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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由于社会比较稳考，宋王朝比较重视医药学，加之经济发展较快，科学技术进步较大，以及胶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造纸业的发展，改变了过去文献整理和新书著述出版的困难局面，使医药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成为中国医学发展史上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少的特点，例如在宋王朝的多位皇帝对发展医药学的关心和重视下，由政府发布命令，征召全国著名学者和医学专家，征集医药文献，不断修订补充“国家药典”;开办“校正医书局”,对古典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整理；举行国家药材专卖，管理药材行业；编撰大型医方专著；改革医学教育制度，培养提高医学人才技术水平，等等。在上述种种措施的促进下，医学发展由于政府支持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绩。与此同时，民间医学家们在这样的良好条件下，也都能勤奋钻研，总结经验，临床医学各科专著纷纷出现，共同形成了两宋医药学全面大发展的繁荣局面。
  宋代比较重视医学。宋太宗即位前后始终关心医学的进展情况，他从民间医生、僧侣道士中选拔医术精良者出任医官，以充实翰林医官院；为加强医药管理，还制定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医事制度。宋代初期设立的翰林医官院(在公元1082年改称为医官局），专司医药行政，包括对军旅、官衙、学校派出医官，管理医药等事务，从而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开来。初期医官院无定员，到公元1038年才规定总额为102人，设有院使、副使、尚药奉御、医官、医学、抵候等职。其中，宋徽宗政和（公元1111年）以前，医官同武职，以后则改为文职，有“大夫”、“郎”等二十余种，最多时曾达1096人。对翰林医官的选拔，朝廷规定年龄必须在四十岁以上，经过各科专业考试合格后才能任用。成绩最优者留翰林医官院，其他则分配为医学博士或外州医学博士。公元1188年后，又把医官的考试对象扩大到外州各地的民间医生。为保证医官的质量,政府曾制定了按实际水平升迁罢黜的措施。范仲淹就曾说:“今后不由师学，不得入翰林院”1对“外面私习”而“医道精通”者，须经推荐考试合格后才能录用。相反，不称职的医官将被撤职，如公元963年，“黜其不精者二十六人”；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东宫医官杜辑除名”。当时除京师外，地方各州郡也设有医官，并有相应的考试规则。如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京府节镇置医官十人，各州七人，对缺额或不称职者，由当地通过考试录取补充或除名。
  宋代除设有医官院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医疗、慈善机构。如安济坊，设于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主要收留“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2者。坊内配有医生及管理人员。对医生规定要作病历记录，以备年终考核之用；管理人员则订有相应的奖惩条例。这种安济坊曾相继在京师和外州郡县建立多处。保寿粹和馆，建立于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主要是治疗宫廷人员的疾病。随着金兵攻陷汴京，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被宋徽宗取消。养济院，是私人募捐兴办的慈善机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的支持，约创建于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供四方宾旅患者疗养之用。福田院，建于嘉祐（公元1057—1063年）之前，用以收养老疾孤寡者，最初设在京师四郊，以后发展到地方各州。慈幼局，建于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主要收养遗弃幼婴。北宋时虽没有设立这种机构，但对被遗弃幼婴曾采取过“雇人乳养”,或送至官观寺院“养为童行”的政策。漏泽园，是官府用以安葬无名尸体和家贫无葬地者的公共墓地。此外，宋政府还在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设立病囚院，给犯人提供医疗待遇。尽管这些机构设置的时间或长或短，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医政设置。宋代还曾以法律形式规定医生的职业道德，医疗事故的处理条例以及有关保护婴童、饮食卫生和婚姻等方面的措施。诸如医生违方诈疗疾病而骗取财物者，以盗贼论处；庸医误伤致人死者，绳之以法；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予以处罚等等。凡此，在中国医学史上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宋代重视医学教育，重视医药人才的培养，医学教育比唐代更有发展。北宋初年，政府在太常寺下设立太医署(公元992年改称为太医局）。
