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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辽夏金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深，各地方割据政权之间争权夺利，以致战乱频繁，疾病流行，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从另一个方面却促使一些医学家总结医疗实践的新经验，在前代医学成就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医学流派，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医药学知识宝库。
  五代十国辽夏金时期的医药学在医学经典著作的整理和注释、本草学、方书以及学术流派的形成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医经的整理和注释上，宋初又传出《素问遗篇》二篇，在王冰注本上本来没有文辞的两个篇目，忽然有了经文，且有王冰的注文，大概是五代时人所依托。号称《素问遗篇》的《刺法论》、《本病论》二篇，均题为王冰注。据称，所谓《刺法论》、《本病论》二篇，王冰谓为古本第七卷所阙，他在《病能论》注中也明说：“世本既阙第七(卷)二篇”，是此二篇题为王冰所注，其妄可知，所以林亿说:“此二篇讬名王冰为注，辞理鄙〓，无足取者”;丹波元简说:“今所传《素问遗篇》一卷，此乃王冰以后所讬而作，经注一律，出于一人之手”，两说均有卓见。惟此二篇内容，唐人虽不曾提到，而北宋林亿等却已论及，故推测此二篇大概是五代的人所依托而作。到金代有刘完素写于公元1186年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写于公元1172年的《黄帝素问宣明论方》①。《素问玄机原病式》主要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整理、归纳为五运、六气主病十一条病机，逐条逐证予以注释阐发，并提出相应的治疗原则，对研究《内经》的病机理论有一定价值。《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则把《素问》中的十一个病名和证候作了整理和分析，并制定了处方。刘完素的研究成果对后世《黄帝内经》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伤寒论》的研究、整理和注释上较著名的有金代的成无已2。成无已是宋嘉祐、治平年间（公元1056—1067年）聊摄人，靖康(公元1126年）后，聊摄地归于金朝，遂为金人。他出身世医，精伤寒学，钻研数十年,于七十八岁时(公元1142年)撰成《伤寒明理论》，八十岁时(皇统四年，公元1144年）写成《注解伤寒论》，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汪琥曾称赞说:“成无已注解《伤寒论》，犹王太仆之注《内经》，所难者唯创始耳。”《注解伤寒论》是现存全面注解《伤寒论》的最早专著，全书共十卷，该书采用“以经解论”的方法，以《内经》、《难经》等理论来阐述张仲景的伤寒学说。如选《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中的“形寒饮冷则伤肺”的论述来解释小青龙汤证的“心下有水气”;引《难经•十八难》中的“脉不应病，病不应脉”的论述来解释下利里虚的“脉反实者死”;这些都非常确切。
  书中重视脏腑经络，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诸证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对《伤寒论》的注释，以忠实原文而见长。能解者则解之，不能解者则存之，其态度既客观又谦谨，对学习和研究《伤寒论》的原有宗旨，具有重要意义。《伤寒明理论》共四卷，书中扼要辨析伤寒五十证，始于“发热”，终于“劳复”。特别对若同而异、似是而非的症状，能详细分型析证，以明其理。如解战栗有内外之诊;论烦躁有阴阳之别；析厥逆有浅深之不同等等。书中还选张仲景常用方二十首，述其配伍制使关系。成无已的《注解伤寒论》和《伤寒明理论》是一本析疑启奥的著作，对后世伤寒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成无已不仅是注解《伤寒论》的首创者，而且是研究张仲景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本草学方面，五代十国时较著名的有五代前蜀时李珣的《海药本草》，五代南唐时陈士良的《食性本草》，五代后蜀时韩保昇的《蜀本草》等。唐代的《新修本草》颁行后，莫不奉行，但因为卷帙繁重，传写不易，所以不久《药图》先行亡佚。