本使臣来华，购买中国各种书籍，如百川学海、佛经等。日本文化界人士也相继来华访问，其中有著名的画家雪舟(姓小田，名等扬）和五山文学晚期的代表人物策彦（名周良，号谦斋)等。雪舟于公元1467年(成化三年）来到中国，虚心向画家李在学画，并精心研究宋元以来水墨画家的多种技巧。他回国后，在中国水墨山水画风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独特笔墨方法，创立了云谷画派，为日本水墨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策彦在嘉靖年间两次作为日本使者来华，先到宁波，后往北京访问。
  他留下的用汉字书写的两次访华日记《次渡集》和《再渡集》，是研究当时中日友好往来的宝贵资料。那时，为了适应日本雕版印刷的需要，有一批善于雕版的中国工匠东渡日本，著名的工匠有俞良甫、陈孟荣等，他们对中日两国之间印刷技术的交流和书籍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在泉州发现的日本大铜镜也是在明代传入中国的，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物证。
  中日医学交流继唐宋最为繁盛之后，到明代仍然十分密切，特别是学术和学术思想交往更加深入频繁。明初，日本来中国学习考察中医学的学者与唐宋时期的特点仍较一致，医学交往仍多带有宗教色彩。例如公元1370年，日本人竹田昌庆来到中国，拜道士金翁为师，学习中医学与针灸技术，成绩优异。他在中国期间，曾以其高超的医疗技术，治愈了明太祖皇后的难产病。当时明皇后难产瀕危，请他诊治，服药不满一剂，就生下了太子。因此，竹田昌庆被明太祖封为“安国公”，在当时名重一时。竹田昌庆在中国逗留了八年,其老师金翁深爱其才华出众，遂将其女儿嫁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竹田昌庆在公元1378年回国，带去了一批中医典籍和针灸明堂图等。这种交往在中日间是重要的。但似乎还只是比较不成熟的医学交往，在学术上的研探也很不深刻。明代中叶，中日医学交流向成熟方向发展。日僧月湖于公元1452年来中国，随明代医学家虞抟学习，并以医为业，著有《全九集》(公元1453年）、《济阴方》(公元1455年)等著作。公元1487年日本田代三喜来华学习中医药学，尤其崇尚李杲、朱丹溪学说，公元1498年回日后，大力倡导李、朱学说，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福药势剪》、《直指篇》、《医案口诀》等书。李杲、朱丹溪学说在日本医学界能得到广为流传，田代三喜是重要的传播者，并且以他为首后来逐渐形成了—个学派。
  公元1492— 1500年，日本坂净运到中国，学习中医与张仲景学说。回日本时，他带去了《伤寒杂病论》等。坂净运回日本后，先后撰写《新椅方》、《续添鸿宝要钞》等书，向日本医界介绍传播张仲景学说。
  公元1539—1547年，吉田宗桂两次来华，第二次在华期间，曾治愈过明世宗的疾病，回日本时，明世宗赠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等。吉田宗桂对本草学尤为精通，故有“日本日华子”之称。
  公元1531年，曲直濑道三到田代三喜门下，学习十余年后，在京师创设“启迪院”传授医学，特别推崇朱丹溪学说。此外,他也很注意虞抟、王纶的著述以及《绍兴本草》。公元1571年，曲直濑道三编著《启迪集》，对李、朱学说作了发挥，成为日本医学“后世派”的骨干。曲直濑道三的养子曲直濑玄溯，继承养父的医学主张，也推崇李、朱学说，并尊奉中国宋以前的医学。
  曲直濑道三的女婿与门人等，虽崇尚李、朱学说，但别成一家，其中影响较大者为古林见宜，著《纲目撮要》等书，对外科的诊治，曾从《肘后方》、《集验方》与《千金方》等书中引录了不少内容。古林见宜还同堀正意创办“嵯峨学舍”，对门生讲授医学，对李梴的《医学入门》特别称誉，以致后来《医学入门》在日本流行颇广。
  不久，在日本医界出现了与“后世派”相对立的“古方派”，其先驱者为永田德本(公元1508—1624年），他在受到坂净运推崇张仲景学说的影响后，也崇尚仲景学说，反对曲直濑道三所推崇的李、朱学说。
  其后，名古屋玄医（公元1627—1696年）、吉益东洞（公元1702—1773年）等也尊奉“古方派”的主张。
  《本草纲目》出版十余年后，就流传到了日本。公元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日本庆长十一年），中国学者林道春（又名林罗山、林信胜，公元1583—1657年）将一部明版《本草纲目》献给江户幕府创建者德川家康(公元1542—1616年），德川家康将其珍藏于家中。据《罗山先生行记》载，林罗山曾给德川家康讲述《论语三略》，“更与医官研讨医药之事”96。因此，其中很可能也讲述讨论了《本草纲目》内容。