  北宋初年，设立的太医署，至公元1060年已不兼有医政职能，并在招生、考试、学科设置等方面有所改革。自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后，医学校的社会地位更有所提高。从公元1076年起，太医署便从太常寺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教育机构，著名的“三舍法”也被推广到医学教育中。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特设提举(校长）一人，判局（副校长）二人，并规定判局应由“知医事者为之”，还在每科内设教授一人。到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医学校又被置于国子监的管辖之下，其行政组织、学生待遇一概“仿太学立法”;从而在我国教育史上，医学学校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家官学系统。宋代的医学校专业分科较细，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如公元1060年，分科有大方脉、风科、小方脉、产科、眼科、疮肿、口齿兼咽喉、金镞兼书禁、疡肿兼折伤等，学生人数有120人;到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分科有大方脉、风科、小方脉、疮肿兼折伤、产科、眼科、口齿兼咽喉、针灸、金疮兼书禁等科，学生人数猛增到300人。学习课程除最初的《难经》、《素问》、《诸病源候论》、《太平圣惠方》外，增加《神农本草经》、《补注本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脉经》、《伤寒论》、《针灸甲乙经》、《龙木论》等。
  学校以择优为原则，建立“升舍”制度，按考试成绩把学生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成绩合格者可逐渐递升，特别优秀者则可越级，甚至提前毕业。在考试形式上采取公试和私试相结合的方法，即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对考试内容也作有较详细的规定，如根据宋太医局程文记载，主要有墨义、脉义、大义、论方、假令、运气六项。为提高学生的实际治病能力，太医局为每个学生建立医疗挡案，轮流为太学、武学、律学、算学、艺学等校学生及各营将士治病。每个学生均发“印历”一本，用以记载治疗经过和结果。学校每年“比较”一次，分为上中下三等，“十全为上，十失一为中、十失二为下”。如果“全愈不及七分，降舍；未及五分，屏出学®。
  对成绩优秀者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和奖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医学教育的发展。除中央太医局外，自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后地方医学教育也渐兴起，各州郡都置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其规章也多循太医局。到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地方医学教育机构已普遍设立，以现职官员中精通医术与文章者，兼任医学教师。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由于创立了医学贡额，导致儒医的出现，使地方医学教育事业更有所发展。
  宋王朝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推行王安石新法，其中对药物购销也由国家专利。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宋朝政府在京都汴梁开设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所以制作和出售药物为主的官办药局——“太医局熟药所”，亦名“卖药所”。药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利民疾”，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病家，且获利甚多，故发展迅速。到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已增加到七所。其中，五所仍名“熟药所”，二所则称为“修合药所”。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后，前者更名为“医药惠民局”，后者改称为“医药和剂局”。当时，药局除在京师有所发展外，并被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乃至边疆镇寨。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南宋政府在临安重新建立药局五所，十二年后改名为“太平惠民局”。不久，四川、淮东、淮西、襄阳等地也相继建立药局，并延续到元代。由于药局制作和销售的成药具有服用方便、便于携带、宜于保存和较为有效等特点，深受医生和病家的欢迎。尤其在天灾疾疫、兵荒战乱之时，成药的应用更为广泛。