后蜀广政年间（公元938— 965年）翰林学士韩保昇等人奉命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参考了有关文献，进行增补注解而成。全书共二十卷，原名《增广英公本草》，后世称《蜀本草》3。该书除增加了新药物外，还配上了图经，对药品的性味、形态和产地等也增加了新内容，尤其是图形绘制精细，后人编撰本草时常加以引用。公元934年，南唐陈士良把《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有关饮食的药物加以分类整理，附以己见，并载食医诸方及四时调养脏腑之术，著成《食性本草》十卷4，对饮食疗法作了总结整理，但可惜此书早已亡佚。五代前蜀时李珣收集海外诸药，编写成《海药本草》六卷5，原书在宋末已亡佚，今之辑本，仅存药一百二十四种，该书对中外药物学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金代较著名的本草学著作有张元素的《洁古珍珠囊》一卷，《洁古本草》二卷6。张元素的本草学著作虽仅讨论了百余种药物，但注重“药物归经”，“引经报使”等药学理论；论述了“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沉浮、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所以李时珍称张元素为“大扬医理，灵枢之下,—人而已”。后其门人李东垣著《用药法象》，进一步阐扬和发展了张元素的用药学说。
  在基础医学理论研究方面，五代时有讬名王叔和的《脉诀》一书7。《叔和脉诀》，今通称《脉诀》，其书论脉，凡二十四种，种数与《叔和脉经》相同，惟省去《脉经》原有数、散二脉，加列长、短二脉,又如像《千金翼方》那样，以牢为革，以濡为软，所以《脉诀》的二十四种脉，是浮、芤、洪、滑、促、弦、紧、沉、伏、牢、实、微、涩、细、濡、弱、虚、缓、迟、结、代、动、长、短。共立七表、八里、九道的名目，以为二十四脉的纲领。《脉诀》全书用歌括体，照所标的名目，分项写成，颇便于诵习，所以书出后，极为流行。
  在医学方书方面，五代时较著名的有后周刘翰的《经用方书论候》、《全体治世集》共六十卷，后蜀罗普宣的《广正集灵宝方》一百卷8。金代时较著名的方书有刘完素的《河间先生十八剂》一卷、《宣明方论》十五卷、《伤寒直格方》三卷，张从正的《张氏经验方》二卷、《秘录奇方》二卷，李庆嗣的《李氏活人书》二卷，张元素的《医学启源》三卷、《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卷，刘完素的《治病心印》一卷，张从正的《儒门事亲》十五卷、《治病撮要》一卷、《张子和汗、吐、下三法》一卷、《直言治病百法》二卷、《十形三疗》二卷，曾世荣的《活幼心书》，李庆嗣的《针经》一卷，窦默的《铜人针经密语》一卷、《标幽赋》二卷、《指迷赋》一卷等9。这些众多的医学著作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医学得到了发展。
  这一时期，尤其到了金代，医学界出现了学派争鸣，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中就有三人是金代的医学家，他们的学术主张和学术争鸣，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主火论”者刘完素10，字守真，金代河间人，后世尊之为“河间先生”，或称刘河间，约生于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卒于公元1200年，终年九十岁。据《金史》记载，他“尝遇异人陈先生，以酒饮守真，大醉，及寤洞达医术，……然好用凉药，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自号通玄处士”。刘完素长期生长于宋朝南迁的动乱时期，那时北方受到异族的蹂躏，天灾人祸，疫疠流行。他目睹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中，便立志学医。刘氏二十五岁开始研究《内经》，一直到六十岁，在这漫长的三十五年中，他边行医，边钻研，“日夜不辍，几废寝食”，颇具真知灼见。据程道济《序》说:“刘守真夙有聪慧，自幼年耽嗜医书，千经百论，往往过目无所取，皆谓非至造化之理，因披阅《素问》一经，朝勤夕思，手不释卷。”当时《和剂局方》盛行，医生多喜用辛温香燥之品，而刘完素力陈其弊，其用药则偏于寒凉。《四库提要》谓:“完素生于北地，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与南方风土原殊；又完素生于金时，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亦异于南方之脆弱，多以寒凉之剂攻其有余。”刘完素多次拒绝金朝招聘，长期坚持在民间行医，在劳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信。他殁后，当地人民都非常怀念他，为他树碑立庙。在他的故里，距河间县东约二十里的刘守村，有他的坟墓和刘爷庙。