  《本草纲目》流传到日本后，迅即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公元1608年，曲直濑玄溯（公元1519—1631年）在其《药性能毒》一书之跋中写道：“近《本草纲目》来朝，予阅之，摭至要之语，复加以增添药品。”97正表明他参考引用了《本草纲目》之内容。
  公元1612年，林罗山写成的《多识篇》五卷，是摘录《本草纲目》部分内容并加以训点编成。据公元1630年出版的《罗山先生文集》记载，林罗山曾写道：“壬子之岁（公元1612年），（予）跋写《本草纲目》，而付国训鸟兽草木之名，不在兹乎目以命名”98。《多识篇》之编成，为日本学者阅读《本草纲目》提供了方便。其后，公元1631年京都又出版了林道春谚解的《新刊多识篇》五卷，书中所载各药物除中药原名外，还附以日文名称，因此该书又称《古今和名本草》，成为日本早期研究《本草纲目》之专著。
  17世纪初期以后，《本草纲目》的众多版本陆续从中国传到日本。日本宽永十四年（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京都刊行了《本草纲目》的最早日本翻刻，除了翻刻汉文原文，还对原文进行校订和标点，并在汉文旁用日文片假名填注、标音及训点99。其后，又陆续出现了多种《本草纲目》的“和刻本”。
  明代中国医学家到日本行医讲学者也多有其人，这里仅举一人为例。明末陈元赟(公元1587—1671年），名跑，浙江余杭人，是一位博学卓识之士，长于诗文，旁及书法、绘画、制陶、建筑等，对医药、针灸、气功、导引、食疗、饮食营养、烹调、点心、饮茶等也很有研究。公元1619年他东渡日本，在日本居留和传播中国文化和医药学五十二年，公元1671年在日本长崎逝世。陈氏居留日本半个多世纪，与日本学者交游甚密，特别是医学界的朋友很多，他们之间经常进行医药学研讨。例如野间三竹，他是日本李、朱学派创始人田代三喜的四传弟子，寿昌院著名儒医，著有《席上谈》，陈元赟为该书写序。其次如泷川恕水，他是三竹的弟子，也与陈氏颇多学术交往。又如板坂卜斋，好藏书，曾手抄明代高武撰《针灸聚英》一书，请陈氏为他写了跋。还有黑川道祐、儿岛意春、深田正室等等，都与陈有着密切的讨论医学学术的关系，有的还成为结拜兄弟。明代被灭亡后，有些中国医学家不满清朝统治，便逃往日本。如陈明德、戴曼公、张寿山等五六人，他们与陈元赟多为同乡，或在日本相识为友，同在日本行医治病。因此,往来关系甚密。他们共同为日本医疗事业和中日医学交流，做出了贡献。此外，赴日行医、讲学的还有江右人许仪明，曾定居萨摩为医；杭州人陈明德，在日本崎岙行医，其医术高超，著有《医录》行世；杭州人戴曼公，万历时曾随名医龚廷贤学医，明乱后隐居，后赴日本，定居崎岙，以治痘禁方书授日人池田嵩山，遂名著于世；明末张若水赴日本时，也带去了一大批中医药书籍。
  总之，明代中日两国在医药学方面交流颇为频繁，中国的医药学家大批赴日本讲学行医，有的定居日本。随着大批中国医学家赴日，中医药书籍也大量传到日本，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流传日本，并出现其“和刻本”，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日本医生大批来中国学习考察，有的造诣很深，医术高超，治愈了明王朝一些统治者的疾患，影响很大。日本医药学家受中国金元四大家的影响，也形成了各种医学流派，进行学术争鸣，活跃了学术空气，推动了医药学发展。在中日医药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使明代中日医药学交流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3. 中越医药学交流中国和越南历史交往很悠久，至明代，中越两国间友好往来更加密切，尤其在医药学交流方面更为频繁。越南的医药学家很重视学习中医，中国的《医学入门》、《景岳全书》等医书相继传入越南，而越南的名医黎有卓在参阅《内经》等中医古籍的基础上，撰著了《海上医学心领》一书，对中越两国医药学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此外，越南的犀角、奇南香、金银香、土降香、檀香、龙脑、苏木等药也不断输入中国。
  另外，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诏访求安南山林隐逸，明经博学，医药方脉诸人，悉以礼敦致”。可见当时明王朝政府曾经敦聘越南名医来中国行医。又据《明史•外国二》卷三二一记载：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安南曾“以土物易书籍、药材”100。可见当时中国和越南在医药学方面的交流是很普遍的。
  中国和越南在医药学方面的广泛交流，促进了中国医药学和越南医药学的发展，为中越两国人民的医药保健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