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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之间医药学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曾派徐福等渡海去日本学习考察63。到了唐代，这种交流更加密切。中国医药学及唐代完备的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体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日本，对日本医药学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及倭汉直福因来我国学习医药，他们在中国学习达十六年之久才完成学业回国，开日本人出国留学之先例64。惠日回国后在日本传播中国医学七年，又于公元630年和654年第二次、第三次来中国深造。由于留学生的不断返回，中国医学大量传入日本，日本医学在中国医学学术思想和医事制度的影响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据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公元7至9世纪的二百多年间，日本共派遣唐使十九次三十八船，计有五千人左右65。
  这些遣唐使的任务，除了两国间政治和礼仪上的交往外，主要是进行佛教和科学文化方面的交流，医药交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些频繁的交流中，中国医药学越来越多地传入日本，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日本所效法。从公元8世纪初日本颁布的大宝律令来看，其中疾医令在中务省设正、佐、令、使、侍医、药生等官职。宫内省则设医师、医博士、医生，针师、针博士、针生，按摩师、按摩博士、按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药园士、药园生等职务。规定医生、针生分科习业，医生必修《甲乙经》、《脉经》、《小品方》、《集验方》等医学著作，针生则必修《素问》、《针经》、《明堂》、《脉诀》、《流注经》、《偃侧图》、《赤鸟神针经》等医学著作。学习年限：体疗、产科、针科均为七年，创肿、少小为五年，五官科四年，按摩、咒禁三年66。这些医事制度、医学分科、医学教育体制等等，都具有明显的唐代中国医学的特点。
  日本的医学生在中国留学期间，手抄了大批中国医药学典籍带回日本，促进了日本医学的发展，也为保存中医药古典文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举世闻名的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新修本草》问世后不久，便被日本派往中国留学的医学生们抄写后东传到日本。至于《新修本草》东传日本的具体时间，何爱华在《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六期发表的“《新修本草》东传日本考”67一文中曾做了详细考证。他根据傅云龙的《跋》云：《新修本草》“第十五卷末结衔后，有天平三年岁次辛末七月十七日书生田边史十八字。按（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云，当时遣唐之使所〓而归。”陈榘《跋》曰：“日本使臣入中国，曾影写《新修本草》以归。”而日本圣武天皇天平三年，当归中国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
  据此,《新修本草》东传日本之时代，当在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至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之间的七十多年中。何氏又进一步考证：考中国唐武后大足、长安(公元701年）年间，为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效仿唐制，制定医药政令，颁行《大宝律令》，规定医学生要习七年卒业，设置的必修课有:《甲乙经》、《脉经》、《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此后，不但有圣武天皇天平三年(公元731年）的古抄本，而且当中国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据日本史书《续日本纪》记载，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六年，其“典药寮”上书给天皇说:“苏敬注《新修本草》与陶隐居《集注本草》相检，增一百余条。亦采用草药，既合敬说，请行用之，听焉。”而得到桓武天皇的批准。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公元821年）十二月置针灸生五人，诏令规定:《新修本草》为针灸生必读之课本。再后，当中国唐末五代初，日本醍醐天皇延喜五年(公元913年)颁发《延喜式》规定：“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并把《新修本草》定为“中经”，限令必须学习三百零十日。上述历史事实表明，《新修本草》自唐武后大足、长安（公元701年），以至唐末，在日本一直被当作医学生的必修课教材来学习和讲授。这样《新修本草》就必定是在唐武后大足、长安(公元761年）以前，就早已东传日本了。因此，《新修本草》东传日本的时代，就上限于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下至唐武后大足、长安(公元701年)之间的四十年中，而具体在这四十年中的那几年，似亦可略加考察的。