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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由于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疆域扩拓，交通发达，对外交流密切，促进了医药学发展。在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涌现了大批颇有名望的医学家，撰著了大量有影响的医学著作，真可谓名医辈出，医著如林。
  在《素问》、《灵枢》方面有李东垣的《兰室秘藏》六卷，沈好问的《素问集解》，王履的《灵枢经脉笺》，王翼的《素问注》等①。在《难经》方面有袁坤厚的《难经注》，谢缙孙的《难经解》，陈瑞孙的《难经辨疑》等2。在本草方面有李杲的《珍珠囊药性陚》四卷，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沈好问的《本草类证》，王好古的《汤液本草》三卷、《疗痈疽耳眼本草要钞》，吴瑞的《日用本草》3。在伤寒方面有李杲的《内外伤寒辨感论》三卷，《伤寒会要》，朱震亨的《伤寒辨疑》，吴恕的《伤寒活人指掌图》三卷、王履的《伤寒溯洄集》，吕复的《长沙伤寒十释》，吴缓的《伤寒蕴要全书》，叶如庵的《伤寒大易览一编》，敖氏的《伤寒金镜录》等4。《金匮》方面有朱震亨的《金匮钩玄》三卷，吴子晋的《金匮衍义》等⑤。在脉诀方面有朱震亨的《脉诀指掌》一卷，吕复的《切脉枢要》等⑥。在针灸方面有滑寿的《十四经发挥》三卷，王国瑞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一卷，杜思敬的《针经摘英集》一卷、《针经节要》一卷，云岐子的《论经络迎随补泻法》一卷，忽泰必烈的《金兰循经》等7。在方剂方面有李杲的《试效方》九卷，朱震亨的《局方发挥》一卷、《平治荟萃方》三卷等。此外，尚有许国祯(字进之）在公元1267年著的《御药院方》，根据御药院的方书旧版，正讹补缺，以广流传；萨德弥实(字谦斋）的《瑞竹堂经验方》(写于公元1326年），调补剂甚醇正，疮疡剂有殊功；忽思慧在公元1330年编的《饮膳正要》，配合动物性和植物性食品，有的还加配植物性药品，制成许多有疗效和营养价值甚高的新方；李仲南（号栖碧)在公元1331年撰的《永类铃方》，通伤寒杂病为一门，贯以三因，列医为脉、病、因、证、治五目，捡录适应的方剂，都见称于时；危亦林（字达斋）在公元1337年撰集的《世医得效方》，积五世分科习业的专门经验，储积古今效方，由大方脉以至疮肿，依科分类，编次有法，纲举目张，尤为当世所重®。在内科上有葛可久（公元1305—1353年)在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所撰的《十药神书》，则是治疗虚劳（主要是肺结核）的专籍，书中指出：“万病无如痨病之难。……重则半年而毙，轻则一岁而倾”。假如医生“不究其源，不通其治，或大寒大热之药妄投乱进”，就会产生“愈虚其中”或“愈竭其内”的严重后果，故按病情及其转化规律，创立十灰散、花蕊石散、润肺膏等十首具有止血、止咳、润肺、扶正作用的良方，用药次第，逐一条陈，还具体论述了证的分型和方的分类，为后世治痨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则⑨。在外科上有齐德之于公元1335年（至元元年）撰写的《外科精义》二卷，对外科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都作了一定阐述，尤其注重辨证论治原则在外科中的应用，主张内治与外治相结合，书中载汤、丸、膏、丹共一百四十五方，并介绍了温罨、排脓、拔毒、止痛等多种方法，较全面地总结了宋金元时期外科领域中的新成就⑩。在儿科上曾世荣在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继承了宋代名医戴尧道、刘杞的儿科治法，体会心传，撰著《活幼心书》三卷、《活幼口议》二十卷，书中所录治方，都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尤其对惊风抽搐的辨证和治疗，更有独到精确之处，该书并把小儿的病因、病机和诊治，都编成七言歌诀，加以注解，便于初学者理解和记诵;朱丹溪据传著有《治痘要法》一卷(据《国史经籍志》），其治痘方法，折衷于钱乙、陈文中两派之间，于解毒、发表、和中三法，兼收并用，一时为诸医家所宗，但现其书已散佚11。在五官科上有元末医家倪维德撰写的《原机启微》，该书刊印于明初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共二卷，书中将眼内、外各部病证按病因分为十八类，并分析其病机，治疗除以内服药为主而外，还视病情配合使用外洗、口畜鼻、点药、手术等外治法，全书共收载方剂四十余首，每方之下皆列说明，由于该书辨证注意整体，论治善用时方，有攻有补，内外兼施，因而不失为一本理论比较系统、临床也较实用的眼科专著。12在针灸上有滑寿在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在忽泰必烈《金兰循经》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十四经发挥》三卷，书中把任、督两脉与十二经脉相提并论，总称为十四经，通考腧穴六百五十七个，详加训译，有所发挥，对后世有一定影响13。在法医学上有元贞三年(公元1297年）元朝政府颁布的《结案式》，这是一部重要法医学文件，其中首次提到现代法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尸体检査、活体检査和物证检査（包括凶器、毒物、毛发、牙齿等），并认为活体检验的原则，应是准确记载损伤的性质、部位、范围、程度等；王与在至大元年（公元1297年）总结前人经验，撰成法医学专著《无冤录》，书中保存有已失传的《平冤录》内容，介绍了《结案式》和其他元代检验法令，还指出《洗冤集录》中的一些错误，如将食嗓(食管）说成在气嗓之前，并对“滴血验亲法”的历史进行考证，认为在南北朝期间该法已有传播14。在养生方面著作有王珪所著《泰定养生主论》十六卷，书中以道家虚无养生的观点，阐述人体自幼及壮到老各个阶段的生理调摄，强调“以不流于物故谓之摄，以安其分故谓之养”，书中还谈到五运六气、病因、诊断和治疗等内容，并附载一些验方，是元代一部重要的养生著作；李鹏飞编撰的《三元参赞延寿书》五卷，书中把天、地、人作为三元，以精气不耗，起居有常，饮食有度为养生原则，从理论至具体养生之道都作了说明，还介绍了欲有所忌，导引有法，滋补有药等内容；丘处机的《摄生消息论》也是元代一部有价值的养生著作15。总之，元代在医学各个领域的著作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元代我国各少数民族医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元代统一中国前，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和北部边疆地区同时或先后存在着几个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建立的政权，它们相互之间的征战兼并和友好交往轮换交替进行，从而促进了各民族医药卫生的发展和交流。
