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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医药学在医学基础理论、药物学、方剂学、医学教育、临证各科全面大发展的时期。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唐王朝统治者直接参与对医学事业的组织、领导，采取了一些促进医学发展的重大政策和措施。
  如设置太医署，教授医学生，规定考试录用医生方法，开始进行医学分科等，对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很重视文化教育，使唐代的医学教育和医事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唐太宗曾封张宝藏为三品官，其中虽有皇帝故作权威之因素，但这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医生。李世民本人也懂得医药知识，为了不使鞭刑伤损脏腑，他曾下令“制决罪人，不得鞭背”的法令。有一次，为了能使自己爱臣得救，他将自己胡须剪下赐给大臣做药引，甚至在自己的武将中矢时，亲自为战将吮吸伤毒等，虽不无体恤臣民、收买人心之意，但也表现了统治者与医学的亲近。唐高宗李治也曾主持编撰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的本草学著作《新修本草》。统治者的重视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学向前发展。
  唐代医药学空前发展，名医辈出，医药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唐代医家、医籍有：明堂经脉二十六家，凡一百七十三卷；医术本草二十五家，养生十六家，病源、单方二家，食经十家，杂经方五十八家，类聚方一家，共一百一十家，凡三千五百八十九卷。当然不见经史的医家和医学著作还有许多，但仅从《旧唐书》的这些记载中就不难看出，唐代医学家和医学著作是如此众多，标志着唐代医药学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整理和注释《内经》，公元8世纪，唐代医学家王冰③据全元起的《注黄帝素问》，对《素问》做了整理注释工作。王冰生平贯里欠详，自号启玄子，曾官太仆令。王冰青年时就笃好养生，留心医学，年八十以寿终。他认为《素问》“世本纰缪，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乃“精勤博访，历十二年”，“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于公元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因系继全元起之后对《素问》的又一次整理注释，故世称《次注黄帝素问》。王氏整理注释的态度十分严谨，他说：“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揉。”王氏对《素问》篇卷做了调整，并称从老师那里得到了全元起注本所缺失的第七卷（有关五运六气的内容），补入其中，以成完璧。王氏的注释，改正了当时传本的错误及欠妥之处约四百余处。其注释深入浅出，易于理解，并颇多有学术价值的发挥之处。如对于阴阳互根原理注释道：“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竭，全阳则阴气不穷。”“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简明扼要，颇得《内经》旨趣，并对临床实践也有实际指导意义。他在疾病诊治方面也有一些发挥，近年来有不少探讨他的学术思想的文章发表。王冰的《注黄帝素问》是唐代整理注释《素问》中影响最大的传本，宋代校正医书局的林亿等人评价说:“三皇遗文，粲然可观。”其后经宋代的校订刊行，称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一直流传至今，成为现存《黄帝内经素问》的最早祖本。王冰在保存古代医籍和整理注释医学典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代在药物学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首先表现在对《神农本草经》的整理上，唐高宗曾敕李觔等人修纂本草，他们将陶弘景所注的《神农本草经》增为五十三卷，称作《唐本草》。