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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时期，疆土扩拓，横跨亚欧两洲，成为世界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帝国。随着疆土的扩拓，亚欧两洲交通的日益发达，各民族的彼此接触益趋频繁。随着元代经济的发展，医药学的进步，各民族医药学的蓬勃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医疗活动交往也更加密切，尤其是西域，通过丝绸之路，这种医疗活动交流更趋频繁。
  元代时，西域维吾尔族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医药科学家。如军医月举连赤海牙81,曾在合州钓鱼山奉命配制维吾尔族医药以治疗当时军队中流行的传染病，即为其中之佼佼者。
  此外据《元史》记载82，答里麻，元代高昌人。元戌宗时，任御药院达鲁花赤，后主持回回药物院工作，在大都掌握回回医疗行政工作，从事了大量医疗活动。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83，聂只儿为元代维吾尔族人，擅长外科，曾任职于广惠司（即回回药物院的前身），主管囬回医药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医疗活动。
  由于元代蒙古统治者吸收了大量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和有才干的人参加到元王朝的封建统治集团里来，所以大量的维吾尔族人口跟随着进入中原居住。故上述月举连赤海牙、答麻里、聂只儿等都先后在元王朝政府机关和军队中任职，使西域丝绸之路医疗活动交流更趋频繁。除此之外，西域维吾尔族医生的独特疗法、高超的医术也博得了中原汉族人民群众的敬佩和赞美。据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二记载:“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时，邻家儿患头痛，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顷焉方亡，痛亦遄止……夏雪蓑云，尝于平江阊门，见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见之，于左腿内割取小块出，不知何物也，其马随即骑而去，信西域多奇术哉！84 这一记载虽有些荒诞不经和神奇的味道，然“信西域多奇术哉”，则反映了西域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医学的高度发展。
  萨德弥实（《四库全书总目》作沙图穆苏)85，字谦斋，著有《瑞竹堂经验方》，原书十五卷。后因书散失，清修《四库全书》时，由《永乐大典》中辑出五卷，分二十四门，共一百八十余方。其中调补一门，不轻用金石药物。女科八珍散为四君子汤与四物汤的合并方，后世应用很广。但《四库全书总目》也曾指出该书“幼科之褐丸子与《苏沈良方》中所列褐丸，名目相类，治疗亦同，特彼用乌头、桂、香附、干姜、陈皮配合，攻补兼行，颇为周密；此乃用黑牵牛、京三稜、蓬莪术诸品，殊痛其过于峻利，盖金元方剂，往往如斯，由北人气禀壮实，与南人异治故也……（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四，《瑞竹堂经验方》录）。这部书后来传至日本，公元1795年有缮生室印本。86。
  除了西域的各少数民族医药学家到中原广泛地进行医疗活动外，中原的汉族医药学家也通过丝绸之路到西域进行了大量医疗活动。元王朝统治者广泛地访求各族医药人才，据《元史•释老志》记载87，元太祖曾邀请登州道士丘处机，在西征途中，于雪山相会，并询问“长生养视之道”。丘处机88,字通密，自号长春子，宗、元间登州栖霞人，生于公元1148年，卒于公元1227年，享年七十九岁。丘处机十九岁求道术于宁海之昆仑山，师事于全真教道士王重阳。后为宗、元之际道教“全真派”的始祖，也是北京郊外最大的道教寺院白云观的创建人。丘处机对养生学颇有研究，撰写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等养生却病、修练气功著作。在这些著作里，主张养生方法以“性命双修”为主，提倡修养性情和锻炼身体相结合。他所提出的练内功的一套方法，直到现在还被人认为是练气功和强身祛病的好经验。公元1219年，他应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召，率领十八个大弟子，赴蒙古、西域等地，历时四年，行程万余里，给元太祖讲授“久视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的养生之道和“以敬天爱民为本”的治世之法。为此，他被元太祖成吉思汗延聘为“国师”。至今北京白云观内还珍藏着丘处机当年应成吉思汗之召，率领十八位大弟子，踏上西行的旅途，去给成吉思汗讲述养生之道的一幅很大的写真图。这些都足以说明丘处机对我国养生学具有一定的贡献。丘处机活了七十九岁，最后他是“坐化”而死，尸骨就埋葬在白云观内丘祖殿中央的地下。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到蒙古、西域等地生活了四年之久，行程达万余里，成为元代丝绸之路医疗活动交流中的重要人物。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也曾派人到江南各地寻访包括医生在内的各类人才。其中窦默应聘即为元世祖招贤纳士的趣谈。窦默89，字子声，初名杰，字汉卿，广平肥乡人，生于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卒于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享年八十五岁。他是我国金元时期杰出的针灸学家，因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金代，故世称他为金人。窦氏自幼时就勤奋好学，异于常儿。开始习儒，后因战乱外逃，在兵乱流离之中遇到一位医生王翁，便拜师习医，在学习过程中得到老师的尝识，并把女儿嫁给了他，从此便开始了医学生涯。由于连年战争，使他不能安居乐业，再次外逃到蔡州，又拜当时名医李浩为师，浩精针术，授他铜人针法，为他深造针灸学打下了基础。当他又一次外逃德安时，又遇理学家谢宪子，授以宋儒伊洛性理之书，进而他又受到了理学的熏陶。窦氏在针灸学上之所以取得成就，与他的医德和学术思想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由于战乱，人心无定，神无所依，病后多精夺气衰，而国乱药缺，虽方剂能获疗效，但历市无求，不如针术立排疾势，“除疼痛于目前，愈疾病于指下”。加之他有“好生之念，素无窃利之心”，精心诚意为患者治疗，多是“百发百中，万举万全”。故而得出结论，“必欲治病，莫如用针”。通过他的努力钻研，终于在针灸学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窦氏对针灸学最突出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把针灸学上深奥、隐晦的理论，用歌赋形式表达出来，使人们易明易记，容易用于临床;二是发挥了针灸理论，全面阐述了针灸与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的关系，对取穴行针手法及注意事项作了详细说明，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着重指出了临床运用的有效穴位，为我们提供了治验心得。据史志及有关书目记载，窦氏著作甚多，但确出于其手笔者只有两种：一是《标幽赋》，一是《流注指要赋》。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招贤纳士，闻窦氏之名，召至京师为太子讲学。忽必烈即位后，封窦氏为翰林侍讲学士，加昭文馆大学士。窦氏死后，忽必烈赠其为太师，谥文正，追封为魏国公。可贵的是窦默在进入仕途后，仍为百姓治病，不断研究医学理论，并先后写出了上述许多医学著作。丘处机和窦默积极进行医疗活动，为丝绸之路医疗活动交往做出了应有贡献。
  元代，西域的各族医学家们先后进入中原，主管部分医疗工作，从事各项医疗活动，为中原的广大汉族人民防治疾病，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中原的医学家们也先后赴西域为各少数民族人民医治疾病，传授养生之道，深受西域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元代西域和中原广泛的医疗活动交往，促进了各族医学的发展，保障了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