为此，后人曾说：“据症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 4。可见宋代官药局的建立，是中成药在宋代得以发展和盛行的重要保证。宋代官药局在当时不仅已具有一定规模，而且其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也较完善。局内置有各级官员，对成药的整个制作过程和出售进行全面监督，对药材的收购和检验有专人管理。规定所购药材必须保证质量，不能以次充好；强调对库存药材中的霉烂变质者，必须立即处理。对丸、散、膏、丹等各种剂型的制作，除定有专人操作外，还规定有具体操作方法。药局还制定有若干制度；成药须经检验合格后才能出售；保证昼夜售药，如因失职而影响病家购药者，予以“杖一百”的处罚；遇有贫困或水旱疫疾，施以药剂等。为丰富成药的品种和提高药物疗效，官药局除派遣专人征收民间有效单方、验方外，还设专人从事药物炮炙以及药剂修制的研究工作，使宋代成药的研制达到了空前水平。
  当然限于历史的局限，宋代官药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弊端，尤其南宋以后，由于药局的官吏营私舞弊，贱买贵卖，以假充真，以次充良现象日益严重，逐渐把官药局变成贪官污吏争逐的场所。但宋代官药局在中国医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则应予以充分的肯定。除此之外，宋政府还曾设有专供帝王用药的“御药院”，专职药政的机构“尚药局”等，这些都是宋代国家建立的药物机构。
  宋代由于印刷术和造纸业的发展，为医学书籍的刊行大开了方便之门，为此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北宋政府专门设立了“校正医书局”，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学家和学者，如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林亿，国子博士高保衡，尚药奉御丞孙兆，翰林医官秦宗古、朱有章，再任朝散大夫钱象先、范征等，负责对历代重要医学书籍进行搜集、整理、考证、校勘、重新刊行等工作。在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陆续刊行了《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难经》、《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等医书。为恢复古典医籍的原貌，保证医书的质量，校正医书局做了大量认真艰苦的工作。仅从林亿等校《素问》的序文里就可以窥其一斑。“伏念旬岁，遂乃搜访中外，褒集众本，寝寻其义，正其讹舛”。“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得数十家，叙而考证焉。贯能错综，磅薄会通，或端本以寻支，或溯流而讨源，定其可知，次以旧目。正缪误者，六千余字，增注文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⑤。因此，校正医书局的设立，对宋以前中医文献的整理、保存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两宋时期由于政府对医药卫生事业比较关心重视，医药学家们努力钻研医药学术，积极著书立说，使宋代的医药学出现了全面大发展的可喜局面。在古典医籍的整理和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药物学、方剂学和临床各科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分类简述之。
  宋代校正医书局的设立，为古代医籍的流传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研究古典医籍风气盛行，涌现出大批整理研究古典医籍的著作，其中不少著作流传迄今，成为学习古典医籍重要的参考书。
  研究《伤寒论》的著作有庞安时（公元1042—1099年）在公元1098年写的《伤寒总病论》六卷，朱肱在公元1107年著的《伤寒类证活人书》(又名《南阳活人书》)二十卷，许叔微(公元1079—1154年)所撰的《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后人称为《许氏伤寒论著三种》），成无已（公元1063—1156年)在公元1144年成书的《注解伤寒论》十卷、成书于公元1142年的《伤寒明理论》四卷，韩祗和撰于公元1086年的《伤寒微旨论》，郭雍编于公元1181年的《伤寒补亡论》，钱闻礼辑于公元1162年的《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杨士瀛编写的《伤寒类书活人总结》，王好古编辑于公元1236年的《阴证略例》等。这些著作对张仲景《伤寒论》学说都有深入研究和创新发挥⑥。
  整理和研究《内经》的著作有孙兆的《素问注释考误》，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骆龙吉的《素问拾遗》，罗天益的《内经类编》，席延赏的《针经音义》和《天宝灵枢内经》，刘温舒的《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等。其中，《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专门论述五运六气及其在医学上的应用；《素问玄机原病式》主要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整理归纳为五运六气主病十一条病机，逐条逐证予以注释阐发，并提出相应的治疗原则，对研究《内经》的病机理论和治则有一定价值；《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则把《素问》中的六十一个病名和证候作了整理和分析，并制定了处方。凡此，都对《内经》的整理和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7。
