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维吾尔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医学科学，它既不同于古希腊医学，也不同于古阿拉伯医学和古印度医学，它是我国古代西域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中，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并经过与各兄弟民族医药知识的广泛交流，逐渐形成了其较为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和独具特色的临床治疗经验。维吾尔医学和其他兄弟民族医学一样，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我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据秦汉史籍记载，在二千年前，维吾尔族人民就活跃于历史上称为“西域”的我国西北地区。古时在西域活动的民族有匈奴、乌孙、塞种、羌、鲜卑、柔然、突厥、回纥(鹘）、蒙古、柯尔克孜、满和汉等族。西域位于中亚腹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主要地位，它不但是许多风俗习惯、艺术和医学文化发展的中心，又是上古世界一切重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当时许多民族人民在不断迁移和远征中发展和传播了东西方文化，也做出了贡献，尤其是为今后发展自己的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中古时期，由于受横贯欧亚“丝绸之路”的影响，西域又成为文化、艺术和医学荟萃的圣地。维吾尔族，古称袁纥、韦纥、乌护、回纥、回鹘、畏兀儿等，是我国西域历史上一支主要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维吾尔族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在彼此交流，相互融合中，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传统医学，形成现在以四大物质为理论体系，具有民族特色和丰富经验的民族医学。
  维吾尔医学源远流长，约起源于西域上古新石器时期。当时，原始的游牧部落常以寻觅水草和猎获动物往返迁徙，常因食草木果实和生肉而伤害肠胃，也因穴居野处，抵不住风雨寒暑浸淫的自然灾害，而发生疾病。据《淮南子》卷十九记载:“古民茹草饮水，秉树木之实，食赢蛇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然而原始部落生活粗陋。要想改善饮食居处以预防自然灾害很不容易。但是为适应环境以生存下来，用硅质板岩、残石英打制的尖状器（如刮削器、石矛、石钵、石磨盘），以及用石刀和骨针作为改善生活条件及预防疾病的器具，这些器具在新疆古址遗物中多有发现。如以细石器为特征的遗址，在现新疆各地几乎都有发现，出土的石箭头、石刀、石矛、尖状器、刮削器之类的生产工具，反映了当时西域以狩猎、畜牧、采集为主的生产活动。而出土的罐、碗、钵等陶器，则标志着当时西域各族人民的饮食卫生水平。到了距今大约三千年左右，西域部分地区的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为副的经济形式。这些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大量使用彩陶器，目前出土的有打水、盛物用的双耳或单耳罐、圆底钵以及用于饮食的盒、把杯等。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地区的人民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另方面则表现出当时饮食卫生状况的改善。在现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墓群中发现的多种羊毛织物，标志着西域原始的纺织品。这些均是西域各族人民早期卫生保健活动的印证。
  生活在西北草原、山区、沙漠地区的原始部落人民，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认识到一些植物、盐、温泉、披兽皮、涂奶汁、埋热沙能解除寒性关节疼痛，用放血疗法能减轻沙漠干热性头痛，割破耳后静脉能医治骑马性关节痛，四肢涂抹粘土和蒜汁以及烧草香可以预防害虫等。至于为治病把占卜求巫视为药疗,仍是当时社会所急需，亦为人类社会在愚昧时期维持其本身健康的共同方法，无论东西方各民族都是一样的。 相传在大约三千年前，塔里木有位医生哈孜瓦衣，曾发现小茴香、黄诃子、紫花地丁、番泻叶、没食子、食盐、肉七种药物，能解除身体疾病的痛苦。数年后，塔里木的药书，曾吸引了希腊国王的使者来访。希腊国王为得到药书，许诺要为塔里木人民建造宫殿和陪嫁公主。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传说为后世西域各族人民所传颂。