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苏敬（恭）、长孙无忌等将该书重加修订，增药一百一十四种，合共三百四十四种，计四十卷，取名为《新修本草》，这是我国颁布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采药与种药专著问世，唐代对采药与种药的技术都很重视，许多反映采药与种药技术的专著相继问世，如有《入林采药法》二卷，《太常采药时月》一卷，《四时采药及合药目录》四卷，《种植药法》一卷，《种神芝》一卷等®;本草音义和药性方面的专书撰成，唐代对本草的音义研究及本草药性研究工作颇为重视，有关音义和药性研究的专著相继撰成，如有甄立言的《本草音义》七卷，姚最的《本草音义》三卷，李含光的《本草音义》二十卷，《依本草录药性》三卷，《诸药要性》二卷，甄权的《药性本草》四卷，杜善方的《本草性事类》等;本草图谱专书出现，如原平仲撰《灵秀本草图》六卷，《芝草图》一卷等;食治本草专书盛行，唐代很重视食物治病方法，并有专书流行，如盂诜的《食疗本草》，陈士良的《食性本草》等，都是介绍饮食疗法的专书;海外本草专书出版，唐代疆域扩拓，从东西两路输入的国外药物颇多，专门记载国外药物的本草著作相继出版，如郑虔的《胡本草》，李珣的《海药本草》等，均为反映国外药物的本草专书；增订本草书籍大批涌现，数量相当可观，其著名者除上述《唐本草》、《新修本草》外，尚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十卷，韩保升的《蜀本草》二十卷，王方庆的《新本草》四十卷，杨损之的《删繁本草》五卷，徐大山的《本草》二卷，李密的《药录》二卷，甘溶之的《本草药方》三卷，《甄氏本草》三卷，《桐君药录》三卷，《药用要目》二卷，《本草集录》二卷，《本草钞》四卷，《本草杂要诀》一卷，《诸药异名》八卷。
  唐代各种类型本草专书的大量涌现，充分说明了当时在药物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显著的成就。
  临证医学以《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二部医学巨著影响最大。
  《千金方》是《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简称，为唐代孙思邈所撰。《备急千金要方》成书于公元652年，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有此书之名。本书凡三十卷，包括习医、精诚、理病、诊候、处方、用药等一般性论述，以及妇人方、少小婴孺、七窍病、风毒脚气、诸风、伤寒方、脏腑病方、消渴、淋闭、尿血、水肿、疔肿痈疽、痔漏、解毒并杂治、备急、食治、养性、平脉、明堂、孔穴等，总计二百三十二门，载方五千三百首。《千金翼方》的成书时间，比《千金要方》迟三十年，是《千金要方》的续编，由于二者互为“羽翼”，故孙氏将此书取名为《千金翼方》。本书亦三十卷，包括药录辑要、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辟谷、退居、补益、中风、杂病、万病、疮疡、色脉、针灸、禁经等。《千金方》中重视医德的培养，在“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两篇中专论医德，其他篇章中也有言及医德的散论，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即救治病人要全心全意，学习医药专业知识要精益求精；医疗作风必须有德有体，所谓有德即“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所谓有体，是指医生的仪表应端正，举止要检点、得体；业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反对当时医务界存在的不良风气，在医疗实践中提倡“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在妇产科方面，孙氏重视妇婴疾病的防治和护理，具有“崇本之义”，因此将妇婴病诊治列于卷首。《千金要方》论述妇产科病包括求子、妊娠、产育、产后、虚损、经、带、症瘕诸病。《千金翼方》除补充上述论述外，还载有“妇人面方”，即古代美容法。在“求子”篇中，指出凡不能生育者，男子多由于“精气衰少”所致，可用七子散、庆子散等方治疗；女子多由于虚羸百病，如下焦三十六疾等，可用承泽丸、大黄丸、白薇丸、秦椒丸等方治疗。在“妊娠篇”中指出，妇女孕期宜“居处简静”，并宜“调心神，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静。”对妇女临产护理，孙氏提出:“凡欲产时，特忌多人瞻视，推得三二人在傍侍抚，产讫乃可。” “凡产妇第一不得忽忽忙怕，傍人报须稳审。”此外，孙氏引用了北齐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方”，阐明了妊娠过程的生理、病理、难产、子病、死胎、胞衣不出、坠胎、断产、下乳、恶露、崩中和月经不调等妇产科病的原因和治法。这些对以后妇产科发展成为中医专科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小儿科方面，《千金要方》所讨论的有关“少小婴孺”问题，包括变蒸、择乳母法、初生出腹、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痈疽、瘰疠以及小儿蛲虫病、遗尿等各种杂病，《千金翼方》补《千金要方》未尽之言，对小儿的生理和五官科杂病论述颇详。孙氏观点多有独到之处。如对小儿初生“先以绵裹指，拭儿口中及舌上青泥恶血，……若不急拭，啼声一发，即入腹成百病疾。”又“小儿始生，肌肤未成，不可暖衣，暖衣则令筋骨缓弱，宜时见风日，若都不见风日，则令肌肤脆软，便易中伤，皆当以故絮衣之，勿用新绵也。”对小儿哺乳，“凡乳儿不欲太饱，饱则呕吐。