七百多年来，劳动人民一直供奉着他的庙宇，足见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刘完素悉心钻研医理，从基本理论到临床实践，积累了宝贵的丰富的经验，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北宋时期,运气学说盛行。因此，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也最多，所著《运气要旨论》，就是把《素问》所有六十二证，加以注释，并将疾病分为十七门，每门各有总论；又用《素问》中的理论分析病因，且结合临床把每种疾病的证候具体化，并加入适当的主方。他对病机学说亦有所发挥，其所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就是根据《素问》中的病机理论，将疾病按照六气归纳为六大类;又把六气和五行的关系结合起来，并参考岁气而治疾。如诸风属木，诸湿属土，诸燥属金，诸寒属水，诸热属火等。为了配合六气，又把五行之火，分为君火和相火，如诸热属君火，诸火属相火。刘完素以前的医书，多把证候孤立地罗列，散漫而缺乏系统，刘完素则把所有证候概括为由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病因所致，以分析断病，处方用药。他的著作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十五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二卷、《三消论》一卷、《保童秘要》二卷，晚年又著《素问玄机气宜保命集》三卷行世。刘完素的医术相当高明，尤其揸长于治疗热病和杂病。他的诊所常挤满了热病病人，重者甚至昏迷不醒，他善于应用清热解毒消炎的方药来治疗,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深得群众信仰。他认为“医道以济世为良，而愈病为善”。遣方用药，不矜奇炫异，而是实事求是。他反对宋朝官颁的《和剂局方》，认为《和剂局方》的药物组成和主治，多有偏颇；至于古方也不可能完全适应现在的病症，需要创制新方，以切合实用。他自制的新方，如“防风通圣散”、“凉膈散”、“双解散”、“天水散”等，都有一定的疗效。刘完素的主要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一卷，现存，但撰年不详。该书以《内经》理论为本，在阐述运气时结合病症进行病原方面的归类，卷首以引录《素问》关于“五运主病”、“六气为病”的原文为纲，对多种疾病的发病及其转归进行了分析，强调“热”的概念，在治疗上主张用寒凉药，为寒凉派的重要著作。另外，《素问病机气宜保全集》三卷，现存，撰于公元1186年，上卷叙述养生、诊法、伤寒、本草等内容，对风、寒、暑、湿、燥等病邪所引起的多种病证作了分析，并强调它的重要性；中、下二卷介绍一些常见病证的证治，颇多临床心得。《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又名《宣明论方》，十五卷，现存，撰于公元1172年，《四库全书提要》曰：“今刊入《河间六书》者乃有十五卷，……二卷，取《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之说，改动原文，分为五运主病，六气为病，并加注释，发挥个人意见，议论多从火化。”此书将《素问》一书的病名及症候作了整理、分析，并制定了处方。《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二卷，现存，《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其中传染一条称‘双解散，、‘益元散’，皆为神方，二方即完素所制，不应自誉至此”，日本人丹波氏怀疑为后人撰集。其他诸著作已亡佚，但有部分内容被收入《儒门事亲》等后人的著作中。刘完素的学术观点表现在推崇《内经》的运气学说。刘完素生长于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当时医学因受理学的影响，运气学说十分盛行。刘温舒著的《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对运气的理论大加发挥;《圣济总录》二百卷，其第一卷就谈到运气，并论及它与疾病和治疗的关系；运气学说当时还作为医学考试的课目之一。因此，运气学说，也成为刘完素学术观点的主要部分。如他在《气宣论》中说:“论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主，五脏所宜，五行之运行数，六化之临御化，然后明阴阳三才之数。”刘完素将《内经》的运气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他认为人体的内在因素和外界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自然界气候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现象，有着极为密切的影响。