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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虽未能完全统一，但西域各族人民仍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医药联系。西域的医药学知识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中原，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知识宝库。
  据《晋书•列传第六十七·西域》卷九十九记载：“大秦国，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土多出金、玉、宝物、明珠、大贝，有夜光壁、骇鸡犀及火浣布。”据《北史•列传第八十五·西域》卷九十七记载：“高昌国，……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 “龟兹国，……又出绿盐、雌黄、胡粉、安息香等。……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如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锑瑚，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疠人服之，皆愈。……自后每使朝贡。”“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八千九百三十里，……真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数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波斯国，……土地平正，出金、银諭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朱砂、水银、……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献方物。”上述史书中所记载的大贝、赤盐、白盐、绿盐、雌黄、安息香、骇鸡犀、琥珀、朱砂、水银、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荜拨、香附子、诃黎勒、胡椒、石蜜、千年枣、没食子、胡粉等,均为西域的地产药物。生蜜而味甚佳的羊刺，为西域特有植物。龟兹国状如䬾餬，其味甚臭的膏状药品，能使已脱落的头发、牙齿重新生长，并治疗疮疠，实为西域的特殊药品之一。悦般国的术士发明的具有止血、祛痰、续筋、接骨功能的草药，不仅在西域流行，而且在中原历试皆验，广为流传。这些都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医药学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产生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和独特的治疗方法。这些西域的医药学知识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中原，丰富了中医药学内容。
  除此之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许多地产药材也通过丝绸之路不断地传到中原，丰富了中药学内容，被收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本草学专著《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中。
  《本草经集注》的作者是陶弘景。陶弘景，字通明，晚号华阳隐居，为丹阳秣陵人。生于宋孝建三年(公元456年），历南朝宋、齐、梁三朝，卒于大同二年（公元536年），享年八十一岁。死后谥贞白先生。
  陶弘景年幼聪敏，相貌明秀。少时得葛洪《神仙传》等书，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在萧道成任齐高帝相国时，被引荐作过诸王侍读。