  整理和注解《难经》的专著有庞安时的《难经解义》、宋廷臣的《黄帝八十一难经注释》、周与权的《难经辩证释义》、王正宗的《难经疏义》、丁德用的《补注难经》、李〓的《难经句解》、杨康候的《注解难经》、王唯一的《集注八十一难经》等。这些著作对研究《难经》起了积极推动作用8。
  在基础医学理论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解剖学上宋代开始出现人体解剖图，其中较著名的有吴简（一作灵简）根据被宋政府杀害的欧希范等五十六人的尸体解剖，经绘工宋景描绘而成的《欧希范五脏图》以及杨介根据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泗洲处死者的尸体解剖整理而成的《存真图》(又名《存真环中图》）。图中真实绘画了人体五脏六腑等内脏的解剖位置，在中医解剖学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并对临床医疗实践起了一定作用。当然由于历史局限，图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9。
  在诊断学上，宋代注重对脉学的研究，较著名的脉学专著有崔嘉彦成书于公元1189年的《脉诀》（又名《崔氏脉诀》、《崔真人脉诀》、《紫虚脉诀》)一卷，刘开撰于公元1241年的《脉诀》，许叔微著的《仲景三十六种脉法图》，施发撰于公元1241年的《察病指南》三卷等。这些脉学专著，或以四言歌诀的形式阐述脉理，或创制脉图，而以图的形式来反映脉象，在脉学研究上有所前进。宋代舌诊也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出现舌诊专著。如朱肱在《伤寒类证活人书》中，提出以有无口燥舌干来辨别阴阳虚实；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则有“舒舌”、“弄舌”之名，似为首创；陈言在《三因方》中总结前人诊察舌觉的辨证经验，指出舌觉变化有苦、淡、咸、酸、涩、甜六种等。
  宋代舌、脉方面的著作对中医诊断学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⑩。
  在病因学上，宋代较著名的著作有陈言撰辑于公元1174年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又称《三因极一病源论粹》，简称《三因方》）十八卷，把复杂的病因分为三类：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从而使中医的三因致病说发展成为病因学说。宋代这部病因学专著在中医病因学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代对运气学说相当重视，宋政府官修的《圣济总录》中，首先列入六十年的运气图，包括主运、客运、司天、在泉、客主加临的变化规律；医学校也把运气学说作为考试科目之一，使运气学说更为盛行；刘温舒在公元1099年撰写《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一书，专门论述五运六气及其在医学上的应用。宋代在解剖学、诊断学、病因学、运气学说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实和提高了中医基础理论12。
  在药物学方面，宋代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首先宋王朝政府多次修订和颁布药典，在近200年中，先后9次组织专家修订和颁行国家药典性本草专著。其中较著名的有公元973年，宋太祖诏令刘翰、马志等人详定《新修本草》，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后又命李昉等人重加校订，定名为《开宝重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二十一卷;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宋仁宗诏令掌禹锡、林亿、苏颂等校正医书局官员增修《开宝重定本草》;在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校定并刊印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经》(简称《嘉祐本草》)二十一卷;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宋朝政府诏令全国，征集一百五十余个州郡所产的药物标本及药图，呈送京都，由苏颂等人加以编辑整理成《本草图经》二十—卷，药物插图九百三十三幅，与《嘉祐本草》同时流传于医药学界；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徽宗诏令医官艾晟修定本草，艾晟在《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基础上，附入《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图经》中的有关内容，改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颁行全国；在政和六年（公元1110年，宋政府又令医官曹孝忠等，在《大观本草》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撰成《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政和本草》）；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皇帝诏令医官王继先重修校定《政和本草》，撰成《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三十二卷等。