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班超继张骞之后，治理西域，保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他们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医药交流。他们将中原先进的医药卫生知识介绍到西域，与此同时又把西域的医药卫生知识带回到中原。西域的特产石榴、葡萄、苜蓿、胡麻、核桃等植物先后被引种到中原，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质生活。《肃州新志》说得好不是张骞通西域，安能佳种自西来”。
  这些西域的植物药材，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内容。
  两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西域的地产药物不断地流传到中原，丰富了中药学知识，在我国第一部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许多西域的地产药材。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我国的药物学知识起源于远古先民们长期的劳动生产和生活实践，故上古时期有“神农尝百草”之类的传说。经先民们不断积累经验，口耳相传，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对药物已有较多的认识，我们可从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中见到不少有关药物知识的记载。例如《诗经》为西周时期作品，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药物的书籍，书中仅植物药就收载了五十余种，某些药物的采集、产地及医疗作用等也有简略叙述。《周礼》载有“五药”(指草、木、虫、石、谷），可能为当时对药物的初步分类归纳《山海经》亦非医药专书，但书中收载药物达一百二十六种，其中植物药五十二种，还明确记载了药物的产地、效用和性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它可算是较早记载药物功用的书籍，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另外《礼记》中也有根据时令采集、储藏多种药物的记载。反映这一阶段药物学知识之集大成者，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本书也并非药物学专书，但所用药物已多达二百四十七种之多(其中约有一半被收入以后的《神农本草经》中），被应用治疗疾病的范围，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种疾病。秦汉以来，药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西汉初期曾流行过药物学专著，《史记•仓公传》中曾提到古代的医药书中就有《药论》一书，可借早已经失传，已无法了解其内容。还有传说中的《子仪本草》。两汉时期内外交通日益发达，丝绸之路开通，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南海等边远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国的药材，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原，并逐渐为内地医学家所采用，大大丰富了当时人们的药物学知识。用药经验的积累，以及药物学知识的日益丰富，需要专人进行整理和研究。因此，西汉政府就已经开始招集专人整理、研究和传授本草学了。加之两汉时期临证医学的迅速发展，对药物学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或《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关于本书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神农、黄帝时代的作品，有人认为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有人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际，也有人据考证断定成书于东汉时期。这些说法孰是孰非，在目前缺乏实证的情况下，很难作出确切的结论。但现在医史学者则倾向于如下的说法:《神农本草经》与《黄帝内经》一样，并非一时一人之手笔，约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通过对药物学资料的不断搜集、整理，直至东汉才最后编撰成书，并托名为“神农”。这一说法是有一定的依据的。首先是有关“本草”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汉书•郊祀志》，内载汉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已有“本草侍诏”的官名。《汉书♦平帝纪》记有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召集天文、历算、方术、本草等教授者来京师的情况。《汉书•楼护传》则记载护少随父为医长安，护通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凡此都说明“本草”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末年。其次，《神农本草经》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始载于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以后《隋书•经籍志》也作了著录。但《神农本草经》的某些内容，则早在西晋的一些著作中被引用。如嵇康《养生论》说:“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显然，这是摘录于《神农本草经》的《序录》中的。葛洪的《抱朴子•仙药》篇也载有“神农四经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中药养性，下药除病”。可见在西晋，《神农本草经》不仅存在，并已得到流传，也证实了其成书一定在此期以前。再者,梁代陶弘景和北齐颜之推在考证了《神农本草经》所记述的一些药物产地后，认为豫章、朱崖、常山……临淄、冯翊等，多为后汉时所设置的郡县名。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说:“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记。”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亦云：“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由后人所掺。”陶、颜两氏之说有力地说明《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此外，《神农本草经》中所记采药时月以建寅为岁首的特点，也能推断此书必是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后的作品。另外《神农本草经》中很多地方提到“养命延年”、“久服轻身”、“神仙不死”等语，重视神仙养生、服石炼丹，此正与东汉时期盛行谶纬神学的社会风气相吻合。