故而，他说:“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 ”但他研究运气学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医疗上的问题。自然变化固然对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但“主性命者在乎人，人有独立主宰的能力。”因此，他一方面从外因的发病规律来探讨疾病的机转，一方面又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机械的、专以主岁主时论疾病发生的研究方法。他既陈述了五运六气分主四时的常规，而又指出运气是有常有变的。刘完素的运气学说基本上是依据《素问》的运气理论进一步发挥的，他对运气学说的重视和研究，主要是运用于临床方面，使其从理论到实践更加具体化了。刘完素学术观点之二是“亢则害，承乃制”论。他根据《素问•六微旨大论》“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的理论，对疾病的本质和现象的内在联系加以发挥，他说:“由未知阴阳变化之道，所谓木极似金，金极似火，……土极似木者也。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谓己亢过极，则反以胜己之化，俗未知之，认似作是，以阳为阴，失其意也”。他所提倡的“亢则害，承乃制”论,可作为预防措施。刘完素虽偏重心火之亢，但火亢之余，亦论及木、土、金、水之亢。刘完素学术观点之三是对病机的阐发，他对于病机和辨证都曾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把各种不同的疾病，按照“五运六气”来分类，同时又把《素问》里的病机十九条加以补充，分别归类于“五运”、“六气”两大门中，其具体分类为五运主病：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诸痛疮疡，皆属心火；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诸气膪郁病痿，皆属肺金；诸寒收引，皆属肾水。六气为病:诸暴强直、支痛、软戾、里急、筋缩，皆属于风；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转筋、小便浑浊、腹胀大、鼓之如鼓，痈疽疮疡、瘤气、结核、吐下霍乱、体重、胕肿，瞀郁、肿胀、鼻塞、鼽衄、血泄、淋秘、身热、恶寒战栗、惊恐、悲笑、谵妄、血汗，皆属于热；诸痉项强、积饮、痞膈、中满、霍乱、吐下、体重、胕肿、肉如泥按之不起，皆属于湿；诸热瞀瘛、暴喑、冒昧、躁扰、狂越、骂詈、惊骇、胕肿、疼酸、气逆冲上、禁栗、如丧神守、呕吐、疮疡、耳聋、耳鸣、涌、溢、食不下、目昧不明、暴注、瞤瘛、暴病暴死、皆属于火；诸涩枯涸、干劲鎌揭，皆属于燥；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沏清冷、症瘕、〓疝、坚痞、腹满、急痛、下痢赤白，食已不饥、吐利腥秽、屈伸不便、厥逆、禁固，皆属于寒。根据以上的病机分类来看，属火与热的病变为最多，《内经》原文为十五种，而刘氏则推衍为五十一种;其他病变，《内经》原文为六种，刘氏推衍为二十六种。二十六种中，属风、湿、燥者就有十四种，刘氏认为也都属于火热范围。他认为“风可化火”，“热甚生风”，“热能生湿V‘湿可化热”，而燥病的形成,也是风热所致，并且认为寒病除了“中寒”以外，也可热化。这就是刘氏“六气火化”的主要论点。刘完素生活的时代，适当北宋“和剂局方”盛行的时期，局方偏用辛燥温热之药，流弊诸多。因此，他尽力纠正这一偏向，提出了“六气火化”的论点而主张应用寒凉类药物，故后人称他为“主火派”或“寒凉派”。其实刘完素在临床上也非常注意辨证治疗，对于各种疾病，他也是根据病情的寒热性质而选用方剂，如中风既用白虎续命汤，也用附子续命汤；疟疾既用白芷汤（白芷、知母、石膏），也用苍术、草乌、杏仁；这些病例，在他的著作中是经常见到的，从中也可以了解到刘完素的处方用药并非是一派寒凉之品。刘完素之所以强调火热病变的重要性，是为了补偏救弊，当然在其立言时,难免有些片面，我们应正确对待。刘完素学术观点之四，是对火热病的治疗有一整套的治疗方法。他认为外感初起，多有怫热郁结，故不问风寒，通用“双解散”或“天水散”；表证兼有里证，则应用表里双解法，不问风寒暑湿，用“凉膈散”合“天水散”;对于里证，如内热郁结、烦渴、谵语、腹满实痛、脉象沉实者，则主张采用“承气汤”下之；对湿热内甚，下利不止等，都要用.“黄连解毒汤”清火热等等。可见刘完素的“主火论”和他在临床上运用汗、下的寒凉方药，都是以辨证论治为基础的。刘完素学术观点之五是制方用药方法突出，往往是以一方统治多种疾病。如他的“防风通圣散”为表里双解法，为后世通用的名方。