在唐代历史上，据仅有的资料来说，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至少第四、五、六三次，与《新修本草》东传日本有一定关系。其第四次遣唐使，据《新唐书》记载，是在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本孝德天皇白雉年间，共派出两批使船，每批各有留学生、学问僧一百二十余人，并包括有医师。这批留学生，按在中国留学八年的年限来推算，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或二年(公元661或662年），随第六次遣唐使回归日本国。这时，距《新修本草》撰成时间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仅有四年的短促时间，而《新修本草》是“藏于秘府弘文馆的，故日本留学生的医师们，学习抄录，并携带回日本之可能性极小。但如按后文吉备真备在中国留学十六年推算，当在公元669年。这时上距《新修本草》的撰成时间已达十年之久。留学生中的医师们，则有学习抄录，并携带回归日本国之可能性较大，故只能是后者。第五次日本遣唐使是在日本天智天皇二年、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派出的，大使为河内鲸。对这次遣唐使，中日双方史料记载是有出入的。
  《新唐书》说，使者与虾蜮偕朝，这说明，日本不但是与以往相同的派遣一次遣唐使来中国访问，而且使者还偕同虾蛦人一起同来的。但日本史学家中村新太郎却认为这是一次日本出于与唐朝在百济的政治关系而派出的。这与中国史书所载发生出入，不知其所据何在？我们认为，应以中国史书所载为是。这样，如随这次遣唐使同来中国的留学生，在中国留学八年推算，当在公元677年回归日本国。而且恰恰在这一年中，日本确实有人称为“使者”，经百济回归日本国，并由唐在百济的守将刘仁愿派遣司马法聪等护送归国的。如按吉备真备在中国留学十六年推算，当在公元705年回归日本国。但这时已在《大宝律令》颁布之后了。故只能是前者。至于第六次遣唐使是在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派出的。《新唐书》说，日本遣贺平使高丽。中村新太郎认为是日本出于与唐在百济的政治关系而派出的。由于中村新太郎见解与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载相符合，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次出于政治关系的礼仪性临时交往，而并非事先有计划，并安排随遣唐使来中国而派出留学生和学问僧同来的。因而，《新修本草》东传日本的时间，可以局限于第四、五次日本遣唐使之来中国及其派遣来中国留学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并抄录携带回归日本国的。其具体时间，就在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到凤仪二年(公元677年）之间的这八年左右。通过何爱华的考证，《新修本草》大约是在公元669—677年间由日本留学生抄录并携带回日本的。
  由于唐代发明的雕板印刷术尚未全面普及，故医药书籍主要靠手抄本流传，故传本稀少，加之唐末、五代、两宋时期，战乱频繁，《新修本草》原书大约在宋代元祐年间就已在国内散佚，这实在是中国医药学的巨大损失。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日本天平三年，即公元731年，被日本留学生抄录并携带回日本的《新修本草》十卷(约相当于唐代《新修本草》原书内容的二分之一），竟被意外地保存下来，直到公元1835年，这部医书残卷，才被日本有名的汉学家狩谷棭齐先生发现，并且“影摹以传同人”。从此人们方才知道日本保存有《新修本草》传抄本残卷。清代末年，驻日本外交官陈榘在日本得到《新修本草》传本残卷影钞本三卷，送与傅云龙先生。傅氏本人又在日本买到上述残卷一份，于是傅氏将所得《新修本草》传本残卷，列作《籑喜庐丛书》之二，影刻问世。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将傅云龙丛书中的《新修本草》部分，单独影印出版，至此，《新修本草》传本残卷，方才正式作为单行本在国内公开发行68。现在国内的《新修本草》的另一影印版本是，清代末年的罗振玉在1901年奉两江、湖广两督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时，在东京书肆购得《新修本草》影钞本十卷，每卷后均有日本汉方医学家森立之手跋，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将其全书影印出版69。至此国内有《新修本草》的两种影印版本。从《新修本草》东传日本，又从日本传到中国的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中日医药学交流的密切。
  除了派遣唐使和留学生前来中国考察和学习外，日本政府还殷切地邀请中国学者赴日本讲学和教授科学技术，尤其是医药方面知识。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医学基本上是以汉方医为主。
  汉方医传入日本，始于唐代。唐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尤以医药为突出。当全盛时期，朝鲜、日本都曾派遣留学生前来学习，并延聘学者赴日讲学。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窨、普照等随遣唐使前来中国留学。越十年，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至扬州，时鉴真和尚在大明寺讲律，于是日僧乃延请鉴真东渡日本讲学，鉴真毅然应允。鉴真俗姓淳于，唐代广陵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生于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卒于唐广德九年（公元763年），享年七十六岁。鉴真学识渊博，医学造诣颇深，是我国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著名使者和中日医药交流的先驱70。鉴真的父亲好佛，十四岁时，便随父入扬州大云寺就智满禅师出家（时为武后长安元年）。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从道岸律师受戒。景龙初抵长安，依恒景律师居实济寺，复就融济律师学，亲受名师熏陶，学成后仍回扬州，住持大云寺，备受各方拥戴。鉴真自二十二岁受具足戒，寻游两京，遍研三藏，后住大明寺，专宏戒律。当鉴真五十五岁时，应奉命来中国留学的日僧普照等人邀请，赴日本传授戒律。