  如由于战争掠夺和作为议和的条件，高明的医药学家、著名医药书籍、先进的医学教学模具——针灸腧穴铜人等，都成为边远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中原政权作战的目标之一。这就有意无意地促进了国内医药学交流和为边远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医药卫生保健知识和技术。当然，这种从血泪中得到的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的代价是相当昂贵的。由于各民族间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医药学交流，既丰富和充实了中医药学知识宝库，又提高和发展了各少数民族医药学知识。如在元代契丹族医学、回鹘族医学、吐蕃族医学、女贞族医学、党项族医学、回回医学、蒙古族医学等都得到了空前发展，丰富了中华民族医药学宝库。
  元代，意识形态领域中，以融合儒道佛于一炉的“理学”占统治地位，于是理论研究之风盛行。这种风气也逐渐影响到医学界。加之这一时期民族医学的发展提高以及密切交流，金元长期战乱，人民生活贫困，疾病流行猖獗，便向医学界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促进了医学家们从各个不同侧面探索人体奥秘和疾病的预防治疗问题。一般医生多墨守和盲目采用宋王朝颁定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病，而往往难以奏效。随着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进步的医学家反对抱残守缺，墨守陈规，开始对基本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并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于是在金元时代产生了不同的医学流派，出现了医学界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其中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派、朱丹溪的养阴派、李杲的补土派号称为中国医学史上的金元四大家。他们各有发明，各有创见，各有竞争，标志着我国医药学术思想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至于金元四大家中寒凉派刘完素16、攻下派张从正®^补土派李杲®三者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观点，在第五章五代十国辽夏金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中已做了详细介绍，勿需赘述，现仅将元代滋阴派朱震亨的生平事迹及学术观点做一介绍。
  朱震亨19，宇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生于公元1281年，卒于公元1358年。世居丹溪之边，故后人尊之为丹溪翁。他早年习举子业，三十岁时有志于医，三十六岁又以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为师，研究理学。此后，感于亲属多人殁于药误，复致力于医。为寻良医，他曾遍历吴中、宛陵、南除、建业等地，终于在武陵受业于刘完素再传弟子名医罗知悌，时年四十四岁。为求见罗知悌，朱震亨竟能恭候于门前达三月之久，足见其求师之虔诚。不到两年，朱震亨尽得罗氏之学，并旁通张从正、李杲之说。他不仅在医学理论的研究上具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医术超群，很快名贯江浙，盛名天下。朱氏一如既往，四方救治疾患，“虽风雪载途，亦不为止”，表现出高尚的医德，深为世人所尊崇。朱震亨的代表著作是《格致余论》(著于公元1347年）、《局方发挥》，还著有《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发挥》等，并传有《金匮钩元》(刊于公元1358年）、《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等书，系后人将朱氏临证经验整理而成。朱震亨的主要学术思想是，力倡在“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学说。他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包括人体的生命活动都以动为主，而动的产生则是相火作用的结果，所谓“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但相火具有常与变的二重性，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相火寄于肝肾二脏，以肝肾精血为其物质基础，并与胆、膀胱、心包、三焦都有联系。故“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成为人体生理机能，生命活动的根本。
  相反，在异常情况下相火动失其常，则“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势甚彰，其死甚暴”，又可成为疾病发生、病机逆转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朱震亨一再强调要保持相火的“动之中节”。对引起相火妄动的主要原因，朱氏也作了详尽分析，认为有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等。如“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大怒则火起于肝，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悲哀动中则火起于肺，心有君火，自焚则死矣”。他还把“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作为相火妄动致病的病机。由此可见，朱震亨有关相火的理论，既补充了刘完素的“火热论”，也发展了李杲的“阴火说”。朱震亨并联系自然界中天地、日月、阴阳的变化情况，结合人体生、长、壮、老的生命运动，提出了“阳有余阴不足”的论点。认为天与日为阳，地与月为阴；天运于地之外，故天大于地；日属阳常满，月属阴常亏，故日明于月。而“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所以“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故见阳常有余，血常不足。更鉴于人体生长、发育、壮大的过程，以及人的视、听、言、动都需要阴气供给，因此阴气常处于“难成而易亏”的状态。说明人体在生理情况下，已有“阳有余阴不足”的情况存在。再加上“人之情欲无涯”，人心易受温情声色等物欲所诱，心动则引起相火妄动，就会进一步损伤阴精，而导致阴精虚损的病变。
