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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名医张仲景撰写的《伤寒病论》，又名《伤寒卒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久负盛名的一部医学著作。它在《内经》理论的指导下，总结了东汉以前众多医家和作者的临床经验，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成为我国临证医学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伤寒杂病论》原书十六卷，成书后很快散失于战乱之中。至西晋王叔和重新搜集方得保存，但六朝隋唐时秘藏而不显，且后世史志所载书名，卷数等颇为纷乱，直到北宋经校正医书局林亿等校定，始有今传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伤寒杂病论》原书的全貌，已不可确知了。
  《伤寒论》全书十卷，二十二篇，除重复外，共三百九十七法，计一百一十三方。在传染病的辨证与治疗上，首倡以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等六经辨证为纲，对伤寒各病的辨脉审证大法和立方用药规律作了全面论述。张仲景把外感病的各种不同情况用“六经病”来归纳。其中三阳病多属热证、实证，三阴病则多属寒证、虚证。辨证既明，则根据六经病证表、里、阴、阳、虚、实、寒、热等不同情况来决定治疗原则，给以相应的治疗，如表证用汗法，里证用下法，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热证用清法，寒证用温法等。在辨证论治的具体过程中深刻体现并发挥了《内经》提出的“治未病”思想。《伤寒论》比较正确地反映了急性传染病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对急性传染病诊治的丰富经验。由于仲景注重理、法、方、药的契合，选录的方剂又多实用有效，故本书有着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和深远影响，至今仍为国内外医学家临床治疗的依据和研究的课题。
  《金匮要略》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北宋时改名为《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全书共三卷，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本书主要论述内、外、妇等科杂病，而以内科杂病为主。书中将复杂的病因概括为三大类，并阐述了三类不同的病因与疾病发生的关系，这可称为中医学中最早的比较明确的病因学说。篇中还依据五行传变的原理，强调了“上工治未病”的原则，提倡疾病之预防和早期治疗的思想。 《金匮要略》以病证分篇，以脏腑论杂病。依据病机相同，证候相似或病位相近的大体情况，数病一篇，亦有不便归类的若干病证合并成篇者。单独一病成篇者，则有疟疾、水气、黄疽、痰饮、奔豚气等篇。本书对各种病证的辨证分类精细而切要，对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的论述均甚精当。如黄疸一病，据病因和症象特点又分为酒疸、谷疸、女劳疸、黑疸等，认为其病机多与脾胃湿热有关，主张以清利湿热为治疗原则。用利尿法治疗湿胜小便不利的黄疸当首推张仲景。他指出：“诸病黄疸，但利其小便。”这类治法的适应范围较现代医学之用汞类峻剂者显有优越之处，疗效亦较佳，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仲景对外科病证也有着深刻的研究。如对肠痈和肺痈作了比较正确的描述，而且确立了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对肠痈(大致相当现代医学的阑尾炎）一证，不但对其发病过程，各个时期的症状等都作了较具体而确切的描述，而且提出了两首很有效的方剂——大黄牡丹皮汤和薏苡附子败酱散，至今仍有效地运用于治疗阑尾炎。从现代医学来讲，一旦确诊为阑尾炎，即禁用泻剂，而大黄一药，历来认为有明显的泻下作用，即使少用也有轻微的泻下作用，但据现代药理实验研究，微量的大黄却有减少肠蠕动的作用。由此可见，仲景治疗阑尾炎，创用大黄牡丹皮汤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在外科医疗技术方面，张仲景创用了猪胆汁灌肠法。在妇产科疾病中，仲景最先记载了阴道直肠瘘，由于此病阴道有气体排出，故定名为“阴吹”，可见观察之仔细。在急救技术方面，《金匮要略》中记载抢救自缢者时，创造性地运用了人工呼吸法，其方法和要领与现代医学临床应用的人工呼吸法基本一致。他强调抢救时必须“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埂，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须臾，可少桂汤及粥清，含与之，令濡喉，渐渐能咽，及稍止，若向令两人以管吹其两耳，采好。此法最善，无不活也”。这种方法到晋唐时期又有进一步的改进。应该看到，《金匮要略》对一个一个疾病的研究，比之笼统归类研究疾病，有着十分明显的优越性。从医学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疾病一个疾病的研究，扩大和深化了人们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加速了临床医学的发展，提高了战胜疾病的技术水平。《金匮要略》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后经葛洪、巢元方、孙思邈等医家的努力，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诊断学、方剂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如两书论脉已分出二十多种脉象，与现在习用脉象已无什么差异，并且注重把脉诊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或从脉测证，或从证测脉，并据脉象以指导治疗，判断预后。书中还出现了舌诊的内容，开后世舌诊之先河，“舌胎”一词，也为其首创。两书使方剂学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与提高。共收方剂二百六十九首，用药达二百一十四种，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所载方剂显示当时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系统的方剂学理论知识。这些方剂组成严密，疗效可靠，剂型丰富多采。因此，后世誉称张仲景为“医方之祖”。
  从整部《伤寒杂病论》来看，实际上已经概括了后世所谓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八种治法。此书理、法、方、药齐备，正式确立了辨证论治法则，并用以指导临床实践。《伤寒杂病论》体现了《内经》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密切结合，开创了我国医学继续发展的道路。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历代学习中医的必修之课，历代许多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一不重视对该书的研究。两晋唐宋以来，就先后有王叔和、孙思邈、成无已、韩祗和、朱肱、许叔微、庞安常、郭雍等人，各有其长。如孙思邈对仲寒论》评价是很高的，但他并不泥古，对仲景伤寒学说作了新的发挥。他不按六经归类，而是将《伤寒论》所有的条文，分别按方证比附归类，即所谓“方证同条，比类相附”。这样各以类从，条理清楚，易于检索应用。这种以方类证的方法，颇为后世柯韵伯、徐大椿等所赏识。孙氏还特别重视仲景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他说：“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这可能是从王叔和“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疼“之说悟出。孙氏创“麻、桂、青龙”三法之说，对后世影响颇大，后经成无已、方有执、喻嘉言等竟发挥而成“三纲鼎立”之说。孙氏《千金翼方》中有两卷专门论述伤寒，是唐代仅有的研究《伤寒论》的著作，值得进一步研究。明清以来，治《伤寒论》者更成流派，如方有执、喻嘉言、程郊倩等人的“错简重订”派；张遂辰、张志聪、陈念祖等人的“维护旧论”派；柯韵伯、尤在泾、包诚等人的“辨证论治”派等。《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更被称为“经方”，备受推崇，沿用不衰。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不仅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圈”范围内更有很大影响。直至今日，日本还有不少医家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他们以汤证为主来进行实验分析，在临床广泛采用伤寒原方治病，其中某些方剂还照原方制成成药。日本不少医家(包括一些受过良好现代医学教育的人士）对张仲景非常崇敬，认为张仲景不仅对中国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也造福于日本人民。
  《伤寒杂病论》迄今仍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发掘，我们应予以重视。当然，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不断地发展的，那种认为《伤寒杂病论》完美无缺，不能更改一字的看法，显然也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
  两汉时期，名医辈出，医著如林。据《汉书•艺文志》卷三十记载:“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房中八家，一百八十六卷；神仙十家，二百零五卷；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总之，两汉时期，在医学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临证医学诸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些医药学方面的成就，为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