这些官修本草，对宋代药物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13。其次，宋代民间药物学著作也层出不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宋代医学家唐慎微撰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三十二卷；寇宗奭集十余年调査实践所得，参考多种书籍，在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撰成的《本草衍义》二十卷;南宋医家陈衍在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完成初稿，定名为《本草精华》，后又广泛收集资料，反复考证，于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定稿，改书名为《本草折衷》，并冠以宝庆年号而成的《宝庆本草折衷》二十卷等14。宋代的这些官修和民间本草著作，充分反映了宋代药物学大发展的盛况。
  在方剂学方面，宋代亦取得辉煌成就。宋朝政府组织医学专家整理刊印了大批医方巨著®。其中，《太平圣惠方》是宋政府刊行的第一部大型方书。宋太宗赵炅（匡义）素喜医术，曾收藏经过应用有效的医方一千余首，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下诏翰林医官院（类似现代的医学科学院）向全国征集有效医疗处方，又得到各医学家应用之有效验方或家传有效验方一万余首，遂命尚药奉御王怀隐等人编《太平圣惠方》一书。王怀隐，今河南商丘人，精医药，曾为道士，后晋升为翰林医官使。公元978年他奉命与翰林医官院副使王祐、郑奇和医官陈昭遇等，共同编辑此书。淳化三年（公元992年）编成《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宋太宗御制序文，并经政府刻本刊行。此书分为一千六百七十门，收载医方多达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首，内容颇为丰富。每一门类，均以《诸病源候论》的病因、病理和证候等医学理论为纲，其后附录所汇集的有效方药，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方著作，很有临床实用价值，影响极大。公元1046年，经何希彭选其精要，辑成《圣惠选方》，作为学习医学的教材应用了数百年，足见影响之大和深远了。
  《和剂局方》是宋代由政府创办的专营药物买卖的“和剂局”(原名卖药所)配制成药的处方集。和剂局成立之初，所用方剂药味脱漏,分两差错者时有所闻。宋王朝得知此情之后，便下诏书，遴选医家，进行纠正。在太医令裴宗元、提辖措置药局陈师文、陈承等人的主持下，校正、编撰《和剂局方》。裴宗元，原为江浙一带名医，公元1107—1110年间，任奉议郎、太医令兼措置药局检阅方书等职。李师文，今浙江临安人，曾任尚书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等职。陈承，今安徽黄池人，曾任将士郎措置药局检阅方书等职。在他们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劳动和订正下，终于撰成了《和剂局方》。全书共五卷，收载医方二百九十七首，成为和剂局制剂的规范。其后该方书经过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公元1151年又经许洪校订，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的成药处方集之一。该书由五卷增至十卷，载方达七百八十八首；每方之后，除药物组成及主治病症外，还对药物之炮炙和药剂配制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在推广成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书所收载的方剂多为丸、散剂型，便于保存以备随时取用，深受群众欢迎，所以影响很大。长期实践证明《和剂局方》中的许多方剂是确有实效的，所以至今仍为临床医学家所常用。《圣济总录》是宋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宋徽宗时，由政府组织医学家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有效方药，于公元1111年开始，历时七年编成。全书共二百卷;分为六十门，载方药2万首，对前代方书几乎囊括无遗。该书每门之下分列若干证，每证之首，先论病因病理，次述治法方药，综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正骨等十三科，内容极为丰富。