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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药物学著作甚多，而反映丝绸之路药物交流盛况的本草著作，则以《新修本草》、《本草拾遗》、《胡本草》影响最大。
  《新修本草》的问世，是唐代药物学发展的重要标志。由于唐朝经济发展，交通发达，药物知识逐渐积累丰富，出现了许多新药和外来药。另外，陶弘景编写《本草经集注》时，正处于南北分裂时期，对北方药物情况不够了解，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有必要对本草作一次全面的整理和修订。公元657年，医学家苏敬有鉴于此，特向唐政府提出了编修一部新的中药学专书的建议。据《唐会要》记载显庆三年，……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请将删补。” 唐政府令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太子宾客弘文阁学士许敬宗，礼部郎中兼太子洗马弘文阁大学士孔志约，尚药奉御许孝宗、胡子录、蒋季璋，尚药局直长蔺复珪、许弘直，侍御医巢孝俭，太子药藏监蒋季瑜、关嗣宗，太子药藏丞蒋义方，太医令蒋季琬，太医丞蒋茂昌，太常丞吕才、贾文通，太史令李淳风，潞王府参军吴师机，礼部主事颜仁楚及右监门府长史苏敬等二十三人重修本草。上述二十三人的名单次序是按官职大小排列的，李勣是当朝一品重臣，他只是名义上领导这项工作，而实际主持编撰工作的是苏敬。苏敬，湖北人，约生于公元599年，卒于公元674年，后因避宋太祖赵匡胤家讳，被改名为苏恭。苏敬在修订工作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注意实际调査研究工作。他一方面提出“《本经》虽阙，有验必录，《别录》虽存，无箸稽必正”,不为前代本草著作，那怕是经典性著作所束缚；另一方面又强调“下询众议”，“定群言得失”，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注意汲取各方面的经验；其间，还下令全国郡县，征集地道药材，并要求各按实物描绘成图，送至京城，以备修订参考。所以，该书的编写实际上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经两年紧张地整理研究，于公元659年编撰成《新修本草》一书（亦称《唐本草》），并由唐政府颁行全国。《新修本草》是我国医药发展史上第一部药典，比过去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的《纽伦堡药典》(公元1542年)要早八百多年。全书正文二十卷，目录一卷;《新修本草图》二十五卷；《新修本草图经》(药图的说明文字)七卷，目录一卷，总计五十四卷。《新修本草》所载药物比《本草经集注》增加一百一十四种，使我国本草学著作收载药物品种达八百四十四种（一说《新修本草》收载药物为八百五十种）。在一百一十四种新增加的药物中，有三十七种收入197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新修本草》的分类与《本草经集注》基本一致，但将陶氏七类调整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九类。本书正文部分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加以重新修订改编，校正了若干错误之处，并详述了各药的性味、主治及用法。图谱部分则是根据广泛征集来自全国各地所产地道药材所绘制的药物形态图。图经部分除了对图谱所绘药物形态作了文字说明外，还有采集、炮炙等方面内容。《新修本草》还广泛收载了当时民间的用药经验，如用白锡、银箔、水银合成牙科的填充剂等。注意汲取国外传入药物知识。《新修本草》系统总结了唐以前的药物学成就，文图并茂，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书中并保存了一些古本草著作的原文。尤其在编撰过程中，从全国各地药材产区征集实物、药图，并于书中增附图谱、图经，实为我国药物学史上的创举，对药物形态鉴别、药物真伪辨别及帮助学者认识药物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书颁行后，很快流传全国，成为当时对药物性味、主治、用法、炮炙和产地等有规范性要求的依据，对医生、药商有法律性约束的一部标准性的药物学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医科大学——唐太医署，亦立即采用它作为教材。这种注重吸收运用当代学术发展中的最新成果的开阔风度，今天对我们也仍不无启发。同时也证明该书在当时所具有的权威性。其后本书影响达300余年。本书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如颁行后不久即传到日本，对当时日本医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公元701年，日本制定了医药律令“大宝律令•疾医令”，其中规定医学生的必修书中，就有《新修本草》，学生学习课时还必须达310天。