每候，儿吐者，乳太饱也，以空乳乳之即消。”对小儿伤寒“夫小儿未能冒涉霜雪，乃不病伤寒也，夫人解脱之久，伤于寒冷，则不论耳。然天行非节之气，其亦得之，有时行疾疫之年，小儿出腹便患斑者，治其时行节疫，故如大人之法，但用分剂少异，药小冷耳。”其他如窒息的处理、断脐法及小儿皮肤病的大量记载也切实际。上述内容对后世钱乙撰著《小儿药证直诀》有很大影响。在传染病及杂病方面，孙氏对张仲景的《伤寒论》推崇备至，认为《伤寒论》的要意有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时之法。分太阳病为桂枝、麻黄、青龙、柴胡、承气、陷胸等症和杂症，其次顺序叙说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再次归纳伤寒治疗的宜忌，列举忌汗、宜汗、忌吐、宜吐、忌下、宜下、忌温、宜温、忌火、宜火、忌灸、宜灸、忌刺、宜刺、忌水、宜水，然后再述汗吐下后病状等，使学者得其要领。此外，书中还载述了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如井水消毒、空气消毒和用雄黄、朱砂作消毒药品，预备成药以备仓卒急需措施等。
  对杂病的论治，孙氏是继《中藏经》、《脉经》之后重视脏腑辨证的医家，他将多种疾病分属五脏六腑十一门进行论治，如柔痉积聚属肝，胸痹属心，痢疾属肝，吐血属胆，惊癲等列入小肠，咳嗽、痰饮属大肠……虽然后世医家对孙氏的上述归属法，毁誉各半，但其充实了中医脏腑辨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此外，孙氏在一些具体病证上也有较深的认识。如正确地描述了消渴与疖痈的关系，指出预防消渴病并发化脓性感染的重要性；又如水肿病应忌盐，晚期水肿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在骨伤科方面，孙氏在《千金方》中列“被打”一门，专门论治跌打坠伤。在这一门中，孙氏推荐了张仲景的“卒死”复苏术；首创用人尿灌肠抢救，“被打或坠车马碾木打击而死”;介绍用炒葱白热敷止痛，用炙肥猪肉或新鲜羊肉外敷止痛；主张用烧烙法处理创口出血;推广葛洪创造的小夹板局部固定骨折疗法以及诊治骨折脱位和整复下颌关节脱位的经验。孙氏在《千金方》中还介绍了“老子按摩法”，如“两手空拳筑三遍”，“两手反叉，上下扭肘无数单用十呼”，“两手拳反背上，屈脊上下亦三遍”，“两手反提，上下直脊亦三遍”……这些至今仍是骨伤科功能锻炼的方法。在食疗和营养学方面，饮食与健康长寿可谓息息相关，孙氏在《千金方》中指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安身之本必须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全生。”他指出：“夫为医者，必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然后命药。”他强调食疗必须洞悉五味损益，“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有所犯者或有所伤，或当时虽无灾苦，积久为人作患。又食噉鲑肴，务令简少，鱼肉果实取益人者而食之。凡常饮食，每令节俭，若食味多餐，临盘大饱，食讫，觉腹中彭亨短气，或致暴疾，乃为霍乱。”至于进食后宜注意：“平旦点心饭讫，自以热手摩腹，出门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后，还以热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缓缓行，勿令气急。行讫还床偃卧，四展手足，勿睡，倾之气足，便起正坐，……食饱不得急行，及饱不得大语唤人嗔，……觉肚空即须索食，不得忍饥，……秋冬暖里腹，腹中微似不安，即服厚朴、生姜等饮，如此将息，必无横天。”在季节气候方面主张，“夏至以后，秋分以前，勿进肥羹，臛酥油酪等，则无他矣。”《千金方》还不厌其烦地论述一百五十四种瓜果蔬菜、五谷杂粮、鸟兽等食物对人体的利弊和防治疾病的作用，如用谷白皮煮米粥常食预防脚气病，用海藻、海蛤等防治瘿病，用动物肝脏防治雀目（夜盲），这些与近代研究结果都颇吻合。在中药与方剂学方面，孙氏十分重视采集中药的时间和炮制方法，提出：“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曝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费人工，卒无裨益。”在《千金翼方》中载药八百余种，并对二百三十八种药物的采集、炮制作了记述，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丰富了药物学的内容。同时，他强调采药必须要弄清产地，故在书中记载了当时一百三十三个州所产的五百一十九种道地药材。孙氏对药物发展的巨大贡献，被后世尊之为“药王”。孙氏不但重药，而且重方，在《千金要方》中详细论述了方剂调处上的若干重要问题和阐述了方剂学的重要性，他指出：“药有相生相杀，气力有强有弱，君臣相理，佐使相持，若不广通诸经，则不知有好有恶，或医自以意加减，不依方分，使诸草石强弱相欺，入人腹中，不能治病，更加斗争，草石相反，使人迷乱。若调和得所，虽未能治病，犹得安利五脏，于病无所增剧。”孙氏在《千金方》中搜集、保存了大量古方和当时流行的许多验方，使之得以流传后世，成为后世医家常用的名方。如犀角地黄汤，大小续命汤，紫雪丹等，也有许多方剂被后人应用化裁而发展为新方，如治男子五劳六绝的“内补散”,实为刘河间地黄饮子所本，地黄丸对清代温病学家所制订的甘寒养液诸方，亦有很大影响。《千金方》中的许多单方、验方，对某些疾病具有很好疗效，如以瓜萎为主治疗消渴病的药方，以茛菪子为主治疗水肿、膨胀、小便不利、癫痫病的药方等。