  陶弘景在三十七岁时，即永明十年(公元492年），脱去朝服，挂在神虎门上，隐居句容县的句曲山修道，自号华阳陶隐居。后来他从东阳道士孙游岳受符图经法，从此他“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并著道教重要经典《真诰》和《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与梁武帝个人关系密切，在梁武帝起兵时，他曾表示支持。梁武帝即位后，陶弘景很受梁武帝宠信，武帝曾多次派人请他出仕，他均婉辞不就，“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往咨询”，故当时有人称他为“山中宰相”。梁武帝非常相信佛教，陶弘景为了迎合梁武帝，后来皈依了佛教。他企图融合佛、道两教以发展道教，故他的思想杂揉儒、道、佛三者,尤以道教为主，为南朝时著名的道教徒。梁武帝曾赐以黄金、朱砂、兽青、雄黄等炼制神丹，加之晋代著名道教徒葛洪也是句容人，致使道教此一时期在三吴及滨海各地尤为得势。自他晚年皈依佛门，曾“自誓受大戒”，故其弟子中既有道士，又有僧侣。
  陶弘景一生嗜学，“老而弥笃”。他善琴棋、书法，崇尚“奇异”，兴趣广泛，知识面广。他隐居四十年，读书万卷。由于他“一事不知，深以为耻”，故知识非常渊博，举凡天文、历法、地理、博物、数学以及医术、本草等，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他治学态度严谨，注重调査研究。如《诗经》中有“蜾赢衔螟蛉幼虫为己子”的说法，陶氏不轻信旧注，经亲自细心观察，终于发现，蜾贏衔来螟蛉幼虫是作为自己幼虫的食粮，并非以其为己子，否定了旧说。陶弘景在天文历算、医药、冶炼等方面成就较大。他曾亲手制作了天文仪器“浑天象”;其《古今刀剑录》中首次记载的“杂炼生糅”的灌钢炼钢法，在冶金史上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陶弘景一生“性好著述”,共有著作二百二十多卷。他在隐居前，多为政治、历史、伦理道德、山川地理、天文历算方面的著述，如《学苑》、《帝王年历》、《古今州郡记》等。
  陶弘景祖上重视医药，有祖传秘方《范汪方》，家里人“斟酌详用，多获其效“ 这部方书不仅“内护家门”，而且“旁及亲族”，成为陶氏宗族亲友卫生保健专书。世代以来，对“其有虚心告请者，不限贵贱，皆摩踵救之”。其宗族依靠这部方书，曾经救治了“数百千人”。这种祖传和家世，与陶弘景隐居后潜心研讨医药不无关系。
  陶弘景隐居后的生活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读到葛洪的《肘后救卒方》，深有同感。他说:大城市医生较多，一到郊外，就少了。至于穷乡僻处，“其间夭枉，安可胜言。”他亲眼目睹山区穷苦百姓求医找药的困难，于是积极从事医药方面的著述，借以安危拯急，济世救人。这是高尚医德的体现，但其中也免不了掺杂某种宗教行善的观念：陶弘景隐居以后，着重从事医药养生方面的写作。这一时期的著作除增补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为《补阙肘后百一方》三卷外，最重要的是著有《本草经集注》七卷，《名医别录》、《效验方》五卷，《服食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方》一卷，《服气导弓丨》一卷，《养性延命录》二卷，以及《太清草木集要》二卷，《药总诀》、《养生经》等医药书籍及不少炼丹服石之作。以上诸书，其中大部分均亡佚，现仅存《本草经集注》、《补阙肘后百一方》和《养性延命录》三种。前几年曾有人报道在河北省发现一部题为梁代陶弘景撰的《辅行诀脏府用药法要》的传抄本，谓系敦煌卷子中得之而流传至今。该传抄本首尾不全，但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五十一首方剂，其中虽有不少道家的神秘之论，但所论方药朴实，具有一定临床参考价值。
  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一书，是《神农本草经》较早注本中之一。《神农本草经》成书后流传到陶弘景所处时代已有四个多世纪，当时传本因辗转传抄而“遗误相继，字义残缺”，药物数量不一，分类混乱，有必要重加撰注。不仅如此，陶弘景所目睹的其他本草学著作，显得散乱而失之偏颇，不够系统和完整。如桐君和雷公的著作均是简牍，难免错讹。《桐君采药录》仅“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种不过“论其佐使相须”。陶弘景所见到的《神农本草经》是经过吴普、李当之等人“更复损益”，有失原貌。各种《神农本草经》传抄版本所载药物的数目很不相同，有的为五百九十五种，有的则是三百四十一种或三百一十九种，也有的是三百六十五种。而药物分类又是上、中、下三品混淆，药性寒热舛错，草类药和石类药没有分清，虫类药和兽类药缺乏精当的辨别，致使医生无法全面掌握使用，给中医临证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亟待重新整理归纳。同时，自《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百年间，新的药物品种逐渐增多，对药物的性味、功效等也不断有新的认识，还出现了搜集汉魏以来名医用药经验的药物学著作《名医别录》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陶弘景在梁武帝的支持下，对当时的药物学又作了新的总结，写成了《本草经集注》一书。据陶弘景在《补阙肘后百一方》的序言中的记载:“太岁庚辰隐居曰，余宅身幽岭，迄十载，……凡以上诸法皆已具载在余所撰本草上卷中。”太岁庚辰为南朝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公元500年），此时，《本草经集注》已脱稿。可见《本草经集注》成书于公元493—500年之间。