日本律令《延喜式》(公元905年）亦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足见当时本书在日本医学界所受到的重视。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公元682年）保存了本书正文大部分内容。唐以后，本书正文多收录于《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书中，本草图及图经部分则早已亡佚。《新修本草》现存三部残卷，从敦煌发掘出的两种残卷片断，为英法等国掠去，另一种为日本仁和寺藏本（十三四世纪抄卷子本）的残卷共十卷，又补辑一卷（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现国内流传的有日本岗西为人和国内学者尚志钧先生的两种辑佚本。
  《新修本草》中首次增添的一百一十四种新药中，有许多种是西域的药材，如阿魏出昆仑，胡桐泪出车师，绿盐出焉耆，硇砂出西戎等，今略摘数则，以示梗概。据《新修本草•玉石部中品》卷第四记载:“绿盐，味咸、苦，辛、平，无毒，主目赤泪，肤翳眵暗。补以光明盐、硇砂亦铜屑，酿之为块，绿色。真者出焉耆国。中水取之，状若扁青、空青，为眼药之要，（新附）”。据《新修本草•玉石部下品》卷第五记载：“青琅玕，味辛平，无毒。主身痒，大疮痈伤，白秃疥搔，死肌浸淫在皮肤中。煮□服之，起阴气，可化为丹，一名石珠，一名玉珠，生蜀郡平泽，采无时。敛锡毒得水银良，畏鸡骨，此即蜀都赋，㳎青珠黄环者也，黄环乃是草□，取名类而种族为亦，琅幵亦是崑山土玉树□，又几真经中太丹名也。此石今亦无用，唯以疗手足逆胪□，化丹之事未的见其术。谨按:琅矸乃有数色，是䧟璃之类大剂王也。琅玕五色，其以青者入药为胜，今雋州以西，乌白蛮中，乃于阗国。”据《新修本草♦玉石部•下品》卷第五记载：“硇砂，味咸，苦、辛温，有毒，不宜久服。主积聚，破结血、烂胎，止痛、下气、疗咳嗽宿冷，去恶肉，生好肌，莱金银，可为汗药，出西戎。
  形如朴硝光泽者良。驴马药亦用（新附）”。据《新修本草•玉石部•下品》卷第五记载胡桐泪，味咸、苦，大寒，无毒。主大毒，焚心腹烦满，水和服之取吐。又主牛马急黄，马黑汗,研二三两灌之。又为金银汗药。出肃州、川西平泽及山谷中。形似黄矾而坚实，有夹烂木者，云是胡桐树，滋沦入土石龆地作之。其树高大，皮叶似白杨，青桐桒辈，故名胡桐。木堪器用，一名胡桐律。律，泪声讹也。西域传云，胡桐似桒而回（新附）”。据《新修本草♦木部•中品》卷第十三记载：“安息香，味辛，香、平、无毒。主心腹恶气鬼。西戎似松脂，黄黑各为块，新者亦柔靭（新附）。”据《新修本草•木部•中品》卷第十三记载龙脑香及膏香，味辛苦，微寒，一云温平，无毒。主心腹邪气，风湿积聚，耳聋明目，去目赤翳。出婆律国。形似白松脂，作杦木，气明净者，善久经风。曰或如雀屎者不佳。云合粳米、八相思子貯之则不耗。膏主耳聋”。据《新修本草•果部》卷第十八记载:“芥，味辛温，无毒，归鼻。主除肾邪气，利九窍，明耳目，安中，久服温中。似菘而有毛，味M，好作莅，亦生食，其子可藏冬。
  又有茛以作䓚甚揧扶。谨案:此芥有三种，菜大唐者，棻堪食，子入茉用熨恶注至良；菜子细者，茉不堪食，□子徂堪为f耳；又有白芥子，廉大，白色如白粱米，甚辛美，从戎中来。《别录》云，子主射及注气，发无恒处，丸服之，或捣为末，酢和涂之，随手验也。” 以上所列绿盐、青琅玕、硇砂、胡桐泪、安息药、龙脑香、白芥子等均为西域地道药材，而在《新修本草》这部世界上最早的药典中空前广泛地记载了如此众多的西域药材，则充分说明在唐代，西域与内地在药物学方面的交流是相当密切的。
  《本草拾遗》是继《新修本草》之后，在唐代贡献最大的民间药物学专著，为陈藏器所撰。陈藏器，浙江鄞县人，约生于公元683年，卒于公元757年，是唐代著名的药物学家。在《新修本草》成书后六十多年间，民间的单方、验方大批涌现出来，再加上《新修本草》的内容只是凭着政府命令各州郡，由群众绘写药物形状汇报而来，编撰者并没有深入产地调査核实，所以在内容上还是有些遗漏和错误之处。陈藏器看到这些情况，就以收集《新修本草》漏遗药物为主，加之当时一些新发现药物，约于公元738年著成《本草拾遗》十卷。其中序例一卷，拾遗六卷，解说三卷，对《新修本草》作了补充，增加了许多药品，仅矿物类就增加了一百一十多种。它所增加的药物数目，现在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但从“唐慎微序补药目”来看，《证类本草》取自该书的有四百八十八种，《本草纲目》所引证的诸家本草内容中，也以引用该书的内容为最多，计三百六十八种，比采用《新修本草》的一百一十四种超出三倍有余。《本草拾遗》的优点是收罗广博，如灯花、败扇等都收入了。而且大部分记载是正确的，如书中记载白米“久食令人身软，缓人筋也，小猫犬食之，亦脚屈不能行，马食之足肿。”可见当时已经认识到“久食白米”会得脚气病。该书的缺点是由于收罗广泛庞杂，因而有一小部分药物的主治只凭文献记载，缺乏实践。如他认为人肉可以治疗贏疾，对后世割股疗亲的愚蠢行动有一定影响。而《本草拾遗》中收载的胡豆、突厥雀等西域的地道药材，则反映了丝绸之路药物学交流情况。
