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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的医药交流到唐代更为频繁，许多佛教僧侣往返于两国之间，对促进中印医药学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元629— 654年间，唐代僧人玄奘去印度取经，曾著《大唐西域记》80书，追述他所亲身经历或闻知的一百三十多个城邦、地区、国家的地理交通、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对于印度饮食习惯、卫生习惯及医疗用药的记载，都对我国有所影响。历来僧侣多兼医术，所以中印僧人翻译的不少佛经中都含有医学内容。如唐义净三藏于公元671—695年在印度学习佛学，他曾译《佛说疗痔病经》81，介绍了“寿’’的分类，有风痨、热痒、三合痔、血痔、鼻内痔、齿痔、舌痔、眼痔、耳痔等；《曼殊宝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玉经》介绍了用咒语配合药物治疗内、外、妇、五官等科疾病；唐天竺三藏宝思惟静译的《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经》、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的《观世音菩萨秘密藏如意陀罗尼神咒经》等，也都有不少医药内容。可见，印度医学伴随佛教传入我国，是中印医药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除通过翻译佛经接受印度医学外，还对印度专门医学书籍进行了翻译。据《唐书》中记载汉译印度医籍有十一种，即《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西域名医所集重方》四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82。
  唐代，尚有不少印度医生来华行医，其中以眼科医生为多。鉴真和尚就请印度医生治过眼病。刘禹锡曾作“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一首:“三秋仿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已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尽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83这里所说的针拨白内障医师正是印度眼科医生。另从白居易“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贮决明丸”84的诗句来看，唐时已有自印度传入的《龙树论》，且流传很广。王焘《外台秘要》中也曾引用“天竺经论眼”，说明唐代已有印度眼科专著传入中国了。印度很早就研究长寿，在婆罗门医学时代设有第七科，即“延年科”，讲长生之道，唐太宗就服过印度方土那逻迹娑婆寐之长生方。到唐高宗又遣另一印度术士卢伽逸多去求长生方。
  唐代，还有不少印度产药物，作为贡品传入中国。如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龙脑香等，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献“质汗等药”。印度的医方、医法、医学理论的传入也在唐代医书中有所反映，《千金方》就载有“耆婆万病丸”、“耆婆治恶病方”、“耆婆汤”等来自印度的医方十余首。此外，如天竺国按摩法，印度医学“四大说”，在《外台秘要》和《千金方》中也都有记载。印度佛教学说也渗透到医学领域中来，在唐代的一些医学著作中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就有“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同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85的论调。可见印度医学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曾经有过明显的影响。
  唐代的中印医学交流，虽然以印度医学影响中国医学为主要方面，但中国医学也曾通过丝绸之路，随着僧侣往来传入印度。如唐僧义净曾在公元671—695年之间在印度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在此期间，他不仅用自己掌握的中国医药技术治愈了自己的疾病，而且为印度人诊治疾病，还向印度介绍了中国医药学的丰富内容和医疗特点。从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得知，他曾向印度人传授过中国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延年益寿等十分广泛的医药知识。他在《内法传》卷三里说:“若患热病者，即热煎苦参汤饮之为善，茗亦佳也。”还说：“如神州药石根茎之类，数乃四百有余，多并色味精奇，香气芬郁，可以蠲疾，可以五神。”86可知当时中国向印度输出的药物品种较多，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均被印度人称为“神州上药”。另一方面，印度人对中国医学也非常重视，玄奘所住过的大寺院都对中国医药及其他科学技术进行过专门研究，中国医学对印度医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和印度的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既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又丰富和充实了印度医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