具有解表清里，宣通并用，药味较多，治疗面广，可治一切内外实证，如外感风邪，内有蕴热，表里皆实，恶寒发热，头痛眩晕，口苦舌干，咽喉不利，大便秘结，小便短赤及疮疡肿毒等等。此方对各种表里俱实的热证大多有效。例如对肝火实证，湿热内郁，肠胃燥热，荨麻疹以及若干过敏性炎症等亦有良效。刘完素处方用药，虽主寒凉,但也酌用温热之品，如附子、干姜、良姜、白附子、吴茱萸、肉豆蔻、草豆蔻、官桂、硫黄等，亦常随证选用，其用药处方亦多变化。如扶正祛邪，常人参、当归、麻黄、独活、川芎、细辛同用；寒热则以羚羊、官桂、川乌、山，桂枝、石膏，良姜、山扼同用等。总之，刘完素对《内经》运气学说有较深刻的研究和正确的认识，解决了当时医疗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他提倡运气学说，但能从实际出发，并不一味拘执于运气之说。刘完素对《内经》病机十九条的分析归纳，是片面的。其对运气篇也缺乏全面的认识，因此形成了以火热立论的片面主张。但他并非片面机械的主火论者，而是正确地掌握和发展了祖国医学因时、因地、因人而宜的辨证施治的理论。在宋金战争连绵、热性病广泛流行、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刘氏能针对北宋以来，医家多受局方限制影响，喜用辛燥之法的时弊，试图纠正这一不正之风，治病又治医，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贡献。刘氏的“火热致病说”对后世治疗温病及各种传染病，特别是对明清时代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刘完素充分发扬“亢害承制”的理论，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控制疾病转化的意义。此外，刘氏用药精当，专攻病本，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总结出的治疗热性病的一整套方法，给后世治疗温热病以极大的启示，打破了魏晋以来墨守陈规的保守习气，使后学者敢于设想，敢于创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攻下派”张从正11，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人，约生于公元1150年，卒于公元1228年，终年七十八岁。张氏师承河间刘完素之学，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典籍，颇有研究。大定、明昌间(公元1190年左右），以医问世。曾被金朝统治者(兴定中）召补为太医，复从军于江淮间，但因不愿为他们服务，不久便辞职，而行医于民间。张氏深切了解并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因此，一般劳动群众有病，就千方百计设法治愈。有一次他经过故息城，见一男子遭官府严酷的杖刑，疮痛焮发，毒气攻里，牙关紧闭，汤药不下，百治无效，家人已为其备好后事。张氏诊视后，施用先吐后下，继发其汗的方法，终于把这个受冤垂死的病人救活了（见《儒门事亲》卷七）。此外，张氏为人十分谦虚，有一次张氏患眼病百余天，羞明肿痛，眼科医生姜仲安在他的上星至百会及眉际、鼻端等处穴位针刺、排血，三天眼部症状就消失了。张氏自叹道：“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学医半世，尚缺此法，不学可乎！”张氏在〓水（即〓水）之上，日与麻知几、常仲明辈讲明奥义，辨析玄理，并结合其平日研究心得和临床经验，撰著《儒门事亲》一书，乃取“惟儒者能明辨之，而事亲者不可不知”之义而命名。全书凡十四卷，由张从正执笔，麻知几整理，常仲明补充其遗为《治法心得》一卷，合共十五卷。张从正推崇刘完素学说，他认为“治病重在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因此,创立了“六门”、“三法”学说。所谓“六门”，就是根据刘氏的六气说，把各种疾病分成六个门类，执简驭繁，并加入内伤、外伤、内积、外积等，以概其余。其治病方法则宗《内经》和《伤寒论》的汗、吐、下三法。由于他在临床上常用泻下剂与催吐剂，尤其注意泻下法，故后世称之为“攻下派”。其处方用药多主寒凉，故于热性病危急关头，每能起疾救死取得神效。金代以前医书虽有汗、吐、下法，但不善运用的人，常不当汗的，汗之而死;不当吐的，吐之而死;不当下的，下之而死。然而张从正胆大心细，师古而不泥古，善于通权达变，用药精当，所报告二百多个病例，均能实事求是，而无丝毫欺妄之说。他的治学和临证的态度是严谨认真的，对那些不善治病的医生，能够大胆无私地进行批评，所以也招致了一些人的怨恨和妒忌。张氏曾说：“凡余所治之病，皆众坏之症，将危且死而治之，死，当怨于戴人；又戴人所论按经切理，众误皆露，以是嫉之。”他虽受诽谤，但仍有不少人宗法于他。他的《儒门事亲》一书，在论病治法方面，确有相当价值。张氏于内、外、妇、儿各科都有独特的见解，尤其是擅长治疗时病。