  《胡本草》为郑虔所撰。据《中医人名辞典》®、《中国医籍提要考》记载，郑虔字弱齐，郑州荥阳人，极有文才，尤精书画，善图山水，喜好书法，当时有“郑虔(诗、书、画)三绝”之誉。天宝年间，官协律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迁广文馆博士，后因参与安史之乱，被贬台州司户参军，不久即卒。郑虔喜读方书，钻研药物，唐时西域少数民族人士很喜慕郑虔的书画，郑虔就用自己的书画换取西域的地方药材，日积月累，著成《胡本草》七卷，所收载的药物均是西域的药材。《胡本草》是我国古代唯一收载西域药品的药物学专著，可惜因唐末战乱而散失，这的确是研究唐代西域药物学发展情况的一大损失。但我们仅从史书对郑虔《胡本草》的简单描述中就可以看出，唐代西域的地产药物已广泛地流传到内地，并对中医药学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新修本草》和孟诜的《食疗本草》的唐代手抄本残卷于清代末年，在敦煌石窟内同大量的古代文书一起被发现是极有意义的。
  《食疗本草》为孟诜所撰@。盂诜为唐代医学家，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县）人，约生于公元621年，卒于公元713年。他少好医药，长于饮食疗法。《食疗本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营养学和食物治疗专门著作。《食疗本草》共三卷，收集本草药物二百余种，对其食性、功能、'主治作了辨析和论述，并鉴别异同，指示禁忌，记载了单方。有的还附有形态、修治、产地等论述。另有不同地域所产食物和南北方不同的饮食习惯，妊产妇、小儿饮食宜忌等方面的记述。
  书中所载食物多为人们常用的谷物、蔬菜、果品、肉类和动物脏器等。有以食品治病的，如绿豆，补益调和五脏及精神，行十二经脉；大豆，和饭捣涂一切毒肿，疗男女阴肿，以绵裹纳之，杀诸药毒;茄，醋摩之，敷肿毒，根主冻脚疮者汤浸之；橘，止泄痢，食之下食，开胃涤痰；鲤鱼，白煮食之，疗水肿，脚气，下气血，主小儿丹毒等等。有以食养脏的，如狗血，益阳事，补血脉，厚肠胃，实下焦，填精髓；兔肝，主明目，和决明子作丸服之。有以食解毒的，如大枣，和百药醋，消诸毒气，杀邪毒；酒，主百邪毒；蚌蛤，解酒毒；蛇蜕，杀虫毒等。这些至今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食疗本草》原书已佚，佚文见于《证类本草》、《医心方》等书中。由于敦煌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扼西域丝绸之路南北两条大道的汇合点，凡从内地运往西域的各类货物,均在此地储屯，所以公元1907年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代医药文献，与当时西域从内地学习医药技术知识有关，很可能是西域的伊、西、庭三州医博士在教授生徒时，从内地抄写的医学书籍的一部分。石窟《新修本草》残卷，自甘遂至白敛共三十味药〈食疗本草》手抄本残卷，自石榴起至芋，共二十六味药，为原书篇幅的十分之一。这两部唐代药物学著作手抄本残卷在敦煌石窟被发现，充分证明唐代通过丝绸之路，西域和内地在药物学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
  西域的药材，甚至地中海沿岸及南洋群岛的香药也不断通过丝绸之路运往中原。吐鲁番规模盛大的药材贸易就是这种丝绸之路药物学交流的典型代表之一。《吐鲁番出土文物》记载着买药文书，即药名、数量、买药人，材料出处。药材中各种香药，是药材中之大宗，一次出售就有二千九百六十三斤（乳香、安息香、龙脑香、冰片、苏合香、降真香等）。这些药物有特异芳香气味，具有开窍逐秽，行血散瘀,止血定痛功效。此外，贸易中还有硇砂、玉石、郁金、石密等药物。药商沿着陆路交通，翻越葱岭，经吐鲁番交易，转往内地；而其中买药人的名字，大多数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商人。
  1970年10月，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故址发现安史之乱时窖藏的两瓮金银器，其中有一批贵重药材：金屑、钟乳石、朱砂、紫石英、白石英、琥珀、珊瑚、密陀僧等，还有金箔和玛瑙臼、玉杵、金银锅、铛等药具以及玻璃杯、牛首玛瑙杯、高昌吉利钱、西域古货币等文物。西域盛产美玉、琥珀，与药物、药具同出土的金杯上有西域少数民族人物头像和西域货币。因此，很可能这批药物、药具中的一部分与西域或“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有关，因为“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与友谊之路。
  据《新唐书•西域志》记载，西域各地方政权向唐朝政府进贡了不少药材。如泥婆罗献波稜、酢菜、洋提葱；吐谷浑献丹砂；天竺献琅玕、石黄、黑盐；中天竺献旃耘、郁金；摩揭陀献龙脑香；康国献驼鸟卵；东安献郁金香、石密；吐火罗献异药，干陀婆罗二百品；箇失蜜献胡药等。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西域向唐王朝贡献的药物有胡桐津、硇砂、偏桃仁、阿魏、截根等。
  上述历史和考古资料雄辩地说明，唐代西域和中原通过丝绸之路，在药物学方面有着广泛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