  《千金方》对医圣张仲景方剂多有研究和发展，如当归羊肉汤，孙氏则衍变为羊肉汤、羊肉当归汤、羊肉杜仲汤、羊肉生地黄汤、羊肉桂心汤、羊肉黄耆汤等。小建中汤，孙氏由此而衍变的类方有前胡建中汤、黄耆汤、内补当归建中汤、内补芎蒡汤、大补中当归汤等，每方都详列变方之由。由此可见，孙氏对中医方剂学作出了卓著贡献。在针灸学方面，孙氏《千金方》中也有丰富的论述，并强调“知针知药”方为良医。总之《千金方》是唐初最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医学巨著，其所论范围博大、内容精深，不愧为中国医药学宝库中一块灿烂夺目瑰宝。
  《外台秘要》®为王焘编撰，全书共四十卷，分为一千一百零四门，分门别类地论述了临床各科疾病之病因、病理和诊断治疗。其体例是，每门以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或张仲景学说，或其他论述疾病比较正确的理论冠其首，继则列举诸家之医方和方论，基本上改变了《诸病源候论》只论疾病因证而无方剂或其他方书虽有方剂而略于理论的弱点。全书很有条理，收载方论近万条，对唐以前的医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和总结，有着深远的意义。《外台秘要》一书，为我们整理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医学文献资料，是王焘一生中最大的贡献。该书共引用文献六十九家、二千八百零二条，各条资料都详载出处，或一条资料出于数家也都一一注明，使我们可以借此窥见晋唐间许多已散佚方书的基本内容，如早已散佚的陶弘景、范汪、陈延之、深师、崔氏、许仁则、张文仲等医家之方，尤多见于此书中。同时许多古人的发明创造也在此书中得以保存、流传下来。如《近效方》和《古今录验》根据小便味甜诊断消渴（糖尿病）的科学方法，载于《外台秘要》卷十一中；《肘后方》、《千金方》、《删繁方》等书记载的用竹片夹裹骨折部位的骨折固定法，王焘收载于《外台秘要》第二十九卷中，而《删繁方》早已散佚，今本《肘后方》已无此项内容，《千金方》对这一方法也语焉不详，若不借助于《外台秘要》，我们怎能知道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我国医家就已经创造了相当正确的骨折治疗原则呢？另外，又如王焘引用《救急方》所叙述的肺结核发病经过和症状；《必效方》记载的采用白帛，各书日期，然后浸泡于小便中二十四小时，接着按日期先后排列，观察白帛黄染颜色深浅变化的情况，判断黄疸治疗效果和疾病的预后，这种方法是当时最先进的《近效方》叙述的倒睫病理和用镊子拔除倒睫的手术要求等等，则是古人发明创造的有力证据。接着再举几例医疗技术成就，以说明《外台秘要》的文献学和历史价值。如著名医家深师治疗误吞（鱼）钩方:《外台秘要》第八卷记录用“虎珀珠，贯著钩绳，推令前入。卒无珠，坚物摩令滑，用之也。”王焘于此引文后注明出《深师方》卷二十二中。由此可知这一高明的医疗技术在公元5世纪时深师道人已用于临床抢救。又如套管灼热在口腔科治疗上的应用更为先进，《外台秘要》第二十三卷引用《时后方》的资料：“肘后疗悬痈肿卒长数寸如指，随喉出入不得食方，开口捧头，以筋抑舌，及烧小铁，于管中灼之，令破，灼火毕，以盐随烙处涂之。”说明在公元3世纪，我国医学家已创造应用了这一精巧的医疗技术。
  再如王焘还引用了《养生论》的资料，叙述了口腔科烧灼口腔脓肿、齿垢剔除和钳残齿根技术，也是唐以前我国口腔科技术已很进步的确证。他说：“其齿断不触，自然脓血出，……即须以针,针去恶血，便烧铁篦烙之，如此变即定。或附齿有黄色物，如烂骨状，名为石床。凡疗齿看有此物，先以钳刀去之，然后依方用药。其齿断内附着齿根者，形如鸡子膜，有如蝉翼著齿者，亦须细看之，不尔，其齿断永不附着齿根也。”另外，该书还记有牙齿蛀洞之填充技术、刷牙等等，不但有填充剂之制备，刷牙粉之配制，还有最原始的刷牙工具的制作方法。《养生论》的牙粉处方是“升麻擦齿方:升麻、白芷、蒿本、细辛、沉香、寒水石，为散。”另一处方是“石膏、贝齿、麝香，尤妙。”刷牙的工具是:“每天早晨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牙粉）揩齿，香而光洁。”今天看来，这种方法未免太原始了，但在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国人民已用此法保持口腔卫生确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贡献。如果没有王焘的整理，这些宝贵内容就可能同《深师方》、《养生论》等散佚无存，今天我们能知道其最早出现时期，正体现了《外台秘要》引书详注出处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同时也说明王焘忠实于前人的高贵品质和治学的严谨态度。王焘在中医文献整理上的杰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他毕竟不是专业医师，临床实践不足，所以少有独到之论述。由于他受《内经》“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的思想影响，所以在《外台秘要》中只收灸法，不论针法，未免是本书一大缺陷。