他的学术主张主要是“六门”、“三法”。所谓“六门”即风、寒、暑、湿、燥、火六种邪气。张氏将无论属于内因或外因引起的各种疾病所呈现的证候群，都归纳于六气之内，称为“六气”分类辨证法。如风为厥阴风木，主证为诸风掉眩，风痰、风厥、涎潮不利、半身不遂、失音不语、留饮飧泄、痰实呕逆旋运、口㖞搐搦、僵仆目眩、小儿惊悸狂妄、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咽膈不通、偏正头痛、首风沐风、手足挛急，方剂为防风通圣散、防风天麻汤、防风汤、祛风丸、排风丸、排风汤、小续命汤、消风汤。其它暑、少阴君火，湿、太阴湿土，火、少阳相火，燥、阳明燥金，寒、太阳寒水均各有主证、方剂，均属于张从正的“六门”分类辨证法。张从正论“三法”的运用是张氏学术主张之二。汗、吐、下三法，早在《内经》里就已论及，张仲景《伤寒论》，“三法”的运用就比较具体，而张从正更扩大了三法的治疗范围，并将其广泛地运用于临床。张氏认为，人的发病因素有三：一由感受天之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气;二是接触地之雾、露、雨、雹、冰、泥等六邪;三是由人们饮食酸、苦、甘、辛、咸、淡六味不节。总之，疾病并非人体所固有，它或自外来，或自内生，皆为邪气，即为邪气，则当施以攻法，以速去其邪，邪去则元气自复。他针对世人好补恶攻的积弊陋习，指出：“惟庸工之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世无真实，谁能别之！ ”于是，乃以《内经》为理论基础，以《伤寒论》汗、吐、下三法为原则，加以进一步发挥。他认为，辛、甘、淡三味为阳，酸、苦、咸三味为阴；辛、甘发散，淡渗湿，酸、苦、咸涌泄；发散是汗法，涌是吐法，泄是下法，渗是解表属于汗法，泄是利小便属于下法。张氏指出：“圣人只有三法，无第四法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过数十年的临床实践，张氏对三法的运用，达到精确、熟练的地步，并详述了汗、吐、下三法的理、法、方、药。论吐法的运用，他说：“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顺而下之，尚犹不乐，况逆而上之，不悦者多矣。然自胸已上，大满大实，病如胶粥，微丸微散，皆儿戏也，非吐病安能出。”张氏所用的吐药有三十六味，他按药物的性味进行分类，如苦寒的吐药有豆豉、瓜蒂、扼子、黄连、黄芩、大黄等，辛苦寒的吐药有郁金、常山、藜芦等，甘苦寒的吐药有地黄汁，苦温的吐药有木香、远志、厚朴等，辛苦温的吐药有薄荷、芫花等，辛甘温的吐药有乌头、附子等。张氏还提出性情刚暴，好怒喜淫；病家主张不一，信心不坚；病势临危，老弱气衰；自吐不止，亡阳血虚等八种情况禁忌使用吐法。由此可见，张氏在临床实践中运用吐法是准确的，有分寸的，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深怕后人有顾虑不敢运用吐法，故反复加以说明。论汗法的运用，张氏认为邪气在表，都可应用汗法。他说风寒湿暑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欲速去之，莫如发汗”，并举例说明《内经》刺热法就是开玄府而逐邪气，这和汗法一样，但不如发汗收效更快。发汗疗法有多种，不但温热药可以发汗，寒凉药亦能发汗，此外薰渍（蒸气）、导引（气功）等疗法也能发汗。张氏列举汗药四十种，如荆芥、白芷、陈皮、半夏、细辛、苍术等，是辛温发汗药;蜀椒、吴茱萸、大蒜等，是辛热发汗药；黄芩、知母、枳实、地骨皮等，是苦寒的汗药;前胡、柴胡等，是苦、微寒的汗药。张氏应用的汗剂，辛温发汗如桂枝汤、麻黄汤等，多依据仲景法；辛凉发汗如通圣散、双解散等，多依据河间法。张氏汗法的应用和宜忌，也是以仲景法为依据的。表里俱实为阳盛阴虚，宜下而不宜汗;表里俱虚为阴盛阳虚，宜汗而不宜下;如表虚亡阳，不宜发汗，发汗则死。他认为发汗方法，要辨阴阳，明表里，定虚实，然后才可应用。张氏运用汗法，范围既广泛，方法又灵活，可以说是辨证施治，而不拘于一方一药的。论下法的运用，张氏认为下就是补，他特别强调“邪去正安”的辨证观点。至于下法的应用，张氏认为，凡宿食在胃脘者，都可用下法；无论男女老幼，一切所伤之物停积胃脘，脉迟而滑，皆为内实，宜用下法。张氏常用的下药有三十味，其中缓下药有杏仁、郁李仁、桃仁等，轻下药有大黄、槟榔、枳实等，峻下药有牵牛、甘遂、大戟、芫花、巴豆等，盐类泻药戎盐、朴硝、芒硝、牙硝等，动物类胆汁如猪胆汁、牛胆汁等。张氏并列出忌下的症，如洞泄寒中（休息痢）不可下;伤寒脉浮不可下；表里俱虚不可下；五痞心证不宜下；厥而唇青，手足冷，内寒者不宜下；小儿内泻，转致慢惊及两目直视不宜下；十二经败症不宜下。总之，阐发“三法”理论，推广三法运用范围，是张氏学术的特点。但三法毕竟无法总结和概括其他治法。一般说来，三法比较适用于疾病的前期，而在疾病发展的后期，或病情错综复杂，则必须慎重从事。