  总之，西域上古原始部落人民经过漫长的时期，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抵御自然危害和疾病的侵袭，创造了制药工具和积累了医药知识，这就成为后世人类能支配自然界，能动地创造世界，并为创造医学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在最初阶段，人类包括西域的各族人民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当人类社会进入氏族社会以后，生产水平有了提高，由于肤浅的知识，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现象（如日月、山川、雷电、雨雪、干旱、疾病、死亡等)无法理解时，便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逐渐形成了迷信思想和鬼神观念。在上古中亚及西域一带，有相当多的古代药物和医治方法，是受了渊源于原始公社制度时期的幻想性世界观影响而产生的。认为宇宙万物，皆由神权支配，好像灵魂作用于自然界，往往把某些疾病的发生原因归于鬼神活动。当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出现了私有财产和剥削关系，继而产生了专管祈祷、祭祀的“巫”。巫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医药知识，以能和鬼神相似的姿态，用迷信、魔术的方式替人治病，给原始朴素的医疗活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造成了医巫混杂的现象，阻碍了医学本身的发展。
  早期中亚一带盛行的拜物教、景教、火祆教就是幻想观念的最早形式。漠北草原回纥以前信奉萨满教最为普遍。刘义棠的《维吾尔研究》中写道回纥久已信仰萨满教。至此时，不仅是普遍崇奉，而且还取得部落酋长的信赖，常随侍左右，以占卜国家一切大事。
  萨满巫实际尚未具备宗教条件，仅可说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灵力的崇拜，故一切自然物体，均可成为崇拜的对象。巫师能为人治病、占卜、预言、拔除邪祟役使鬼魅，解蔓等，几乎为人解惑之事，无不通晓。萨满巫对回纥社会文化的影响至深至巨。”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维吾尔人以及突厥族系，仍然有卡本的存在，即可知萨满在回纥人心目中“影响如何深远”。当时回纥男者称萨满，女者称乌答，统称“巫师”，常常是医和巫的混合体，是一种术士而又兼洽病者，这种形式的巫医对于我国北部诸民族的影响很大，直于近代在蒙古及西伯利亚尚有遗迹。中国正史《唐书》卷二百一十七黠嘎斯条，有其“呼巫如甘”记载，甘就是kam，这是维吾尔祖先对此种巫神的称呼。在此阶段人们对疾病完全持宿命观点，任凭巫神安排，祆教代替萨满教作为主要宗教时，纵使祆教有较明显的善恶与美丑斗争观念，对疾病可能持一种斗争态度，但在治病方面尚不能摆脱以术士为主要医者。由于奴隶制时期生产方式不断改进和文化的发展，巫医又做为邪恶势力被取缔。塔里木盆地出土的一部早期文献《佉卢文残卷》，记载着因女巫行医猖厥，当地国王下令禁止女巫行医，证实西域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时期的古代医学特点，也是和僧侣、宗教、鬼神的羁绊竞争阶段。所以从很早以前，医病之事，即有教士专司，教士也往往被视为一个大医士。那时有点名气的外科医士，按祆教规定：“在一个医士可对祆教徒们实施手术以前，至少必须先医治过二个非教徒。假如非教徒治死了，损失不算大;但是假如这个医士未曾对非教徒施行过手术，证明他的手术确属精良，而即贸然去医治祆教信徒，他便犯了大罪了。”这大约是医事制度的最初萌芽阶段。 上古时期，西域和其他地区一样，已有较高的文化，医学的发展已引伸进朴素的唯物史观，当时解释疾病的理论要追溯到信奉火祆教的鬼神医学时期。火之重要，殆不亚于太阳，因为它传播光明，抵抗附身之邪恶，所以被视为最神圣清洁的因素，这于西域各族人民尤为重要。在历史演变中，西域各族劳动人民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的火、空气、水、土和世界万物生、长、盛、衰有着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密切关系，人在自然界的生存条件，所有生命物质的起源，疾病的形成，都与自然界的火、空气、水、土的相互反应、变化和作用是分不开的。这一理论从《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西方者，金石之城，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布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以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的记载中得到证实。
  公元前5世纪左右，西域各民族就有了比较先进的医疗方法，如身裹水浸柳叶、热敷炒麸皮、沐浴草药水、按摩、搓、掐、烤灼、烙、接骨、拔牙、尸体防腐干燥和使用各种动、植物药物。据《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西巡猎，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而西王母部落的首领也到周朝回拜，带来西域特产的美酒、红花、青莲、黑枣、碧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西域人民已具备了丰富的药学知识,并开始了与中原的医药交流。常常可以看到游牧于天山北部的塞种人和药杀水（即今锡尔河）的萨尔马希安人的肩上有烧灼痕，在臂上、胸乳部、髋部、腰部也可以发现有烧灼痕，他们体内过盛的湿性在肩关节部变干了，而他们的身体却变得强健了，拉弓射箭更有力量了。此外他们也饮牛乳、马乳等，而马乳则在家庭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马乳常常被酵酿成马乳酒和制成酸乳饼，成为最主要的日常食品。这种发酵了的马乳，就是现在中亚各地普遍食用的马乳酒。由于骑马习惯，使得他们的关节变得肿胀，甚至造成跛腿或在髋部生疮，为了清除这种病魔，他们用刺破耳后静脉放血的方法进行治疗，虽有一定疗效，但有的人则出现了阳萎等副作用。
