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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在我国人民的概念中，由于时间不同而所指也有差异。就民族而言，在宋朝时有指回鹘者，在元代已较确切，是指伊斯兰教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明清主要指回族。因此，我们所说的回回医学是指伴随伊斯兰教之传入而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阿拉伯医学。由于维吾尔族也信仰伊斯兰教，而且阿拉伯医学主要是通过西域而传入到中国的，因此在论述丝绸之路医学交流中特别提到回回医学。
  在全面介绍回回医学时，我们必须介绍一位在回回医学发展过程中很有影响的人，这就是来自西域弗林的爱薛。爱薛通晓西域诸部语言，工星历、医药。初事定宗(公元1246—1250年），直言敢谏。公元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其“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公元1273年，“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名广惠司”44。
  从这两条史料可以看出，爱薛是回回，他所掌管的星历、医药二司，或由他所立的京师医院，或合二为一，是广惠司产生的基础，其性质为回回医药已很清楚。《元史•百官志》明确记有：“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45可见爱薛的官职、地位是很高的。广惠司的医官和其他人员多则十余人。该书还记有“大都(北京）、上都（多伦）回回药物院二，秩从五品，掌回回药事；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始置。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拨隶广惠司”46。这说明回回医学在当时曾受到广泛的重视，仅广惠司的设立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在30年后又在大都和上都各设一回回药物院，以满足社会各阶层希望得到回回医学之治疗的愿望。回回药物院归广惠司领导，回回药物院定置达鲁花赤一员及大使、副使共四人。
  回回药物院为什么能在中国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这与蒙古统治阶层中越来越多的波斯籍官兵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1253—1259年，蒙古族军队占领“波斯”一带后，在城防军中有许多阿拉伯卫士，他们习惯于接受阿拉伯医疗方法。同时，一些阿拉伯医生也到中国内地行医，这样回回医学便在中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有广惠司、回回药物院等医疗保健机构的设立和发展，必然会有回回医药著作和医疗技术、药物大量由西域传到中原来。《回回药方》达三十六卷之巨即其代表之一。《回回药方》原书三十六卷，现仅残存四卷，即目录下一卷，卷第十二、卷第三十、卷第三十四。目前是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书库的珍品之一，系红格明抄本47。《回回药方》残卷基本上是用汉文写成，但混杂着大量阿拉伯文或其译音。此书内容丰富，论说分明，既有《千金要方》的风格，又有西域浓厚的民族特点，通篇看不到六经辨证、阴阳五行或脏象学说的迹象，所以它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不同，是以阿拉伯医学为主，同时包含着中医药内容的著作，是一部中外医学科学交流的产物。该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回回医学的发展概况。关于《回回药方》的作者，有的学者认为是元代的阿拉伯医学家所著，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元代的回回人医学家所撰，更有的学者认为是由阿拉伯文翻译而成，由于该书不著撰者，所以引起后世学者如此众多的推测。其成书时代大约在公元1292—1330年之间，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公元1368—1403年之间，由一位久居北京一带既熟悉阿拉伯医学又了解中医药学知识的人写成的。将上述诸看法结合起来，再联系到该书能见的内容，现存的《回回药方》的成书年代可能是元末明初。但必须指出，回回药物院一定会有处方集，如宋代的和剂局有《和剂局方》一样。如果《回回药方》是回回药物院的处方集，则其成书年代理应向前推出100年。
  当然早期的《回回药方》可能不与现存的《回回药方》相一致，因为《回回药方》在中国北京等回回药物院近百年的发展中必然不断有所修改和吸收中医学等之内容。其作者应该是回回医学家而不是其他人。