  所以，张氏虽然侧重阐发“三法”，但也采用其他治疗方法。他鉴于世人畏用三法，恐其不彰而失传，故重用三法以立说，并能理论联系实际，分析三法，有证有论，使人信服。张从正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他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不拘泥古法。他的“六门”、“三法”学说，是建立在《内经》、《伤寒论》及刘完素“六气”学说的基础上并加以发挥的。他认为一切疾病都可以用“三法”来解决。他的“三法”不仅局限于发汗、催吐、泻下，而是包括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张氏不仅擅长于治疗时病、杂病，而且也长于外治法，除内服药外，他还善于应用针灸、熏蒸、熨烙、按摩、喷嚏、体育、气功等多种疗法，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清代名医吴尚先运用外治法疗疾病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此外，张氏治学严谨，他的临证治验记录，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张从正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而对一些不学无术的庸医，也能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他的这种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态度，成为医者几百年来学习的楷模。
  “补土派”李杲12，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金代真定人，生于公元1180年，卒于公元1251年，终年七十—岁。李杲出生于富裕家庭，幼好医药，及长曾捐千金跟从易州张元素学医，未数年尽得其传。李杲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典籍皆有深刻的研究，并通过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所创立的补土学说，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极重大的影响。公元1201—1232年间，正是外族入侵中原，民族矛盾尖锐，人民奋起抗敌，连年战争，遍地饥馑，疫疠流行的时期。李杲目睹动荡不安的社会和人民极度痛苦的生活，认为饥饱失常，营养缺乏，外族奴役，精神恐怖，是造成内伤疾病的主要因素。这些疾病单纯运用发汗攻下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避免疾病的发生则应从增强胃肠机能着手，必须增加营养，从而增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于是他便将生平的研究心得和临证经验加以总结，写成《内外伤辨》和《脾胃论》两书，阐发了脾胃的重要性。此外，他还著有《伤寒会要》、《五经治法机要》、《医学发明》、《兰室秘藏》、《用药法象》、《藏象论》、《疮疡论》、《保婴集》等书。李杲治学，深受他的老师张元素的影响。张元素认识疾病着重于人体内外的“气”，临床治疗上着重于选药，他不拘守于古方，“自为家法”，创“运气不同，古今异轨”之说。李杲继承了张氏“家法”而作进一步的发挥，他的学术观点基本上是注重于“气”和药的选用，并结合个人研究心得，而成为具有创造性的理论体系•。李杲认为，人们所以发生疾病，主要是由于动乱不安的社会生活，使人们的脾胃受到损伤，从而引起“气”的不足，内伤病的形成，正是人体内部的“气”不足的结果。他在《内外伤辨》里说:“向者王辰(公元1232年)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凡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尤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二三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时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其死也无疑矣。非惟大梁为然，还在真祐、兴定间，如东平、如太原、如凤翔解围之后，病伤而死，无不然者。余在大梁亲见，有以表发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气汤下之者，俄而变结胸发黄，又以陷胸丸及茵陈汤下之，无不死者。'盖初非伤寒，以调治者误，变而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于是他便按自己的经验拟制方药，试之果效，因著《内外伤辨》而抒发己见。从“辨阴证阳证”来阐明“气”的原理，他说:“阴阳之证不可不详也。统观《内经》所说百病变化，其源皆由喜怒过度，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劳役所伤而然。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既脾胃有伤，则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则六腑阳气皆绝于外，……气伤，脏乃病，脏病则形乃应，是五脏六腑，真气皆不足也。
