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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公元245—250年间.孙吴曾派遣中郎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林邑、扶南。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传》，记述了这些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向往中国文明，不断派遣使者到中国来。据记载，这一时期，扶南遣使来中国就有三十多次。这时，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越南的交趾是中国和西方，南亚诸国商使往来常经之路。林邑与南朝也有密切联系。
  通过长期往来，中国的制酒、养蚕术传到越南和老挝。中国的灌溉用水车、建筑、造纸、纺织等技术传到越南，并开始推广。越南的玻璃制造技术，这时也传入中国，使我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提高。
  南朝各政府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经常有外交使团前来访问、馈赠礼品，其中番药是这些国家送给我国的主要礼物之一。
  林邑国，我国称为占婆国，产玳瑁、贝齿、沉香、木香等。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9年），林邑王范神成派遣长史范流互通友好，赠送香药等礼物。
  干陀利国（又译耶婆提国）。据近人考证，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信奉佛教，产上等槟榔。东晋时，著名的旅行家、取经僧法显，从狮子国搭船回国，在海上飘流九十天，到达耶婆提国，在这个国家住了五个月之久，为沟通两国的往来，作出了贡献。
  《隋书•经籍志》有《干陀利国治鬼方》十卷，《新录干陀利治鬼方》五卷，是该国巫术治病的“方书”。干陀利国王在我国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二年(公元455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普通元年（公元520年）、陈文帝天嘉四年（公元563年），共五次派使者到建康访问，馈赠诸香药等珍贵礼物。南朝皇帝也回赠了许多礼物。
  婆利国（即婆黎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南朝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公元473年）、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婆利国王先后多次遣使到了建康,馈赠诸香药等数十种礼物。
  丹丹国，据近人考证，在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南部的吉兰丹。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大同元年(535年），陈宣帝太建三年（公元571年）、太建十三年(公元581年），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丹丹国王六次派使者来建康访问，馈赠火齐珠、香药等。在太建三年的一年内，曾派遣两个使团来中国，可见当时两国关系的密切和交往的频繁。
  槃槃国，据近人考证，在今马来西亚的加里曼丹北部沙捞越或沙巴和文莱境内。宋文帝元嘉(公元424—452年）、宋武帝孝建(公元454—456年）、大明（457—464年）年间，该国多次派遣使者来中国访问。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四年（公元532年）、六年（公元534年），槃槃国王遣使来建康，馈赠沉香、檀香、詹糖(一种香料药，煎枝为香，似糖而黑)等香药数十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医药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尤其是东南亚诸国的各种香料药以及有效的治疗处方传入中国，丰富了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内容；中国的医药学也随着各国使者的互访，以及类似法显等僧侣外出取经送经，流传到东南亚诸国，促进了这些国家医药学的发展。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和朝鲜、日本、印度、阿拉伯国家、东南亚诸国进行了广泛的医药学交流。这种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既促进了上述诸国的医药学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知识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