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唐代在方剂学方两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以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在方剂学上贡献最大。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约生于公元581年，卒于公元682年，享年一百零二岁。他天资聪明，治学精勤，善言老庄，喜好释典，通经史，知百家，是集佛道儒三教于一身的饱学之士。他自幼多病，为筹汤药之资几乎罄尽家产，生活极为困难，但他从不为此而放松经史、医药知识的学习。二十岁时，他开始行医于乡邻亲友之间，每得良效。自己多病的身体，也靠自行调治变得强壮起来。从此他更加勤奋地钻研古代名医著作，寻求民间的治病经验，往往因为一个单方、一味药物、一种炮炙方法，不远千里虚心向人请教。因此，他的医疗技术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医名鹊起。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征召并授以高官厚禄，他都一一固辞。但当地群众求其疗疾时，他却从未予以拒绝。他强调:“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他还告诫医生到了病家，举止要检点，仪态要端庄，“纵绮纟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諮醁兼陈，看有若无”，“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不论是在患者病家面前,还是在医界同道背后，孙氏的态度都反映了他高尚的思想品德，这一直为后世历代医家所称道，时至今日，仍是我们进行医德教育时所不得不提出的楷模。
  孙思邈结识的朋友很多，如擅长针灸的太医令谢季卿，以医方、针灸著名的甄氏兄弟甄权、甄立言，长于方药和养生的名士孟诜，通晓药性的韦慈藏，著名的历史学家魏徴，知名之士宋令文、卢照邻等都与孙氏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经常往来，相互研讨学问，也丰富了孙思邈的知识领域和学术经验。孙思邈鉴于古代诸家医方散乱浩博，求检至难，便博采群经，勤求古今，删裁繁复，以求简易，撰方一部，凡三十卷，“以为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窬于此”，故名曰《备急千金要方》。此书约成于公元652年，孙氏当时已年约七十岁。书成后,孙氏仍时时感其不足，继续努力，集三十年临床经验，又作《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补《千金要方》之不足。两书〓辄相济，羽翼交飞，合而为我国唐代最有代表性的医药学著作《千金方》。本书篇卷浩大，内容详博，近代医史学者称之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百科全书。宋代学者曾将其要编成《千金宝要》，并刻碑石以广为流传。
  王焘53，唐代郿人，约生于公元670年，卒于公元755年，是我国著名的医学文献整理大师。王焘的曾祖王珪是唐太宗的宰相，祖父崇基及父兄等人，也都是当代的官僚，他自己也掌管唐代国家图书馆——弘文馆二十余年，后因婚姻方面的缘故，被贬守房陵等地。王焘自幼体弱多病，故对医学饶有兴趣，常喜欢与高明的医生探讨医学理论和治病技术，从中受到许多教益。王焘认识到，自扁鹊、华陀、张仲景以来，一直到唐代，医学虽有很快的发展，医方也大大丰富，但是医学家们对病因理论如何结合医方方面，则探讨不够，甚至矛盾之处也很多，使后学者无所适从。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在掌管弘文馆的二十余年时间中，充分利用了阅读方便的优越条件，刻苦学习，深入钻研了许多医药书籍，为探索各家秘要，真是一丝不苟。他一册一册地阅读，一条一条地鉴别摘录，抛弃众人的粗芜，采录群贤的精华，凡所取舍，都经过再三考虑斟酌；凡经采用者，都一一注明原书的书名和篇卷;若一方一论同见于多种医书，也都一一详列异同，有的还注明自己的校勘意见，态度十分严谨。
  这样孜孜不倦地阅读、鉴别、抄录，历经二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在他被迫离开弘文馆后，仍未改变自己整理医学文献的志向，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坚持不懈地继续研究医书。经过十年的充实和整理，以前积累的资料就更加丰富和系统了，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王焘将自己收集摘录的大量资料分类编辑，整理成书，命名为《外台秘要》。这部四十卷的医学巨著，是王焘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充分反映了他整理文献的出众才能。在中国历史上，王焘是整理医学文献详诠引书卷第的第一人，他不仅为后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医学资料，还创立了整理文献的科学方法，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被后世尊称为医学文献整理大师。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在唐代方剂学方面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在唐代这两部方剂学权威的医学巨著中都收载了“西州续命汤”这首西域的有名方剂。由此可见，“西州续命汤”在唐代医药方剂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54。西州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的三个州治之一。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灭麹氏高昌，设置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管辖范围相当于现在新疆的吐鲁番、托克逊、鄯善等地区。不言而喻，“西州续命汤”是从西域的西州传到中原的方剂，也是孙思邈创制的大续命汤、小续命汤的基础方剂。