  法医学的成就，唐太宗于公元637年颁布的《唐律》中有关法医的内容十分丰富。例如检验制度的确立最早见于《唐律》:“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就是说法医检验人员被指派去检验诈病、诈死、诈伤时，若检验不实，要受诈病者等应得刑罚的减一等处罚，如诈病者杖刑一百，检验不实者即杖九十；如果是实病、伤、死，检验者不以实验，则按故意把无罪者判为有罪，把轻罪判为重罪，给以处罚，也就是给人加上什么刑罚就反受什么刑罚。由此可知《唐律》的“法医”检验制度已相当健全了。其次，在损伤的法律定义与分类，损伤程度的判定与刑罚，以及强奸、妊娠、堕胎、中毒、医疗事故等等，都已有了明确的规定和量刑原则。例如《唐律》明确规定:“见血为伤”⑮的损伤定义一直为历代法医所依据。在损伤分类方面，《唐律》分为三种，一是手足伤，包括用头撞击之伤在内；二是他物伤，即指非手足和兵刃所伤者皆属此类;三是兵刃伤，“刃谓金铁，无大小之分，堪以杀人者”皆是。《唐律》根据损伤的程度及凶器性质作为刑罚之依据。例如，手足伤人，出现有耳目出血，或内损吐血，或痢血者杖八十，以他物伤人而致上述出血之一者则要杖一百。又如，兵刃砍射不着者杖一百，刃伤人使肋折者徒刑二年；刃杀人及故杀人者斩；以手足他物斗殴杀人者绞等等，十分具体而明确。更可贵的是，唐代对伤后并不立即出现危险的内伤等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唐律•斗讼•保辜》等已明确规定，在伤人后立即经官检验，根据伤情按法律规定立下辜限。以手足殴伤人，辜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辜限二十日；以刃及烫火伤人，（灼烂皮肤）辜限三十日；四肢骨折及关节脱臼者，辜限五十日。这里所谓保即保养，辜即罪，保辜的含义就是保养好了就可以减轻罪状。在保辜期内，可请医生给予调治，如果医治无效，在保辜期内死亡，伤人者仍按杀人者论罪。医疗事故，也可以说是法医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唐律》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 “其故不知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亦如之。”不如本方，就是不符合古今药方及本草之规定。同时还规定，如果医师为了骗取财物，违反本方，为人诈疗疾病，则计其赃数，以盗论罪。此条是专为惩处那些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的。所有这些规定，在保护群众健康上应该说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我国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对处理医疗事故已经绳之于法。除《唐律》之外，在唐代已经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具有法医性质的专著《疑狱集》。该书记述的“张举烧猪”是脍炙人口的故事，也是我国法医学史上第一次动物实验法医的生动描述：“张举吴人也，为句章县令，有妻杀夫，因放火烧舍，乃诈称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诣官诉妻，妻拒而不承，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乃积薪烧之，察杀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中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由此可知我国法医学在唐以前，特别到了唐代已有了很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这种鉴别生前烧与死后烧的科学方法，不但在我国一千多年前的法医学中是先进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很先进的，时至今日这种鉴别方法仍为法医学鉴别生前伤与死后伤的最基本方法之一。
  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科学进步，加之当时封建统治者直接参与对医药卫生的领导组织，使中国医药学在全面综合、整理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内容广泛而丰富的集大成的新阶段，在医学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临证医学、法医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