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唐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初，突厥、回纥、薛延陀、吐蕃等民族都曾先后在西域建立过地方政权，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各少数民族人民艰苦奋斗，开发边疆，推动了祖国历史发展。唐王朝统一中国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交通发达，科学进步，促进了汉族和吐蕃、回纥等西域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医药卫生交流，尤其是古维吾尔医学（回纥医学）和藏医学广泛地吸收了中医药学的成就，有了很大发展。
  维吾尔医学是西域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维吾尔医学四大物质和气质学说的诞生，大约开始于隋唐时期，在我国古医籍中早有记载。如公元610年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对西域维吾尔医学理论已直接引证，其后公元625年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二十一卷中记载西国胡僧授于陇上道人的论眼方说：“夫眼者，六神之主也，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愧然处，是地大也；血泪清津之处，是水土也；生气温暖，是火土也；举动行来，屈伸俛仰，喘息视瞑，是风土也，四种假合这和现今维吾尔医学基础理论基本一致，而《外台秘要》论证的“气质”和“六淫”(风、寒、暑、湿、燥、热）也和维吾尔医学理论一脉相承。在丝绸贸易的影响下，印度的三原质和希波克拉底的四原质学说，也同样对西域产生过影响，而古维吾尔医学在吸收周围民族医学的基础上，仍保持了它独特的传统医学风格。从唐以后的西域十余部医籍、二百多首方剂、十多种疗法来看，唐代的西州是我国西域史上医药文化荟萃之地，它是维吾尔祖先——回纥医药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回纥医学文献》是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发掘盗去的，它是一部珍贵医药遗产。这部重要的医药科学著作是公元9世纪高昌回纥王国时期的医学文献，共有回纥文二百零一行，首尾两页残破，药方保持着浓厚的民族特点，如用牛角、尿、乳汁、羚羊、斯迪系、库尔木克、库衣木等药配方，文中记载了内、外、妇、儿等科疾病，并初步进行了分科论治，如喝狗奶可以坠胎，合用山羊胆、兔胆等可以治眼疼，茴香研细和水可治白癞疯，疯狗脑可以治狂犬病等，都说明回纥人民的医学科学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高昌萎蕤丸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和拉和卓古墓群，只有一枚，重四十六点三克，褐色，表面致密，尚有指甲痕，外裹白麻纸一层，还有墨书三行的内服说明法。该丸处方配伍已无从知悉，但在明代李明元、李中梓所著《珍珠褒补遗药性赋》、《雷公炮制药性解》中曾提到它主治风热咳嗽、虚损、胃虚等症。这枚萎蕤丸是我国唐代回纥王朝在高昌丸剂药物的初次发现。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西域一千多年前的珍贵文献，也是新疆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成果。《吐鲁番出土文书》不但记录了随葬衣物、货屋契约、户口各芨、买贸记录及供食帐，同时还反映了高昌回纥族和其他民族在体育运动、卫生保健、医方药物等方面的高度水平。例如“蹋蹋鞠”和“鞠囊”是高昌人民体育游戏中踢球和装球用的袋子，它虽葬于衣物之中，确反映了西域高昌人民如此喜爱蹋鞠运动，历数百年而不变，是古时增强体质的一项运动；对于传染病症,《吐鲁番出土文书》里规定，凡患“痈痕淤疼之疾”和“痈创条氛创者”不得参加祭典，如有违犯，罚羊一只，使之与健康人分离，规定货屋人“不得病死”，若病死了，要罚钱等等，皆在预防或减轻疾疫的流行;文书还记载阿斯塔那一七〇墓，“章和十三年(公元543年)考姿衣物疏有故树叶锦丑衣二枚，……右上所件悉是本生所用之物”，丑衣就是月经带，实物在福州市郊南宋少女黄弓丨（公元1243年死）墓发现过，褐色素罗质，长69厘米，宽11厘米，带上粘有血迹，说明一千四百年前的高昌妇女已使用它，溯其历史，当更为久远，也足见当时高昌妇女，既讲卫生，又很文明。上述历史资料说明，维吾尔医学吸收了中国医药学、阿拉伯医学和其他兄弟民族医学知识，在唐代时期已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和特殊临证治疗方法的传统民族医学，为西域广大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了应有贡献。