《圣济总录》是一部医方全书，故对宋代盛行的医学理论——运气学说，也作了系统的论述，尤其是宋徽宗亲自御笔为之制序，体现了官方对运气学说的重视和推崇，也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对医药之修养和对五运六气学说的重视。《圣济总录》编成后未及印行，京城开封已陷落金人，其书版也被金人运走，至金大定年间（公元1161—1189年）始刊行于世，对我国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宋代民间方剂学著作也层出不穷16，其中较著名的有许叔微撰辑生平历验之方，并附记当时诊疗之事实而写成的《普济本事方》（简称《本事方》)十卷，计二十六门，载方三百六十六首；严用和积五十余年临证经验，在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撰成的《济生方》，据后人介绍，内有方剂五百二十余首，医论八十三首;搜集沈括的医方和苏轼的医论杂说汇编而成的《苏沈良方》，又名《苏沈内翰良方》，约刊行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全书十五卷（现流行本为十卷），记载单验方一百余首；张锐撰辑于公元1133年的《鸡峰普济方》；杨倓写于公元1178年的《家藏方》;王贶编辑于公元1125年的《全生指迷方》；吴彦夔撰写于公元1180年的《传信适用方》;杨士瀛集于公元1264年的《仁斋直指方》等。总之，宋代不仅医方书籍空前增多，而且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
  宋代在临床各科亦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内科方面，除方剂学介绍的公私方书外，尚有《金匮要略方》三卷、《中藏经》一卷、叶长文《启玄子元和纪用经》一卷、王衮《博济方》三卷、刘元宝《神巧万金方》十二卷、董!'及《旅舍备要方》一卷、《脚气治法总要书录解题》二卷、王硕《易简方》一卷、朱端章《卫生家宝方》六卷、《卫生家宝汤方》三卷17。在外科方面有东轩居士撰于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的《卫济宝书》一卷，介绍了部分外科治法以及四十首外科方剂的应用；李迅于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撰写的《集验背疽方》一卷，书中论述背疽的主证和兼证的鉴别，诊治和多种经验药方;陈自明在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所撰的《外科精要》三卷，重点阐明痈疽发背的诊断、鉴别、灸法和用药。这些外科专著反映了宋代外科领域中的新成就©。在妇科方面，宋代涌现出许多妇科专著，有杨子健成书于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的《十产论》，主要论述了正常分娩和各种难产现象，并介绍了各种助产方法;朱端章撰于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的《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八卷，书内汇集宋以前的产科经验，记述妊娠、胎产、产后以及新生儿的护理、哺育和治法，书中有论有方，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临床实践意义；陈自明成书于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的《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共分八门，每门首有论著，后附方案，计有二百六十余论，包括妇科、产科两大部分，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可谓集宋以前妇产科学之大成;此外尚有李师圣的《产论》，郭稽中编于公元1131年的《产育宝庆集》，薛仲轩辑于公元1165年的《坤元是保》，齐仲甫撰于公元1220年的《女科百问》，陈素庵写的《陈秘兰妇科》、《素庵医要》，陆子正著的《胎产经验方》，虞流撰著于公元1140年的《备产济用方》等。这些妇产科著作，对中医妇产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儿科方面，宋代较有代表性的儿科著作有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该书是钱乙弟子阎孝忠（又作季忠）整理成书于重和二年(公元1119年），共三卷，上卷记载脉证治法，中卷记有二十三例医案，下卷论述儿科方剂的配伍和用法;刘昉撰写于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的《幼幼新书》四十卷，分为五百四十七门，整理汇集了宋以前一百六十余家方书，取材广泛，内容丰富，真可谓集宋以前儿科之大成;此外尚有董汲写于公元1093年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陈文中著于公元1253年的《小儿痘疹方论》，南宋亡名氏撰于公元1156年的《小儿卫生总微方论》等。这些儿科著作丰富了宋代中医儿科理论，充实了儿科方药内容，提高了儿科医疗水平20。宋代在五官科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在《太平圣惠方》中有二卷专门讨论眼科,收载眼科病证六十余种，治眼方剂五百多首，专列耳鼻咽喉口齿疾病四卷，记述了诸如牙齿疼痛、喉痹、口舌生疮、耳内生疮等耳鼻口齿病证和治方；《圣济总录》讨论眼科有十二卷，载方七百六十多首，论述耳鼻咽喉口齿诸病也达十二卷之多；〈银海精微》二首，作者不详，托名孙思邈撰，列举了八十余种目疾，内容充实，辨析简明，所列方剂多切实用，很受后世重视。