  陶弘景以《神农本草经》上、中、下三品的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为主，又补充了《名医别录》收载的药物三百六十五种，重新加以分类编排，撰成《本草经集注》，共收集药物七百三十种。他的编辑宗旨是尽量做到“精粗皆取，无复遗落”。这部本草学著作基本上达到了这一要求。
  《本草经集注》共三卷分七类。上卷是药物总论，中卷和下卷为药物各论，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七类。中卷包括玉石、草木两类，合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下卷为虫兽、果、菜、米食四类一百九十五种药物及有名未用一类一百七十九种药物。全书共记载药物七百三十种。《本草经集注》的主要内容包括:药物炮制和配制方法，诸病通用药，中毒解救药，服药后的宜忌，不宜入汤酒剂的药物，药物畏恶等。
  《本草经集注》在本草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唐、宋、元、明的许多本草学著作，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本草经集注》的贡献在于：第一，改进了药物分类的方法。在此以前的本草学著作，如《神农本草经》采用上、中、下三品分类法。而《本草经集注》不再沿用这种简单的分类方法。而是基本上依据药物自然属性分类。其中除有名未用一类外，在每一类中，再分成上、中、下三品。第二，对药物产地、采集、形态和性味等的论述，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对于药物的性味，采用朱墨点区分，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为平。这正如他序言中所说:“以省于烦注也”。这种编辑方法，省去了许多笔墨，收到了既简化又醒目的效果。陶弘景非常尊重原著，凡是《神农本草经》的原文，都用“朱”笔写，从《名医副品》引用增补的部分，用“墨”笔写，使《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副品》各自的内容不致混淆，《神农本草经》的原文因此能够保存下来。第三，列出了诸病通用的药物。如治风通用防风、防已、秦艽等；治水肿通用药物有大戟、甘遂、泽泻、葶苈等；治黄疸通用药物有茵陈蒿、栀子等。这对临证用药和医生处方带来很多方便。第四，详细叙述了药物加工炮炙和配制方法。在加工炮炙方面，有去节、去须、去毛、去枝、抽心、去木心、去壳、去心皮、去瓤、擘破、㕮咀、细切、薄切、捣碎、刮屑、剉炙、熬、煎、煮、蒸等操作方法。除了药物整洁修拣的加工要求以外，还有通过炮炙改变药性的规定，如当归洒酒取润，细辛水渍使直，大黄水浸，阿胶炙，诸虫微炙。桃仁、杏仁、胡麻等有膏腻药，先熬黄黑等等。书中共著录了汤剂、酒剂、散剂、丸剂、膏剂五种剂型。
  《本草经集注》是对汉魏以来本草学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问世后影响很大，唐代《新修本草》即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修订完成的。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宣扬了一些道教的丹药眼石方面的内容，以及由于当时三方鼎峙，南北睽隔，故书中对北方药物了解不足等。由于陶弘景撰写此书得到了梁武帝支持，使该书带有半官方的性质，故我国生药学泰斗赵燏黄先生曾认为我国第一部药典应为《本草经集注》，但因本书并未经过当时政府审查颁布，没有法律的约束作用，故这种观点没有得到公认。《本草经集注》原书早佚，其主要内容仍保存于《证类本草》等书。本世纪初，从敦煌石窟中发现唐以前写本残卷(第一卷)一种，但却流落日本。近人据《证类本草》及《千金翼方》本草部分编校出版了《本草经集注》辑佚本数种，基本上能反映出陶弘景原著的面貌。