  关于《神农本草经》的作者，历来也有多种说法，如有神农、子仪、伊尹、张仲景和华佗等等。但这些都仅是一种推测，缺乏真凭实据而难以成立。就书名来说，之所以托名“神农”，一是因为古代有“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药物的传说；二是一种尊古托古风气的反映，如同《内经》之前冠以黄帝之名一样。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正符合当时文人著书，托古圣人以立说的情况。至于“本草经”的含义，是因为古代是以植物药为主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云：“药，治病草也。”五代时韩保升也云：“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药最多也。”以后这种命名方法，一直延续流传到清代。
  《神农本草经》的原著，至隋代尚存，到唐代就不见于官家藏书目录，估计早在唐代初年就已经失传。但其内容由梁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朝苏敬《新修本草》、宋朝唐慎微《证类本草》、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后世本草之引用而保存下来。现今流传的《神农本草经》版本，是明清以来的学者根据《太平御览》、《证类本草》、《本草纳目》等书进行整复、辑佚，使之重新出版刊印的，主要有明代卢复辑本（公元1603年），清代孙星衍、孙冯冀合辑本（公元1799年），顾观光辑本（公元1844年），王闿运辑本（公元1885年），姜国伊辑本（公元1892年），黄奭辑本（公元1893年），以及日本森立之辑本(公元1854年)等。其中以孙星衍、孙冯冀的合辑本较为完善，流传较广。
  《神农本草经》全书三卷（亦有作四卷），共收载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其中植物药二百五十二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四十六种。这些药物大多疗效确实，被沿用至今。如麻黄平喘，黄连止痢，海藻疗瘿，猪苓利尿，黄芩清热，人参补虚，当归活血，狗脊强腰，甘草解毒，款冬止咳，半夏化痰，大黄通便等。书中涉及到的病证约有一百七十多种,包括内、外、妇、眼、耳、喉、齿等各科的疾病，如有中风、伤寒、黄疸、痈肿、腰痛等等。根据药物性能功效的不同，《神农本草经》创立了药物的三品分类法，即把全部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一百二十种，一般无毒或毒性较小，“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多属补养类药物。中品一百二十种，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为臣，主养性以应天，无毒有毒，斟酌其宜”，多系补养而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药物。下品一百二十五种，有毒的居多，“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大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等攻治疾病的药物。这种药物分类法是中国药物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药物分类法。
  《神农本草经》还比较系统地概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指出“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
  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这是在《内经》“君臣佐使”主次配伍原则的基础上，对组方用药理论的进一步阐述。针对药物配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结果，《神农本草经》提出“七情合和”的学说。“药有阴阳配伍，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实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如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
  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这就十分清楚地指出，虽然药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只要配合相宜，便可奏效。如有的药物相配合能起协同作用而增强药效;有的药物相配，则能减轻或抑制对方的毒性反应。然而在临床用药实际中，也并非所有的药物都可以配合应用。如有的药物合用后，就能产生强烈的副作用，这种情况就属于配伍禁忌。这些药物的配伍原则，迄今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神农本草经》还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选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该书不仅记录有药物的性能，还叙述了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加工制作方法，以及药物的真伪陈新和质量优劣的鉴别。书中还就不同的药物性能，提出了制剂的法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剂型。“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针对不同的病因病机和正气盛衰的情况，《神农本草经》还论述了一系列用药原则。如“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注蛊毒以毒药，痈肿创瘤以创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对于有毒性作用的药物，则要特别谨慎。强调必须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剂量，以免造成药物中毒的严重后果。“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栗，病去则止。不止，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此外，对于服药的时间和方法也相当重视。“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眼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眼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服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表明服药的时间和方法，将直接影响药物效果的发挥。