这些五官科专著和五官科论述，推动了宋代中医五官科的发展21。宋代在针灸学方面发展迅速，宋仁宗赵祯特命尚药奉御王惟一等人，整理前人有关针灸文献，考订经络和输穴，在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王惟一撰成《铜人输穴针灸图解》三卷，载有穴名三百五十四个，总穴达六百五十七个，并详细叙述各穴的针刺深度和主治证候；为进一步厘定穴位，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政府又命王惟一设计铸制两具针灸铜人，成为针灸史上的创举，针灸铜人在当时成为针灸教学和医生考试的主体直观教具；针灸专著有王执中撰于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的《针灸资生经》七卷，详细论述头、胸、腹各部和四肢输穴以及二百余种证候，因此此书堪称为宋以前所未见的一部因证配穴、内容丰富的临证针灸专著；除此尚有《神农皇帝真传针灸经》一卷，许希《神应针经要诀》一卷，庄绰《膏肓输穴灸法》一卷，闻人耆年《备急灸法》一卷等。这些针灸专著，标志着宋代的针灸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2。
  宋代在法医学上有了显著进展，政府制定有一系列比较完善的司法制度，并规定检验法令，明确检验人员的分工和职责，确定检验格式和伤情轻重的标准。在当时的一些刑侦书籍中，也大量记载了法医鉴定的内容，如郑克撰于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的《析狱龟鉴》，共有二十门，三百九十五事；南宋桂万荣撰刊于嘉定元年至四年（公元1208—1211年）的《棠阴比事》，该书以《疑狱集》和《析狱龟鉴》为蓝本，计有一百四十四事，载有活体检验和尸体检验等内容。然而在中国古代法医学史上，真正具有重大价值，影响于国内外的法医学著作，则是宋慈的《洗冤集录》23。宋慈，字惠文，福建建阳人，生于公元1186年，死于公元1249年，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中进士后，历任主簿、通判兼摄郡事等职，其中曾四次出任法官。在长期的法官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在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宋慈为了避免错案、冤案的发生，达到“洗冤择物”的目的，吸收《内恕录》等著作中有关法医学的论述，结合自己的体会和见解，精心撰成《洗冤集录》五卷，五十三条。该书从人体解剖到检验官如何正确对待检验，以及检验疑难要案的方法、对策，对初检、复检、妇儿尸体的检验，对伤亡轻重及伤亡原因的鉴别等都予以详细论述。此外，宋慈在该书的最后章节还论述了解毒与急救方法，在缢死急救法中介绍了类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是比较科学的。《洗冤集录》一书，由于材料充实，内容丰富，说理简明，分析透彻，切合实际，故问世后便显示出不平凡的应用价值。
  数百年来，一直被“官司检验奉为金科玉津”，“凡士君子学古入官，听讼决狱，皆奉《洗冤集录》为圭泉”。后世的法医学著作，亦大多以此为蓝本。该书深受世界法医界的重视，先后被译成朝、日、法、英、德、俄等多国文字，成为各国司法界审理死伤案件的重要参考书。
  凡此，足以说明宋代在法医学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宋代有比较先进的医疗卫生设施，主要表现在“改水”和“改火”的风俗习惯在宋代仍很盛行，苏轼《梦中诵参寥子》诗中有“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之句24，正反映了改水改火预防疾病的卫生措施。为制止随地吐痰这种不卫生的习惯，南宋统治者出巡时，专门设有执金花唾壶的侍从跟随；南宋时期杭州已有专门包粪的行业，说明已有了粪便管理的卫生设施，据《梦梁录》记载：“杭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有出粪人瀽（收）去，谓之“倒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25宋代有专门“倒泔脚”的人26，“泔脚”又称“泔浆”，都市的里弄有陶瓮，以备人们倒置残羹剩炙或臭腐食物，以便专人每日来取，作为喂饲家畜之用，这是保持都市卫生很好的方法;宋代在四川峨嵋山有专门传播“鼻苗种痘术”的人27，“鼻苗种痘”法，即将痘苗接种到鼻粘膜上，引起人工免疫的一种接种方法，在宋代民间被广泛采用，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为后世牛痘接种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宋代这些卫生设施和措施，对预防疾病发生、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起了积极作用。
  宋代名医辈出，医著如林，据《宋史•志第一百六十·艺文六》卷二百七记载：“医书类五百九部，三千三百二十七卷”28。
  由于宋代历届政府比较重视医药卫生事业，加之医学家们的奋发努力，使宋代的医药学出现了全面大发展的局面，为宋代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