  《名医别录》三卷，首载于《隋书•经籍志》，题陶氏撰，至宋代亡佚。它的绝大部分内容，散存于《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海药本草》、《千金翼方》、《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太平御览》等本草及类书中。从宋代的郑樵《通志♦艺文略》开始，其作者均题为陶隐居集。
  由于郑樵在《通志•校雠略》说过“《名医别录》虽亡，陶隐居已收入本草”的话，使《名医别录》为陶弘景所著发生疑问。同时，该书的药物产地,很多是陶弘景所处时代以前的地名，再加之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提及《名医别录》的作者时，存有含混不清之词。因此，有人怀疑它不是陶弘景的著作。近来有尚志钧的《名医别录》辑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版）问世，认为它是陶弘景综合魏晋以来名医在《神农本草经》里增补的资料，经过汇集整理而成，所以称之为《名医别录》。
  魏晋以来，随着新药品的不断发现，以及对药物的性味、主治、异名、产地、采收时月等知识的不断丰富，使《神农本草经》局限于三百六十五个药物品种和简要的文字内容，显得缺漏太多，不能反映当时实际使用和已经掌握的药物全貌。于是，许多名医就把自己所拥有的资料和各自的见解，增录在各种本子的《神农本草经》上。
  陶弘景在编写《本草经集注》前，将这些资料集中起来，称为《名医副品》。他在《本草经集注》自序中说，编撰《本草经集注》是以《神农本草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陶弘景完成《本草经集注》编写工作之后，在《名医副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资料，编成《名医别录》。可以认为《名医副品》是他写作《本草经集注》的资料汇集，《名医别录》是《名医副品》的增补本。
  尚氏辑校本《名医别录》仍为三卷，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载药一百九十三种，中品载药二百四十三种，下品载药二百四十四种。每品按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等次序排列。《名医别录》突破了《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三百六十五种的限制，广收博采，使药物品种增加一倍以上。这些新增品种里，有不少目前临床常用的药物，如前胡、百部、豆蔻、白前、芦根、枇杷叶、伏龙肝、高良姜、复盆子、马鞭草、牵牛子、虎杖根、大小蓟根等。虽然如生姜、白前等已见于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中，但都是《神农本草经》中所没有收载的品种。《名医别录》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新的内容：(1) 根据不断实践积累起来的临床用药经验，记载了对药性的新认识。如吴茱萸，《神农本草经》称它“味辛、温”，《名医别录》载为“大热，有小毒”;黄芩，《神农本草经》载“味苦、平”，《名医别录》为“大寒、无毒”。有不少现今常用药，如川芎、葛根、麻黄、五味子、黄连、黄芪等，均清楚记载“无毒”，为尔后推广应用这些药物提供了方便。对于一些有毒的药物，根据毒性大小，分别以“有毒”、“小毒”、“大毒”著录，也为后世的安全用药提供了保证。这些宝贵用药经验，来之不易。《神农本草经》对此往往缺乏明确的记载，而《吴普本草》的记载又众说纷纭，使人无法适从。
  (2) 药物主治范围和功用扩大，对药物适应证的论述，比《神农本草经》更为具体而明确。如《神农本草经》对厚朴的主治，概括为“主中风、伤寒、头痛、寒热、惊悸、气血痹、死肌、去三虫”，《名医别录》则记载它的主治和功用是“主温中、益气、消痰、下气，治霍乱及腹痛、胀满、胃中冷逆、胸中呕逆不止，泄痢、淋露、除惊、去留热、止烦满、厚肠胃。”对药物的新用途亦作了补充，如石灰有“疗金疮止血”的作用；藕有“主热渴、散血”的新用途;槟榔有杀寸白虫（即条虫）的作用，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的记载。
  (3) 药物的异名记载较详，每一种药，《神农本草经》一般仅收载一个异名。而《名医别录》往往有五六个异名，如苦参有八个异名，知母有十个异名等。
  (4) 药物的产地，大多数有具体地名。《神农本草经》一般只简略记载生山谷、川谷、池泽、丘陵等。而《名医别录》则载明产何郡县及山川海城。《名医别录》对药物的采收时月和采收条件的叙述，也较《神农本草经》更为详细和明确。
