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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两国早在纪元前就有交往，唐代交往更趋频繁，《唐会要》、《唐语林》都有关于高丽、百济、新罗（为鼎足而立的朝鲜三古国）派子弟来中国求学的记载。日本人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年表》称唐代日本来中国学习者，多附新罗船以归，说明当时的中朝交流比中日交流当更为频繁，朝鲜不仅自己取学于中国，而且还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的间接途径。
  在频繁的中朝交流中，中国医药学和医事制度逐渐被朝鲜人所接受。唐嗣圣十年（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二人，以中国医书《神农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为教材教授学生，显然是效仿中国医学教育而行的。公元769年，唐政府颁行《广利方》后，朝鲜当局立即派使节向唐王朝索求此书。从《刘梦得文集》得知，《广利方》颁行仅七年后，就被专使带回朝鲜了74。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临证医学经验交流也日益增多，如居留中国的高丽籍老医师已能传出治脚气病的妙方；日本汉方医家丹波康赖的《医心方》卷二十八引新罗法师流观秘密要术方，称用露蜂房治虚损一症，系在唐代由沧州传入朝鲜的。同时中国的经典医学著作如《内经》、《甲乙经》、《明堂经》、《伤寒论》、《陶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巢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朝鲜无不具备。由此可见，朝鲜政府对吸收中国医学是十分重视的。
  在中国医学传入朝鲜的同时,朝鲜医药知识也传入了中国。成书于唐显庆年间（公元656—660年）的医学巨著《外台秘要》中已载有“高丽老师方”（治脚气病方）。据《唐会要》等文献记载，公元714—749年之间的三十余年间，随着中朝使者的频繁互访，朝鲜药物如人参、牛黄、昆布等不断输入中国，唐代医家苏敬的《新修本草》、李珣的《海药本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甄权所著的本草著作中，均记载了朝鲜所产的白附子、海松子、玄胡索、蓝藤、担罗、海藻等药材75。中国的一些方书中所载药物，有的注明用新罗白附子、新罗人参等，说明唐代治疗用药，已有不少朝鲜的药材。
  朝鲜引入中国医学后，还努力丰富和发展中国医学。千百年来虽已沧海桑田，但东医（朝鲜称中国医学为东医）之学却代相传授，蓬勃兴旺。朝鲜之业东医者，多有名家著称于世，如金礼蒙于公元1445年著《医方类聚》二百六十六卷，许浚等于公元1611年著《东医宝鉴》二十三卷，可谓是最突出的医学代表家和医学代表著作76。他们不仅为朝鲜医学的发展，而且为中国和日本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正是唐代中朝医药学的频繁交流，才为后来的朝鲜医学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