  自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开始，鉴真师徒一行先后六次东渡，历时十载，屡经周折，始克抵达。第一次为天宝二年，率徒祥彦等二十—人登程，不果而还。第六次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月，日本遣唐使腾原清河等至扬州近光寺，邀请东渡，时鉴真已六十六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他仍与高徒三十五人，乘日本遣唐使船只，于同年十一月抵达日本，十二月二十六日入日本大宰府，翌年二月入日本首都平城京（即今奈良），馆于东六寺。日本圣武天皇遣正议大夫吉备真备传宣，委以授戒传律之任。于是鉴真筑戒坛，授戒法，开日本佛教登坛受戒之始。天平宝字元年，日本天皇赐鉴真水田一百町，以供四方来学戒律。复于宝字三年，创唐招提寺，广传戒律。鉴真抵日本后，除传授佛教知识及其他技能外，积极进行医疗活动。
  曾治愈光明皇太后疾病，被日本天皇授予“大僧正”位。当时中国医药学知识和医药典籍虽已相继传到日本，但日本人民尚缺乏鉴别中药材真伪、规格、优劣诸方面的经验。鉴真虽然已双目失明，但是他利用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手指的触觉，将有关药物鉴定知识传授给日本医药人员，纠正了过去的不少错误，同时对于药物的收集、储存、炮炙、使用、配伍、应用等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日本的医药界同道。鉴真在历次东渡日本时，都携带有大量的药材和香料药。据《东征记》记载:“天宝二载十二月东下时，除用物法器外,带麝香二十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熏陆香等六百余斤，又有荜拨、诃黎勒、胡椒、阿魏、蜂蜜、石蜜、蔗糖等五百斤，甘蔗八十束。”71此外,尚有“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等药方。鉴真在日本传授医药知识，对日本古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深受日本人民和医药界的尊敬，被称为“日本的神农”和日本汉方医药的“始祖”。日本医史学家日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称日本古代名医虽多，得祀象者，仅鉴真与田代三喜二人而已。”72鉴真撰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记载了他的治病经验和秘方，可惜早已失传，但在日本汉方医学家丹波康赖的《医心方》三十卷中，引有鉴真的部分医疗经验和秘方，如脚气入腹方第八、诃黎勒丸及鉴真服鍾乳随年齿方等。另有《孙真人海上方》序一文。鉴真在日本侨居十年，于唐广德九年(公元763年、日本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五月六日圆寂于奈良唐招提寺的开山堂宿房，终年七十六岁。鉴真为传播祖国医学，促进中日医药交流，增强中日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纪念鉴真的丰功伟绩，日本人忍基和思托二人，用中国特有的干漆夹纟宁法，制作了一尊高达八十一点八厘米的鉴真坐像，这一坐像在奈良唐招提寺保存了一千多年，被作为日本的一级国宝。1980年3月，鉴真坐像在日本唐招提寺长老的陪送下，回中国“探亲”，实现了鉴真的宿愿，成为中日人民医药文化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国医学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朝野的广泛重视，在日本民族中产生了许多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他们撰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巨著。如公元808年日本收集《素问》、《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编成《大同类聚方》一百卷（佚公元982年.日本著名医学家丹波康赖根据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以及晋唐间医学家之医论，写成《医心方》三十卷，不仅对日本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得到中国医学界近千年的推崇和赞赏，今天仍是继承发扬中国医药学及研究唐代中日两国医学及其交流的重要参考资料。
  日本医学自公元7至9世纪大量吸收和学习中国医学的先进经验和管理制度后，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汉方医学”体系，在明治维新时期引入西方医学之前，汉方医学一直居于日本医学的主导地位。
  中日两国在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促进了中日两国医药学发展，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