  (5)因为药材加工炮制方法不同，它的性味和主治有所差别，《名医别录》分别给予著录。如《神农本草经》仅收载干地黄，该书补充了生地黄，并将它们的药性、药效等分条书写。此外，又将同一植物的不同部位分开记载，如泽泻，分为泽泻、叶、实三条;远志分远志和叶两条；茯苓分成茯苓和茯神两条。这就反映了《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后民间用药的实际情况，使后世了解《神农本草经》未能概括的本草内容。
  (6) 记载了一些药物的剂型和制备方法。如栋实，“以七月七日取之，捣取汁，铜器盛之，日煎，令可作丸，大如鼠矢，内窍中，三易乃愈”。《名医别录》还出现了药后附方，它开了后世本草附方的先河，这也是《神农本草经》所缺如的。如露蜂房条中附“露蜂房、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主诸恶疽，附骨痈”。
  (7) 南北朝时期，虽然道教神仙术说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当时的名医们大多尊重科学，较少相信迷信邪说。所以“久服轻身、不饥、神仙”之类语言比《神农本草经》少了。说明祖国医药学的发展在不断取得进步。
  《名医别录》收录的大部分药物，疗效是可靠的，至今临床还在大量使用，如牵牛子治水肿，百部、枇杷叶治咳，酸枣仁治心烦不眠，吴茱萸治腹内寒痛，大、小蓟止血，麦芽消食和中，牛膝治妇人月经不调，槟榔、榧子驱虫等。这说明我国劳动人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积累了大量的药物知识和用药经验。这些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在《名医别录》里得到了保存。《名医别录》是继《神农本草经》以后，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本草学著作。它的许多内容被后世医家的众多本草学著作大量引用和汲取。可见中国本草学是在《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书写格式和叙述次序，一直沿用至明清时代。《名医别录》在中国本草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此外，《名医别录》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是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尤其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药物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农学和地理学等，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最大的两部本草学著作——《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中记载了很多西域的地产药物，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域与中原通过丝绸之路频繁的药物学交流盛况。现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摘录数则，以见一斑。
  .据《本草纲目•金石部》第八卷记载：“玉，《别录》上品。〔别录曰〕玉泉、玉唇，生蓝田山谷，采无时。〔弘景曰〕好玉出蓝田及南阳徐蕃亭部界中，日南、卢容水中，外国于阒、疏勒诸处皆善。洁白如猪膏，叩之鸣者，是真也。其比类者，甚多相似，宜精别之。所以燕石入笥，卞氏长号也。玉屑，〔气味〕甘、平、无毒。〔主治〕除胃中热，喘息、烦满、止渴，屑如麻豆服之，久服轻身长年。”据《本草纲目•金石部》第八卷记载：“青琅玕,〔别录曰〕青琅玕生蜀郡平泽，采无时。〔弘景曰〕此蜀都赋所称青珠、黄环者也。
  琅玕亦是昆仑山上树名，又九真经中大丹名。〔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白秃、浸淫在皮肤中，煮炼服之，起阴气，可化为丹。疗手足逆胪。”据《本草纲目•石部》第九卷记载：“丹砂，〔别录曰〕丹砂生符陵山谷，采无时。光色如云母可拆者良，作末名真朱。〔弘景曰〕即今朱砂也。俗医别取武都仇池雄黄夹雌黄者，名为丹砂用之，谬矣。