  ……饮食失节，中气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他所创新的人参补气汤、清神益气汤、升阳补气汤、补中益气汤等方剂，都是治疗邪气有余和中气不足的脾胃病的汤方。李杲《脾胃论》的主要学术观点为：脾胃是元气之本；睥胃是升降运动的枢纽；脾胃病对肺肾的影响,脾胃受伤，上可以影响于肺，下则波及于肾，故提出“肺之脾胃虚”和“肾之脾胃虚”两个论点。李氏学说虽侧重于脾胃病的论治，但也注意内外伤的辨证，提出辨阴证阳证、辨脉、辨寒热、辨手心手背，辨口鼻、辨气少气虚、辨头痛、辨筋骨四肢、辨渴与不渴等九个方面。这九种辨证法，都是李氏临床经验的结晶，可资参考。李杲临床用药的特点乃师张氏之“家法”，但他也重视药物气味升降浮沉的配合，其处方品类多而剂量轻。由于他在医学上主张补土，注意“养胃气”，因此他在治疗上偏重于升阳益气。在其他各科治疗中，也都是以升发阳气为主。总之，他立方用药，处处都照顾到恢复元气，以增强抵抗力，达到愈病的目的，甚至运用苦寒泻火或解表散火的治法，也是照顾元气。李氏的用药法度，充分发挥了增强体质，恢复健康的医疗作用，足以补充刘完素、张从正所不足。当然李杲的补土学说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关于内脏的相互关系方面，他只阐明了脾胃和肺肾的相互影响，而对心肝和脾胃关系的重要性，叙述则不够明确；在治疗上只偏重于养胃阳，而忽视了养胃阴；立方驳杂，喜用温燥之药；在药物的配伍方面也过于机械等等，我们要批判的继承。总之，李杲师承张氏之学，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创立了补土学说，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出色弟子如王好古、罗天益等，都能够继承他的学说而有所发挥。王好古说:“予读医书数十载矣，所仰慕者，仲景一书为尤焉，然读之未莫测达其趣，欲得一师指之，偏国中未有能知者，寤而思，寐而思，天其勤恤，俾我李公明之，授予及所不传之术，旬储月积，浸就编轶，一语一言，美无可状，始而终之，终而始之，即无端之环璧也”。可见王好古对李氏学术信仰之深。而罗天益于李杲逝世后三十年，仍然“祠而事之”，以表示对专业教师的敬重。李氏重视内因发病，在临床实践中，提倡运用温补脾胃的方药，对金元时期以及后世诸家，如明代薛立斋、张景岳、赵养葵、李中梓，清代高鼓峰、董废翁、吕晓村、张路玉等有深刻的影响，至今临床上采用他的方法来治疗脾胃病的，仍为数不少。
  “滋阴派”朱震亨13，字彦修，义乌人，世居丹溪，学者尊之为丹溪翁。朱氏自幼好学，日诵千言，稍长，从乡先生治经，为举子业。朱氏壮年时，因母患脾病，颇习医学，及后文懿卧病日久，劝其业医，遂决心弃去举子业，而致力于医学。昼夜学习陈师文、裴宗元所定的“大观二百九十七方”，并且治装出游访师，渡越江，至江苏，经宛陵、南徐、建业等地，终无所遇，故又回到武林。后从学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字子敬），尽得其学以归。从此，朱氏医术超群，医德高尚，他临证数年，活人甚众。朱氏的著述，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本草衍义补遗》、《风水问答》等。朱氏创立了“滋阴学说”，成为后世所言的“滋阴派”，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于朱震亨的事迹和学术观点将在元代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研究中作详细介绍。总之，金元四家的创新，既活跃了金元时期的学术空气，又促进了中医理论的研究，并为后世不同学术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凡此都对中医理论的深入研究，内容的充实提高和体系的完整，起了极大作用，迄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代十国辽夏金时期，中医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中医基础理论、古典医籍的整理、本草学、临证医学方面都硕果累累，但更值得指出的是出现了金元四大家之间的学术争鸣，形成了中医流派，构成了这一时期医药学发展的特点。中医药学的发展，为五代十国辽夏金时期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