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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族是我国北方古老民族之一，在唐以前生活于辽水流域，“其疾病，则无医药，尚巫祝，病则由巫杀猪狗以禳之”17，或有疾时求治于其他民族之医学家。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建立辽朝，在扩张势力、大举征服的战斗中，从吐谷浑得医人之子直鲁古，直鲁古后为辽代名医；又得汉族医学家韩匡嗣，也以医术闻名于辽。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继续南掠中原，攻占晋都城汴京，掠夺医官、方技、图书、铜人、明堂、石经以及百工，“尽载府库之实以行”，分别送往上京和黄龙府。辽统治者对医生比较重视，如直鲁古、韩匡嗣由于“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邓延贞“治详稳萧留宁疾验，赠其父母官以奖之”18。公元1〇世纪至11世纪初，辽在文化上引进汉文化，初创契丹文字。他们为了改变契丹族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之事，有耶律庶成把汉族医学书籍翻译成契丹文，“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19。当时契丹人如饥似渴地攻读研究汉族医药书籍，如朱丹王耶律倍“市书至数万卷，藏于医巫闾山绝顶之望海堂”，“其异书、医经，皆中原所无者”20，足见其藏书之多和版本之珍了。在辽宋结为友好的一百余年间，宋辽之间的药物互市十分繁荣；辽与西夏、吐蕃、回鹘之交往也很频繁，药材之馈赠，易货的品种也越来越多。辽与女贞的药物交易也很活跃，其中尤以“成形人参不定数”，可知东北人参已成为契丹、女贞贸易的热门货。上述情况基本上反映了辽王朝建立前契丹族医药从信巫到朝医药学方向发展的强大趋势。
  随着辽政权的稳定，辽太宗时采用“因俗而治”的统治办法，加之汉臣之被任用，便将中原汉族的制度等带到契丹，从此公卿百官皆仿效中原，尤以南府为最。即使在北府的官制中也有“汤药小底、尚饮小底、固漱小底、尚膳小底”之设立，甚至还设有“太医局”。如，“太康四年，……有疾，上命乘传赴阙，遣太医视之”;“疾甚，遣太医视之”21;又如直鲁古任太医等，都说明北府已设有太医制度。在南府，由于接近宋朝的统治区，其仿效唐宋制度更为明显。如所设之三省六部以及台、院、寺、监、诸卫、东宫等机构，其官员也大都由汉人充任。在医药学方面，辽世宗天禄四年（公元950年），设翰林医院，翰林医官多人掌供奉医药及承诏治疗众疾。这一设置在唐末可算创设，可见辽代统治者为了完善自己的医药管理和发展其医药学所作的努力是十分积极的。在翰林医院充任翰林医官者，除契丹贵族医学家耶律庶成外，有不少人都是汉族医学家，如李奭、李爽、陈秘等十余人。辽道宗时(公元1055—1100年），为了加强药材之管理，在内侍省设立内库、汤药局，各选精通药材和汤药的医药学家充任提、点一职。内库是专门为皇室贮藏管理贵重药材的，由《辽史·萧兀纳传》记载萧兀纳被诬借内库犀角而罢官一事，即知内库乃管理药材的重地22。至于汤药局，则是国家管理用药之机构，其管理人员多为汉族人员充任都提点、勾当之职，如王继恩、赵安仁等人都曾先后就任此职。
  契丹统治者为了加强和发展本民族的医药学和医学家队伍，曾采用了求医、进医、习医三种措施，如公元927年（天显十二年）11月，“遣使求医于晋”23，晋朝于12月即派医赴辽；公元1001年(统和十九年）1月，“回鹘进梵僧名医，充分说明回鹘族与契丹族之间的医药交流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契丹族医学在与汉族、维吾尔族等医学交流中得到了较快的提高。医药学水平的提高，使契丹人对巫医的信仰日趋动摇，到公元10世纪中叶，便对巫医的欺诈杀人活动采取了断然措施。例如公元955年，由于巫医猖厥，女巫肖古，妄称取男子胆合药可以延年，“不数年杀人甚多”，“后悟其诈”25，便下令射杀，并禁止其活动。
  还须指出，契丹族在摆脱巫医的统治后，不但积极引进和向临近各民族学习医药，甚至掠夺医生、医药文献和针灸铜人、石经等，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也很重视钻研。例如，辽太祖之长子耶律倍（公元891—929年)“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字”26，可惜由于其弟耶律德光继承辽太祖皇位迫之，他载书浮海追唐，唐明宗赐姓李名慕华。耶律倍的儿子兀欲，“善丹青，尤精饮药”、“也真工画、颇知书” 27。耶律倍的族弟名叫迭里特，“尤神于医，视人疾，若隔纱睹物，莫不悉见”28。一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患心痛，经迭里特针灸治愈。又辽景宗(公元969—982年)耶律贤也以高明之针灸技术而闻名，《契丹国志》记载说:他“好音律，喜医术，伶伦针灸之辈，授以节钺，使相传者三十余人谙。
  由此可知，耶律贤不但自己喜好医药针灸，而且重视和培养针灸医生，以针灸医师为朋友，重用针灸医师，授予针灸医师以较高的权力和地位等。“景宗因风疾，多不视朝”30，也可能是他酷爱针灸医学的原因。
  契丹医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尸体处理技术十分先进，这里仅摘几段文字以知其大概。《虏廷记实》曰：“契丹富贵人家，人有亡者，以刀破膜，取其肠胃，涤之，置以香药、盐、矶，五彩缝之。又以尖笔筒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锦彩络其手乎”31。为了说明其确实性，这里可用辽太宗耶律德光死后的尸体处理为例。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攻占开封，并大批虏掠，北归途中，不幸患病不愈，终于死在途中，《资治通鉴》记有：“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32。为了证明其防腐败的实际效果，这里可用1981年10月于内蒙察右前旗豪欠营六号辽墓出土之女尸为例，“女尸出土时，深棕色皮肉完好尚有弹性，发型完整” 33，从胃之检验，含砷量大大超过正常人体。以上史料，足证契丹族人所掌握的尸体防腐技术已是很高超的，比汉民族的尸体防腐技术更高明，其来源尚待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