  符陵是涪州接巴郡南，今无复采者。乃出武陵、西川诸蛮夷中，皆通属巴地，故谓之巴砂。仙经亦用越砂，即出广州临漳者。此二处并好，惟须光明莹沏为佳。如云母片者，谓之云母砂。如樗蒲子、紫石英形者，谓之马齿砂，亦好。如大、小豆及大块圆滑者，谓之豆砂。细末碎者，谓之末砂。此二种粗，不入药用，但可画用尔。采砂皆凿坎入数丈许。虽同出一郡县，亦有好恶。地有水井，胜火井也。仙方炼饵，最为长生之宝。〔气味〕甘、微寒、无毒。〔主治〕通血脉、止烦满、消渴、益精神、悦泽人面，除中恶腹痛、毒气、疥瘘诸疮。轻身神仙。”®据《本草纲目•石部》第九卷记载：“雄黄，〔别录曰〕雄黄生武都山谷，敦煌山之阳，采无时。〔弘景曰〕武都，氏羌也，是为仇池。宕昌亦有之，小劣。敦煌在凉州西数千里，近来纷扰，皆用石门，始兴石黄之好者耳。凉州黄好者作鸡冠色，不臭而坚实。其黯黑及虚软者，不好也。〔气味〕苦、平、寒、有毒。〔主治〕疗疥䘌疮，目痛，鼻中疽肉，及绝筋破骨，百节中大风，积聚癖气，中恶腹痛鬼疰，杀诸蛇虺毒，解藜芦毒，悦泽人面。饵服之者，皆飞人脑中，胜鬼神，延年益寿，保中不饥。得铜可作金。”据《本草纲目♦石部》第九卷记载：“雌黄，〔别录曰〕雌黄生武都山谷，与雄黄同山生，其阴山有金，金精熏则生雌黄，采无时。〔弘景曰〕今雌黄出武都仇池者，谓之武都仇池黄，色小赤。出扶南林邑者，谓之昆仑黄，色如金，而似云母甲错，画家所重。既有雄雌之名，又同山之阴阳，合药便当以武都为胜。仙经无单眼法，惟以合丹砂、雄黄飞炼为丹尔。金精是雌黄，铜精是空青，而服空青反胜于雌黄，其义难了。〔气味〕辛、大寒、有毒，不入汤用。〔主治〕蚀鼻内瘜肉，下部䘌疮，身面白驳，散皮肤死肌，及恍惚邪气，杀蜂蛇毒。久服令人脑满。”据《本草纲目.石部》第十一卷记载:“戎盐，〔别录曰〕戎盐生胡盐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禄城东南角。北海青，南海赤。十月采。
  〔弘景曰〕史书言虏中盐有九种：白盐、食盐，常食者；黑盐，主腹胀气满；胡盐，主耳聋目痛；柔盐，主马脊疮；又有赤盐、驳盐、臭盐、马卤盐四种，并不入食。马卤即大盐，黑盐疑是卤盐，柔盐疑是戎盐，而此戎盐又名胡盐，二三相乱。今戎盐虏中甚有，从凉州来，亦从敦煌来。其形作块片，或如鸡鸭卵，或如菱米，色紫白，味不甚咸，口尝气臭正如毈鸡子臭者乃真。又河南盐池泥中，自有凝盐如石片，打破皆方，青黑色，善疗马脊疮，又疑此是戎盐。又巴东朐䏰县北崖有盐井，盐水自凝，生伞子盐，方一二寸，中央突张如伞形，亦有方如石膏、博棋者。〔气味〕咸、寒、无毒。〔主治〕明目目痛、益气、坚肌骨，去毒蛊、心腹痛、溺血、吐血、齿舌血出。”据《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四记载：“木香，〔别录曰〕木香生永昌山谷。〔弘景曰〕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复贡，今皆从外国船上来，乃云出大秦国，今皆以合香，不入药用。〔气味〕辛、温、无毒。〔主治〕邪气、辟毒疫温鬼，强志、主淋露，久服不梦寤魇寐。消毒，杀鬼精物，温疟、蛊毒、气劣，气不足，肌中偏寒、引药之精。〔发明〕（宏景曰）青木香，大秦国人以疗毒肿，消恶气有验，今唯制蛀虫丸用之，常以煮汁沐浴大佳。” 据《本草纲目•谷部》卷二十二记载：“胡麻，别录上品，〔别录曰〕胡麻又名巨胜，生上党川泽，秋採之，青袭巨胜苗也，生中原川谷。〔弘景曰〕胡麻，八谷之中，唯此为良。纯黑者名巨胜，巨者，大也。本生大宛，故名胡麻。又以茎方者为巨胜，圆者为胡麻。服食胡麻，取乌色者，当九蒸九暴，熬捣饵之，断谷、长生、充饥。虽易得而学者未能常服，况余药耶。蒸不熟令人发落。其性与茯苓相宜。
  俗方用之甚少，时以合汤丸尔。〔气味〕甘、平、无毒。〔主治〕伤中虚贏，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轻身不老。坚筋骨，明耳目，耐饥渴，延年，疗金疮，止痛，及伤寒、温疟大吐后虚热羸困。
  据《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十六记载：“芥，别录上品，〔弘景曰〕芥似菘而有毛，味辣，可生食及作菹。其子可以藏冬瓜，又有莨(音郎），作菹甚辣。茎叶〔气味〕辛、温、无毒。〔主治〕归鼻、除肾经邪气，利九窍，明耳目，安中。久食温中。子〔气味〕辛、热无毒。〔主治〕归鼻，去一切邪恶疰气，喉痹。疰气发无常处，及射工毒，丸服之，或捣末醋和涂之，随手有验。”据《本草纲目•菜都》卷二十七记载：“苜蓿，别录上品，〔弘景曰〕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之。江南不甚食之，以无味故也。