  《回回药方》的学术渊源应从其所遵循的医理着眼。既然《回回药方》是元代阿拉伯人——中国元代回回人的遗著，那么有必要回顾一下阿拉伯医学的大概情况。众所周知，阿拉伯医学是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医学的，特别是盖伦的医学思想与东方因素相结合并为适应阿拉伯本民族的特点所形成的阿拉伯医学，对后来的欧洲医学的复兴给予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医学史上认为，阿拉伯医学是中世纪医学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阿拉伯医学不仅在翻译期对古希腊、古罗马医学相当推崇，即便到了兴隆期——阿_森纳时，仍然是以四原素（水、火、空气、土）、四原质（温、冷、干、湿）四体液(粘液、血液、胆汁、黑胆汁)等等作为指导思想的，这点在阿维森纳的《医典》中相当明确地反映了出来。那么《回回药方》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今以卷第十二中的左瘫右痪病为例来加以说明。书中认为是“筋中有余湿”48，或因酒醉多饮冷水，食不消化，食物因而生“浊”所导致的“动止相缠”。故在本病的治疗上反复载有吐法，借以达到除去“湿”与“浊”的目的；这和我国同时期传统医学治疗中风瘫痪病所用的“平肝熄风”、“活血疏风通络”的辨证观点截然不同；更与同时代医家主张的“凡中风皆不可吐涎”、“若吐出涎，时间快意非久，枯了手足，不可不戒”的论点，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同样，在卷三十四折伤门中也有“黄痰盛人的骨，其禀气干燥者若有损折，平复亦迟”及“又一等人”润“在骨节中凝聚，此辏接的筋膨了且散解，故一旦有动有损伤，即时滑出”49等记载。显然在《回回药方》中仍然保存着体液病理学的基本概念，只是在术语上不尽相同而已。《回回药方》中多处使用巴豆、芦荟、蜂蜜等具有泻下作用的药物，无疑也是以排除体内过剩的或“腐败”的体液为目的的。值得注意的是，《回回药方》中针灸门虽也沿用了针与灸的术语，但考其内容亦异于我国传统的针灸。不仅在一些外科疾病的病因方面认为是由于“润”、“水”、“恶润凝聚”（显然是“湿”、“浊”的同义词）所致者，在治疗上不是以经络学说为主导的，更无艾灸或隔物灸;而是采用热油或烙铁的局部直接烧灼法，并强调要“烧令皮破”和“不急于收口”50，以保持较长时间的排出脓水和渗液。很明显这也是以排除过剩体液为目的体液病理观的表现，和我国传统医学中的“化脓灸”不同。从上述举例中不难看出，《回回药方》之学术指导思想基本上是以阿拉伯医学为滥觞的。
  《回回药方》的内容，残卷共分四十三门，即金疮门、接骨门、肠风肚腹门、众香汤煎门、初益门、杂澄门、众疮睡毒门、疥癣门、脱肛痔漏门、辟虫门等。它是以骨伤科、外科和皮肤科为主兼有内、儿、妇科疾病的小百科全书。《回回药方》残卷所反映的骨伤科治疗技术是相当高的。如颅脑外伤之处理，该书有这样一段关于“颅脑骨粉碎骨折剔除法”51的记载：先令病人刹去发，于外伤之伤纹处，或横或直作十字切开，刀口较损伤要大些，以便死骨之剔除；在手术进行时，扶病人令坐或卧位，以有利于手术进行之姿势为好；用棉花塞耳，以免闻凿锯骨声而惊惧；若颅骨厚，可按颅骨之厚度限制钻头进骨之分寸.排钻数孔，以防损伤脑膜和脑组织，然后用锯锯开，用摄子、钳子，清除碎骨及屑。关于手术时机之掌握还指出：脑膜无挤沓，碎骨未签入脑膜，可不急于手术，但若挤沓或签入脑膜者，必生肿，筋缩，或中风不省人事等，宜立即进行手术以剔除碎骨等。所有这些，生动地反映了元代回回医学家在颅脑外科手术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文字和学理看，这些记述与阿拉伯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回回药方》残卷在正骨手法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回回药方》卷三十四所记载的折伤内容十分丰富，有不少正骨手法是元代以前伤科文献中所没有的，甚至某些手法，较之元代的《世医得效方》所载更略为系统。现仅举肩关节脱位的整复手法的对比，便可窥见一班。《回回药方》中“架梯法:“用梯一张，于最下的一根横木或做一毬儿在上。扶病人的腋到毬儿上，却抬其手，用力扯向前；一人举梯，要使病人挂在梯上，其身垂下，则骨节入本处”。对此，《世医得效方》则是取两小梯相对，木棒从两梯股中穿过，用手把住。正棱在出臼腋下骨节蹉跌之处；放身从上坠下，骨节自然归窠矣”。在治疗肩关节脱位的“撑引法”中，二者亦颇相似。《回回药方》的方法是：“……正竖木长者一根，上做一毬儿，令人扶病人的腋到毯儿上，医人用力扯其手向前，使病人身垂，足梢去地，骨节即入本处54。对此，《世医得效方》则为:“用春杵一杖、小凳一个，令患人立凳上，用杵撑在下出臼处……令一人把住手尾，拽去凳，一人把住舂杵，令一人助患人放身从上坐落，骨节已归窠矣另外,《回回药方》所记述另一简便的肩关节脱臼复位法是：“用一人长（指身长）过病人者，负病人在身，令病人的腋放在长人肩上，扶病人手，使其身垂下，用力扯其手到腹前（指长者），则骨自入本处这种方法，在清代《伤科汇籑》中也有同样记载。从以上对比中不难发现，《回回药方》所载方法偏于复杂，甚至有些笨拙；而《世医得效方》所记的方法，工具虽同，而所用的技巧明显优于《回回药方》。按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后出现者通常是经过更多的实践，不断地提高使之更趋完善的结果。因此，元代伤科某些正骨手法的出现，受元代回回医学家技术影响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在这一问题上，已故著名医学史家李涛教授曾说：“12世纪中国医学有很大成就。13世纪北京虽然来了阿拉伯医生，设立了阿拉伯式医院（回回药物院），但影响中国医学进步的地方主要还是外科、正骨科”;“《世医得效方》的正骨科与现存《回回药方》折伤门内容多半相同，所以是吸收阿拉伯医学的最明显的证据”57。
  《回回药方》在骨伤科中的成就，对中国医药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