  此外，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动易而静难”,而“凡动皆属火”，故相火妄动成害，将煎熬真阴，产生阳有余阴不足的结果。据此在临证治疗上，朱震亨创用滋阴降火法，认为“补阴即火自降”，而泻火也即可以补阴，所以善用大补阴丸等滋阴降火之剂，在后世被称为“滋阴派”。朱氏把摄护阴精也作为防止相火妄动和养老的主要原则。在《格致余论》中，专辟“饮食箴”、“色欲箴”、“茹淡论”、“养老论”、“房中补益论”等篇章进行阐述。如提出幼年时不宜过于饱暖；青年当晚婚以待阴气长成，婚后应节制房事，不能珣情纵欲;节制肥甘厚味之食，包括好酒腻肉、湿面油汁、烧炙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忌。强调“因纵口味，五味之过”导致疾病峰起，故提倡素食茹淡。这是因为“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他还特别注重动静与养生的关系，主张在动的基础上“主之以静”，要求人们清心寡欲，以保养阴气，使人体的阴阳保持平衡。虽然朱震亨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善用滋阴降火之法，但他注重辨证论治，在杂病的治疗中总结出许多独特见解，对后世也有很大启迪。如对中风的论述，他在刘完素“将息失宜，水不止火”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痰热生风的理论，认为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治疗主张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他还详细阐述了痰病的机理，提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可以导致“咳嗽、呕利、眩晕嘈杂、怔忡惊悸、寒热肿痛、痞膈壅塞、或胸胁间漉漉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四肢麻木不仁”等症。因此，“实脾土、燥脾湿”是治痰之本。又如对郁证的论述，认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具体可分为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六种，它们既可以单独为病，又常常相兼致病，一般都由气郁为先，若郁久则多能化热生火，所以治郁重在调气，郁久须兼清火。朱震亨针对当时医学界机械搬用《和剂局方》的情况，强调滥用辛香燥热之剂，也是损耗阴精的重要原因之一。显然，这是他“阳有余阴不足”论点的具体体现。朱震亨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医学理论，在国内被誉为“集医之大成者”，在国外也有相当影响，日本就曾于公元15世纪成立过“丹溪学社”之类的学术团体，以倡导朱震亨学说。
  金元时期，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四位医家的出现，及其不同学术主张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祖国医学理论的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金元四家的学说，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过去“泥古不化”的状态，打破了因循守旧，一味崇古的局面，开创了中医学术争鸣的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成为后世医家的表率。而金元四家学术成就的取得，除了勤求古训，继承前人之说外，关键在于都具有创新之意。他们没有被经典和前人之学说所限制，而是大胆提出新的见解，经过长期临床实践的验证，最终被人们确认，成为祖国医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的创新，既活跃了金元时期的学术空气，又促进了中医理论的研究，并为后世不同学术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总之，金元四家不同的学术主张和不同学术流派的形成，沟通了医学之间的学术交流，活跃了学术空气，也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争鸣，凡此都对中医理论的深入研究、内容的充实提高和体系的完善，起了很大作用，迄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元代的将士能征善战，他们征战多骑马，因此骨折、战伤者较多，故元代的医家们积累了丰富的治疗创伤外科的经验，使骨伤科获得了显著发展。而反映骨伤科学成就的是李仲南撰于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的《永类钤方》二十二卷,危亦林撰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的《世医得效方》二十卷。其中《世医得效方》对骨伤科贡献最大20。此外在元代，欧洲的数学、天文学以及工艺、炮术、建筑术等也开始输入中国，在医学方面公元13世纪中叶，部分欧洲人来中国北京行医，开始把西洋医学介绍到中国来；阿拉伯人也来中国寄居，传来了阿拉伯人习用的治法和药物，当时北京就有中国医学和阿拉伯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
  总之，元代中国医药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类医学著作大量问世，不同的学术思想的争鸣和不同学术流派的形成，骨伤科的显著成就，各少数民族医学的进步，西洋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的传入,都为元代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