  藏族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藏医学的理论体系大约形成于吐蕃王朝时期，即公无7_9世纪。公元629年囊日松赞的儿子松赞干布赞普，兼并各部落，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奴隶制的吐蕃王朝。此后吐蕃王朝和唐朝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公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占据今青海地区，不久又向西域和剑南地区扩张。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落，吐蕃不仅完全控制了西域,而且夺走了河西和陇右地区。公元763年，吐蕃一度攻陷唐朝的京都长安。8世纪下半叶，吐蕃的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吐蕃王朝与唐朝虽然进行了长期的军事战争，但友好往来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太宗答应吐蕃的请求，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公元710年(景龙四年），唐金成公主又出嫁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两位公主入藏时都带去了大量物品，其中包括医疗器械和医药书籍。这些中医药知识被藏族医师接受后，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和重大促进作用。藏族医师同入藏的汉族医师一道，将汉文医书译成藏文，并吸收藏族民间及来自印度等地的医学经验，先后编写成《医学大全》®和《月王药诊》等书。由于《医学大全》已佚，《月王药诊》就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藏文医籍。该书论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因、病理和各种疾病的诊治方法，并介绍了一些西藏特产药物，对西藏的多发病有详细的记载和描述。这部书反映了藏医学与中医学的历史渊源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印度医学和佛教思想对藏医学的影响。藏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708—833年)，是吐蕃王朝的首席侍医，曾到过内地山西的五台山和藏南、日喀则、康定等地考察医药，同时还亲自到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行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收集了许多民间医药知识。他对这些知识和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又广泛汲取了《医学大全》、《月王药诊》、《黄色比古经函》、《紫色王室保健经函》等医药书籍的精华，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编成举世闻名的藏医学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为藏医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历代藏医对宇妥·元丹贡布都极为推崇，誉之为“医圣”。《四部医典》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为《扎据》，即《总则本集》，为医学总论；第二部为《协据》，即《论述本集》，讲述人体解剖、生理、病因、病理以及药物、器械、治则等；第三部为《门阿据》，即《秘诀本集》，为临床各论，讲述各科病症的表现、诊断和治疗；第四部分为《亲玛据》，即《后续本集》，补充叙述了脉诊、尿诊，介绍药物的炮炙和用法。《四部医典》以药王答疑形式，采取七言和九言的诗歌体而写成。全书共二十四万字，分一百五十六章，还有数以千计的各类小图构成的七十九幅色彩鲜艳、描绘细致的附图，这些图包括人体解剖胚胎图、动植矿药物图、各种医疗器械图、尿诊图、脉诊图和饮食卫生防病图，等等。该书对古代藏医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反映出许多藏医学的独到之处，如高原疾病的防治特点，独特的验尿诊断法和水平较高的解剖学等。藏医学解剖学水平较高的原因，可能与天葬风俗有关，天葬时解剖尸体和分别处理人体组织，为他们认识人体结构提供了有利条件。《四部医典》问世后，作为藏医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一直指导着藏族医生的临床实践，对藏医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到西藏阿里王朝时期，宇妥•萨玛元丹贡布(公元1126—1213年）对《四部医典》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根据《四部医典》成书后三百余年间藏医学的新进展，以批注形式对《四部医典》原书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还编写了多部解释《四部医典》的新著作，与《四部医典》一并行世，为发展藏医学、丰富我国传统医学做出了贡献。
  现存的《四部医典》彩色插图，约绘于明末清初，更是我国的珍贵文献。《四部医典》于16—17世纪传入蒙古地区，其后被译成蒙文，对蒙医体系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又有俄、英、德、日文的摘译或节译在国外流传。本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支持下，李永年完成了该书的汉译本，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为研究藏医学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西域民族医药学，尤其是维吾尔医学和藏医学的发展，丰富了祖国医药学宝库，为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