  由于西域商业经济的发展，民族迁徙，部落间骑兵战争的出现，在商驼、马队中产生了专职的“药司”和“医士”，他们对骨折、复位、外伤包扎、切开排脓、解剖尸体、手术缝合颇为擅长。新疆考古证实，昭苏地区乌孙墓葬骨骸不但有断肢和接骨，而在母体骨盆中仍有成型胎儿骨骸，甚至在有的墓葬骨骸中还有杏核大小的褐色胆结石。在天山阿拉尔沟塞种墓葬骨骸中，也发现一例少女颅顶部有0. 5厘米的锐利钻孔，从处理的方法证实，古代塞种医生已经实行了开颅术。后来因大月氏所逼迫，一部分塞种人西迁，和邻近的姊妹族萨尔马希安人融合，后来又和活动在黑海北岸的远方亲族的塞尔希安人结合一体。欧洲人称这些民族为斯基太人。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77年）出生于医学世家，他在年轻时期已周游了许多地方，特别是黑海北岸一带，当时这一带居住着斯基太人。从希波克拉底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对古代西域诸民族的医学很熟悉，他在《论空气、水和地域》一文中，在记叙到斯基太人的身体健康时，提到了他们的一些风俗。希腊历史学家曾经指出斯基太人的医师从很早开始便在希腊人中间享有盛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斯基太人的医学知识和治疗方法对希波克拉底肯定有一定影响。希波克拉底是位希腊很有名的外科医生，他曾经以军医的身份参加了很多战争，并且劝告许多喜欢研究外科的医生，随军出征，进行战伤外科研究工作。他对骨折的治疗采用牵引和夹板固定，对于脱髋和各种创伤治疗都有独创的治疗方法，并且进行了开颅手术。'希波克拉底在外科方面的成就与斯基太族医师的影响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在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时，塞西安（即斯基太人)诸王在克里米亚以北及西北的草原中建立了塞西安王朝，后来考古学家们在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市近郊的古尔甫要塞古墓葬中发掘出的陶器上，就有塞西安人包扎断肢和拔牙的图象，从而说明了塞西安人在这一地区的医疗活动。从国内外考古学家的《关于中国之考古发现》、《关于中国陶器与西方之可能关系》等论文中，已明确地得出，塞种人和他的亲族萨尔马希安人及塞西安人从东向西大迁徙的历史过程，就是西域的艺术、文化和医学向西传播的最有历史意义的过程的结论。
  自远古时代，若干中国的植物，如桃树、杏树等，就由中亚及波斯引种到欧洲，其后其他中国植物和药物如姜、茶、大黄等，亦为运往西方而备受欢迎。当然除了中亚民族西迁传播的因素外,远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位时，中国即因盛产丝绸而闻名于罗马世界，从中国通往罗马的大丝路，也是东西方医药文化进行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维吾尔族的祖先——丁零(汉书名称)正是生活在欧亚交通的要冲——西域，所以维吾尔族的医药文化，正是在诸民族东西迁徙，彼此融合，互相交流中得到了发展。
  到了中古时期，西域的维吾尔族医药学知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西汉时期，汉武帝统一了西域，使西域政治形势稳定，同时开辟了丝绸贸易之路，商业发展，经济繁荣，使西域医药文化高度发展，医学也逐步摆脱了宗教的控制，由经验医学走向理论指导下的传统医学。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贸易通道。从此中原先进的医学知识、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随同大批人员与贸易传入西域，而西域的先进医药文化也相继传入中原。原产于西域的葡萄、石榴、胡麻、胡桃、胡豆、胡荽、胡葱、胡萝卜、红花等菜、豆、药、果，从西汉起陆续引种到中原，《肃州新志》有“不是张骞通西域，安能佳种自西来”的记载，正是对西域植物被引种于中原的真实写照。中原和西域医药技术交流的史实，不绝于书。如公元1972年从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的七十八枚医药简册，以及英国李约瑟博士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二分册中记载道：“斯坦因在中国中亚细亚（指西域）一系列巧妙的发掘中获得了一些木片的手稿，……由七十五片木片组成的一整卷手稿。斯坦因对那里的汉代堡垒外面的破旧堆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其中有出库一览表，军队编制、占星学、医药、军事技术和占卜等方面的片断著作。”这说明在西汉时期的汉简中已反映了西域和中原的医药学交流情况。