  从主治证候看，“西州续命汤”主治“中风痱，身体不知自收，口不能言语，冒昧不识人，拘急，背痛不得转侧”。“中风痱”又称“风痱”，类似偏枯，相当于现代医学所称的脑血管意外、脑血栓形成后遗症。由于西域处于祖国的大西北，海拔在三千米以上，气候寒冷，水土刚强，而当地各族人民又以游牧为生，体制强壮，嗜食牛羊肥甘之品，所以容易患现代医学所称的高脂血症、高血压、脑溢血、脑血栓形成等疾患，而西域尤其是西州的医药工作者和各族人民在长期医治这些疾病的过程中，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方剂，取名为“西州续命汤”。西州者，西域州治名称也，言本方出于西州名医之手也;续命者，拯救延续中风痱类患者性命之谓也。而孙思邈创制的小续命汤的主治病症为“卒中风欲死，身体缓急，口目不正，舌强不能语，奄奄忽忽，神情闷乱”。大续命汤的主治病症为“五脏偏枯、贼风”。而大小续命汤主治的“卒中风”、“偏枯”，与“西州续命汤”主治的“中风痱”均属现代中医的中风和中风后遗症的范畴，因而此三方的主治是大同小异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三首方剂中，西州续命汤是基本方，而大小续命汤是其变化方。
  从药物组成看，“西州续命汤”由麻黄、石膏、桂心、甘草、川芎、干姜、黄芩、当归、杏仁共九味药物组成。其中麻黄解表，石膏、黄芩清热，干姜、桂心助阳，川芎、当归活血，杏仁宣肺，甘草调和诸药，共奏清热助阳，活血通络，宣肺解表之功。大续命汤在西州续命汤药物组成基础上，去甘草，加荆沥，以增强活血通脉之功。小续命汤则在西州续命汤药物组成的基础上，去石膏、当归，易干姜为生姜，加防己、人参、芍药、附子、防风，共十二味药。不难看出，大小续命汤实际上是西州续命汤的加减变化方剂。
  从药物煎服法看，三首方剂均为“㕮咀，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两三沸，掠去上沫，纳诸药，煮取四升，分三四服，……取汗”，说明此三首方剂的煎服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此种煎服法又均根源于“群方之祖”的《伤寒论》。通过上述主治、组成、煎眼法的分析比较，我们不难得出孙思邈是在“西州续命汤”的基础上创制了大续命汤和小续命汤的结论。同时也说明，唐代西州地区的中药材齐备，当地的医药工作者有着较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他们诊断准确，组方用药恰当，具有较高的辨证论治水平，他们所创造的“西州续命汤”等行之有效的优秀方剂，对中医药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曾发掘唐代抄写的四部医药文献残卷，其中《张文仲疗风方》残卷中的桑枝煎二方，即是唐王焘《外台秘要》卷十四收录的《张文仲疗诸风方九首》中的第一和第三方。从残卷书法判断，其时代不会晚于中唐，很可能是张文仲奉武则天之命，聚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成书后不久即传抄到西州来的。
  这说明中原的医药知识，通过丝绸之路，及时地、源源不断地传播到西域，为西域各族人民的医药保健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据《酉阳杂俎》记载，唐初名医孙思邈和西域僧人交往密切，他们在交往中互赠药方，孙氏所撰的《千金翼方》中汲取了许多西域民族医药精华，如论五风合五脏，依据西域的自然气候治疗五风疾患主用的“阿魏雷丸方”55等西域民族传统方剂，就是孙氏在与西域僧人交往中学习到的有效方剂。这些方剂的记载，反映了唐代通过丝绸之路，西域和中原在方剂学方面的广泛交流。
  据唐苏鹗《杜阳杂论》记载：“顺宗时处士伊祈立召入宫，饮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56。”龙膏酒是西域人民御寒爽神的滋补方剂，系西域回纥族药司用高超的炮制方法精制而成,进贡给唐顺宗皇帝的。据此可知，西域回纥族人民酿制药酒的技术在唐代时就已经很发达了。
  据《新唐书》记载，西域诸国之一的罽宾57，为漕国，地处葱岭以南，距唐朝京都长安约一万二千多里路，国都为修鲜城。在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罽宾国派遣使者给唐王朝进献一种名叫“褥特鼠”的珍奇动物。这种动物喙部尖锐，尾巴色赤，善食长蛇。凡被蛇伤之人，只要嗅一下褥特鼠之尿，其被蛇咬之伤口即获痊愈。褥特鼠食蛇治病之事，对唐代时所发明的琪针疗法（即用水蛭吮吸脓毒血液以治疗痈疮肿毒之类疾病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屙宾国又遣使者向唐王朝“献天文及密方奇药”，虽然现在已无法考证其所献的究竟是什么密方，何种奇药？但总不外是西域各族人民所创造的有益于健康长寿的有效方剂和西域的地产药材，否则是不会作为“密方奇药”向唐王朝宫廷进献的。
  西域地处祖国的西北，这里有举世闻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夏季气候炎热、干燥。西域各族人民创造了许多防御沙漠炎热气候的保健防病措施，这些有效的方法，流传到中原，被玄宗皇宫所采用，如唐玄宗的“起凉殿”和内服的“冰屑麻节”就是其中代表之一 58。“冰屑麻节”即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人民经常食用的译名为“麻日节”的饮料食品，它是用冰屑、鸡蛋、冰糖制成的一种生津止渴的防暑清凉饮料。从这些饮料和传入唐玄宗“起凉殿”的宫廷建筑看，说明西域各族人民在个人保健、饮食、睡眠、长寿等方面都有着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并且对唐代的中原有一定的影响。
  上述史料和考古发现说明，唐代西域的医药卫生事业，尤其是方剂学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方剂学方面的成果，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原的先进的医药科技成果，也通过丝绸之路及时传播到西域，对西域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和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起了重要的作用。
  丝绸之路的医药方剂学方面的密切交流，促进了中原和西域的医药学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