  外国复有苜蓿草，以疗目，非此类也。〔气味〕苦、平、涩、无毒。〔主治〕安中利人，可久服。利五脏，轻身健人，洗去脾胃间邪热气，通小肠诸恶热毒，煮和酱食，亦可作羹。根〔气味〕寒、无毒。〔主治〕热病烦满，目黄赤，小便黄，酒疽，捣取汁，服一升，令人吐利即愈。”据《本草纲目•果部》卷三十记载：“安石榴，别录下品，〔弘景曰〕石榴花赤可爱，故人多种之，尤为外国所重。有甜、酢二种，医家惟用酢者之根壳，榴子乃服食者所忌。甘石榴〔气味〕甘、酸、温、涩、无毒。多食损人肺。〔主治〕咽喉燥渴，能理乳石毒。制三尸虫。酸石榴〔气味〕酸、温、涩、无毒。〔主治〕赤白痢腹痛，连子捣汁，顿服一枚。止泻痢崩中带下。” 据《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三卷记载：“葡萄，〔别录曰〕葡萄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弘景曰〕魏国使人多赍来南方，状如五味子而甘美。可作酒，云用藤汁殊美。北人多肥健耐寒，盖食斯乎？不植淮南，亦如橘之变于河北也。人说即是此间婴奥，恐亦如枳之与橘耶？实〔气味〕甘、平、涩、无毒。〔主治〕筋骨湿痹，益气倍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饥忍风寒。久食，轻身不老延年。可作酒。逐水，利小便。除肠间水，调中治淋。根及藤、叶〔气味〕同实。〔主治〕煮浓汁细饮，止呕哕及霍乱后恶心，孕妇子上冲心，饮之即下，胎安。” 据《本草纲目•兽部》第五十卷记载：“酥，别录上品，〔弘景曰〕酥出外国，亦从益州来。本牛羊乳所作也。㸺牛、白羊酥〔气味〕甘，微寒，无毒。〔主治〕补五脏，利大小肠，治口疮。牦牛酥〔气味〕甘、平、无毒。〔主治〕去诸风湿痹、除热，利大便，去宿食。合诸膏，摩风肿腕跌血瘀。”以上《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中所收载的玉、青琅玕、丹砂、雄黄、雌黄、戎盐、木香、胡麻、芥、苜蓿、安石榴、葡萄、酥等药材，陶弘景均注明系西域出产的药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两部重要本草学著作中收载了如此众多的西域地产药物，从而说明在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西域与中原在药物学方面的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先进的医药学知识和医药著作也不断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域，对西域各民族医药学的发展以及各族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据《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记载，德国和美国考古学家在我国甘肃敦煌石窟、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及罗布淖尔附近发掘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和这一时期以前的医药书籍有：《汉兽医方木简》、《魏晋医方残卷》、《脉经残卷》、《明堂五脏论残卷》、《刘涓子鬼遗方残卷》、《张仲景五脏论残卷》、《新集备急灸经残卷》等十余部医学书籍残卷。这样浩瀚的中医药书籍在西域被发掘，说明了当时西域的医药状况和知识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无异于内地，汉族和西域的各族人民从古代起就在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里熔铸在一起了。另外，近代在吐鲁番杜相墓土中，发掘出土了永徴二年(公元651年）手抄的《针经》一书。其残存墨书十行，从书法考证，似在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医方内有“丈夫失精中极”、“呕血上气神门”等记载,其中“中极”、“神门”均系人体穴位。从出土的医书残卷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先进医学知识、药物学知识、针灸学知识等已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传到西域。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是相当频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民族的先进治疗方法和西域的地产药材，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中原，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内容；同时中原的先进的医学知识、药物学知识、针灸学知识以及各种医药学书籍也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西域，促进了西域各族人民的医药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