此外，在公元1世纪，西域人民掌握了冶炼技术，目前发现的冶炼遗址广泛地分布于新疆各地，随着冶炼技术的不断发展，矿物药被不断地应用于医疗活动中，如维吾尔医常用的砲砂、硫黄、雄黄、绿盐、明矾等矿物药，不仅在西域广泛使用，而且被作为珍品多次向朝廷贡奉。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医册中，则记载着“驼苏（酥油）”、“戎盐”、“白羊粪”等维吾尔医常用药品。据《汉书》记载：“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长史赵许在于阗病瘫而死。许子迎来，赴于阗。归时道出构，弥王，名成者素，与于阒王建有隙，乃告许子曰：于阗王密令医者，以毒药置许创中，遂致死。”这一记载反映了当时维吾尔医已经使用了毒药的史实。自古西域的于阗、龟兹、姑墨、善鄯、吐鲁番等地就盛产葡萄、石榴等瓜果药材，酿酒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据《汉书》记载：龟兹国富人一家窖藏有四斛葡萄，可作酿酒，“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 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朝贡三记载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气盎，即颁赐群臣，京师始其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葡萄酒，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太平广记》记载：高昌出产一种“冻酒”，在内地颇有名气。《饮饍正要》记载：“酒有数等，出哈剌火州者（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城附近)最烈。”从上述历史文献中可看出，西域盛产的葡萄和酿制的葡萄酒不仅丰富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和医药卫生知识,而且流传到中原，在汉族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古老的维吾尔民族中，世世代代流传着一个有关医圣“罗克曼艾克木”的传说。很早以前，在古代鄂尔浑河苦达尔（意为福山）的两河流域及山岭草原之间，居住着一个由九姓维吾尔伊什阙部最贤者果葡“侯利咥尔”国王统治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深爱戴着一位名叫“罗克曼艾克木”的神奇的医圣。这位医圣不但受到人民的尊敬，就连自然界的植物花叶、飞禽走兽、家畜动物、矿山沙漠、河川树木等每当见到这位医圣，都纷纷自报门庭说:“我乃人间之圣药”，并诚恳地介绍自己的性味功能。有一天，侯利咥尔国王举行盛会，宴请各族部落的首领，在吃羊肉时，国王被一刺骨梗于喉中，遍请诸医治疗均不见效，最后请来医圣罗克曼艾克木。
  医圣经详细诊察病情后说:此病非杀死王子，饮其血方可治愈。国王听后，怒而不治。数日过后，国王病情更加危重，再次请来医圣，医圣仍如前说，国王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儿子，拒绝治疗。几天后，国王病重，危在旦夕，众部落首领恳求国王接受医圣治疗，认为以国王之尊，国家可以无王子，而不能一日无国王。经过众位部落首领的劝说，国王终于同意接受医圣的治疗方法。于是医圣先将国王的双眼用布蒙裹，让他站在房梁下，然后又将一只山羊悬吊于梁上，山羊声酷似王子的哭声。医圣派人杀死山羊，山羊的鲜血便淋入国王口中，国王顿时放声大哭，使刺骨从喉中飞出。事后，国王看到王子安然无恙，病痛也逐渐痊愈。这个传说虽然离奇，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维吾尔医生早期从事的医疗活动，以及维吾尔人民对医务工作者辛勤劳动的赞颂。
  在汉代，维吾尔医学无论从卫生保健、药学以及临证医疗方面，都已经历了它的起源阶段，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维吾尔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维吾尔医学处于早期医疗实践和经验积累阶段。其中《佉卢文简牍》反映了公元2世纪到公元6世纪时，维吾尔医学的发展状况。《佉卢文简牍》是一份出土于新疆的佉卢文文献。佉卢文是公元二三世纪以后流行于西域地区的书写尼雅俗语的古文字,此时期正值中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佉卢文简牍》这份残卷文献中可略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维吾尔医学状况。去卢文简牍》残卷文献中记载了 ：脓肿、结疖、癞、疥、癣、怀胎、流产等疾病的名称，反映了当时西域的维吾尔族人民对疾病的认识。
  文献中还收载了一些维吾尔医常用的药品：酥油、葡萄酒、石榴、茜草、胡椒、小豆蔻、沙糖等。如《佉卢文简牍》中特别记载……酒业现已在且末盛行”，说明新疆和田地区的葡萄酒酿造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相当发达，葡萄酒的产量也相当可观。
  维吾尔医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对其后隋唐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