  《神农本草经》是秦汉以前数千年用药经验的朴素总结，书中收载许多药物的疗效，均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实验研究所证实。如书中载有治疗黄疸病的药物共八种，其中茵除、黄芩、黄柏等，至今仍为治疗湿热黄疽病的要药。目前用茵陈加大枣煎汤煮服,预防急性黄疸型肝炎，这是来源于《神农本草经》茵陈治黄疽之说。另外书中载麻黄平喘，已为近代科学实验研究所证实。公元1887年日本长井长义博士发现麻黄素，公元1924年我国药物学家陈克恢博士在大量临床病例中验证了其平喘作用，此后受到各国医药界的普遍重视，大量投产，成为现代医学的一种重要的平喘药物，这也是我国医药学家对世界现代医学所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再如书中有黄连治痢的记载，现代医药学从中得到启发，研制提取出黄连素，被广泛应用于治疗细菌性痢疾、肠伤寒、肺结核、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溃疡性结肠炎等疾病，其效果与氯霉素、链霉素、磺胺类药物无差异，而且细菌转阴较快，无毒副作用。此外，如猪苓利尿，大黄泻下，甘草解毒，雷丸杀虫，常山治疟等等，都是祖国医药学的宝贵经验。也正是这些大量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反映了《神农本草经》一书的科学价值。当然《神农本草经》的科学价值绝不仅仅就是这些，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有待我们继续发掘。在这方面，青霉素的发现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科学领域中永远包含着许多未知数，只要我们勤奋耕耘，就能不断有新的收获。总之，成书于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神农本草经》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而所反映出的当时我国医学通过大量实践，积累起来的对药物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神农本草经》对秦汉以前的零散药物知识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历来被尊奉为药物学的经典著作，并被注释发挥，至今仍是学习中医中药的重要参考书，其中有一百五十八种药物被选入1977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可谓影响深远。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神农本草经》中也存在着某些缺点和错误，这反映在该书道家色彩比较浓厚。道家主张炼丹服石，他们把各种矿物药用各种方法进行烧炼，炼成所谓丹药，认为服用丹药可治一切疾病，可以延年益寿，可以长生不老。秦汉以来，这种炼丹服石的风气越来越盛。《神农本草经》明显受到这种思想影响，迷信服石神仙，故其药物分类与药物功效的叙述，有的被蒙上了一层神仙色彩，如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之类。尤其是一些有毒和剧毒的药石，反被视为无毒补益、轻身延年的上品，如书中记载：“雄黄……炼食之，轻身神仙”，“水银……久服，神仙不死”之类，不但荒诞不经，给后世的药物学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而且还直接给人们带来危害。不过，另一方面，炼丹术和制药化学有密切关系。世界上早已公认炼丹术起源于中国，并成为近代化学的先驱，如《神农本草经》中“丹砂……能化为汞”，可谓这方面的启蒙记载。炼丹术产生的动机在于方士们企图炼制所谓长生之药，追求长生不老，当然这是唯心迷信的东西，但客观上却导致了制药化学的开端，提高和扩大了化学药物的应用范围，促进了中医药剂学（尤其是外科用药）的发展。我们应当发扬《神农本草经》中有科学价值的内容，摒弃其违背科学常识的部分,使这部古代药物学经典著作更加发挥其历史作用。
  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不少西域的药物，现从中国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清代黄奭《子史钩沈》中的《神农本草经》中摘引数则，以见一斑。
  肉苁蓉味甘，微温，主五劳七伤，补中，除茎中寒热痛，养五脏，强阴，益精气，多子，妇人症瘕。久服轻身。生山谷。
  蒲萄味甘平，主筋骨湿痹，益气，倍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饥，忍风寒，久服轻身，不老延年。可作酒。生山谷。
  胡麻味甘平，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轻身不老，一名巨胜，叶名青袭。生川泽。
  雌黄味辛平，主恶创，头秃，痂疥，杀毒虫，虱身痒，邪气诸毒，炼之久服，轻身，增年不老。生山谷。
  水银味辛寒，主疹瘘痂疡，白秃，杀皮肤中虱，堕胎，除热，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久服神仙不死。生平土。。
  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一名龙沙。
  戎盐主明目，目痛，益气，坚肌骨，去毒蛊，大盐令人吐，卤盐味苦寒，主大热，消渴、狂、烦，除邪及下蛊毒，柔肌肤。生池泽@。
  青琅玕味辛平，主身痒，火创，痈伤，疥搔，死肌。一名石珠。
  生平泽。
  上述药材中，肉苁蓉、蒲萄、胡麻、麻黄等药物，现在新疆遍地皆是；雌黄、水银、戎盐、青琅玕等药物在《汉书♦西域传》中明确记载为西域各国的地产药物。由此可见，两汉时期丝绸之路药物学交流是相当密切的。
  在两汉时期，西域地区的各族人民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进行外交、政治、经济、贸易和医药活动。在《汉书•西域传》中如实地记录了这些情况。据《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上》卷九十六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地沙碱，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乌托国，王治乌托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口二千七百三十三，胜兵七百四十人，……山居，田石间有白草。”;“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汉使采蒲萄，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萄、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出铜、铁、雌黄、东通龟兹七百七十里。” 又据《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卷八十八记载:“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西夜国，一名漂沙，去洛阳万四千四百里，户二千五百，口万余，胜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傅箭矢，所中即死。”；“大秦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又有细布、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类从日南徼外来献。”上述两汉关于西域诸国的记载中，所提及的柽柳、胡桐、蒲萄、目宿、雌黄、珊瑚、虎珀、琅玕、朱丹、犀角、玳瑁、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均为西域地产的药材。这些西域诸国不断遣使赠送上述药材给两汉政府，促进了中原和西域的药物交流，此外西夜国用白草经过加工，医治箭伤的方法被记载于《后汉书》中，说明两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不仅在药物学上有密切交流，而且在医疗方面也有密切交流。
  总之两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汉族人民和西域的各民族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医药卫生方面的交流。中原先进的医药卫生知识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域，为西域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积极贡献；西域的地产药物和各族人民防治疾病的有效方法，也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中原，丰富了中药学的内容，充实了中医学防治疾病方法，使祖国医药学知识宝库更加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