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内容
当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等在中国西北活动时，俄国人也分外眼红，积极筹备，准备前来分食。
其实俄国人到敦煌的时间比英国人斯坦因还要早一步。1903年奥勃鲁切夫便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两包写本，代价是六包劣质的石蜡。
鄂登堡（1863—1934年），又译奥登堡，俄国探险家，生于后贝加尔州。1885年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梵文波斯文专业毕业。1894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1900年为俄国科学院研究员，1903年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08年被选为院士。1903年创建俄国中亚研究委员会，以后又组织了几次中亚考察队。1904年起任科学院常任秘书，1916年任亚洲博物馆馆长，1917年又在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中当过教育部长（图11）。
鄂登堡对中国西北的考察活动是在所谓的“俄国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的，该组织是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会的简称。而其中扮演最重要也是最不光彩角色的是俄国驻喀什领事馆，这也是一个当时为各国探险家和考察团服务的中间机构，该组织也向俄国及各国提供中国新疆各地的文物消息，并直接参与盗劫活动，得到过数以千计的宝物，他们亦与当地的文物贩子相互勾结。
1914年沙俄的一个考察团成立，成员有鄂登堡、画家兼摄影师杜丁、矿业工程师兼地形测绘员斯米尔诺夫、画家宾肯贝格、民族学家罗姆贝格、十名辅助人员和一名中国翻译，以及在到达新疆塔城后雇用的七名哈萨克人。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敦煌莫高窟（图12）。
考察团是沿塔城、奇台、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到敦煌的。1914年 8月20日他们到达千佛洞，然后按计划分工进行。在敦煌期间，他们详细研究了洞窟壁画与彩塑，认真进行了摄影、复描、绘画、测绘、考古清理、发掘和记录工作，包括很少有人注意的莫高窟北区石窟也都作了一定的考古清理，并绘制了莫高窟南区和北区的崖面平面图。
考察团的主要工作是在敦煌最为寒冷的冬天进行的，工作一直进行到1915年初。当时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参战的消息使他们恐慌，不得不提前结束考察，于1915年1月26日启程回国。他们不仅带走了在莫高窟测绘的443个洞窟平剖面图、拍摄的2000多张照片、绘制的几百张绘画以及记录的详细资料，还剥取了一些壁画，拿走了几十身彩塑，同时带走了从南北两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加上在当地收购的文物，如各类绘画品、经卷文书等，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莫高窟，真可谓满载而归（图13）。
鄂登堡考察团回国后，将他们的资料分成两部分：写卷移交亚洲博物馆， 即今天的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民族学资料、考察记录和日记等存入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博物馆，后全部收藏在艾尔米塔什东方部。现藏于此博物馆的敦煌文献与艺术品等主要包括雕塑、壁画、絹画、纸本画、麻布画以及丝织品等。其中幡画66件、绢画137件、纸本画43件、壁画14幅、彩塑28幅、 织物58件，以及近两千张照片等，而藏于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佛经文书约有 2万件。
由于诸多原因，俄罗斯的这批文物，尤其是其中的绘画一直很少透露，不过近年有所改观。另外因为鄂登堡的工作日记一直密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所以他如何搞到这么多的藏经洞文物，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探险队带走的文物中，至少有十多幅从洞窟中剥割的壁画，其性质与华尔纳用胶布剥取壁画的手段同样恶劣，但知道华尔纳卑鄙行为的人很多，而对于俄罗斯探险队的卑鄙行为，却几乎无人知晓，很少有人对此披露并谴责。俄罗斯探险队盗走的这批壁画，都是艺术精品，其中有北魏第263窟的伎乐天、千佛、供养人（图14），也有隋代第433窟的《瞵子经变》等，且面积很大，如第263窟的伎乐天、千佛、供养人高197厘米，宽69.5厘米；第433窟的《賧子经变》高17厘米，宽144厘米（图15）。另外，他们盗走隋代第 253窟彩塑菩萨、宋代第111窟彩塑阿难和迦叶等，也都是艺术精品（图 16）。
其实俄国人到敦煌的时间比英国人斯坦因还要早一步。1903年奥勃鲁切夫便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两包写本，代价是六包劣质的石蜡。
鄂登堡（1863—1934年），又译奥登堡，俄国探险家，生于后贝加尔州。1885年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梵文波斯文专业毕业。1894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1900年为俄国科学院研究员，1903年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08年被选为院士。1903年创建俄国中亚研究委员会，以后又组织了几次中亚考察队。1904年起任科学院常任秘书，1916年任亚洲博物馆馆长，1917年又在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中当过教育部长（图11）。
鄂登堡对中国西北的考察活动是在所谓的“俄国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的，该组织是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会的简称。而其中扮演最重要也是最不光彩角色的是俄国驻喀什领事馆，这也是一个当时为各国探险家和考察团服务的中间机构，该组织也向俄国及各国提供中国新疆各地的文物消息，并直接参与盗劫活动，得到过数以千计的宝物，他们亦与当地的文物贩子相互勾结。
1914年沙俄的一个考察团成立，成员有鄂登堡、画家兼摄影师杜丁、矿业工程师兼地形测绘员斯米尔诺夫、画家宾肯贝格、民族学家罗姆贝格、十名辅助人员和一名中国翻译，以及在到达新疆塔城后雇用的七名哈萨克人。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敦煌莫高窟（图12）。
考察团是沿塔城、奇台、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到敦煌的。1914年 8月20日他们到达千佛洞，然后按计划分工进行。在敦煌期间，他们详细研究了洞窟壁画与彩塑，认真进行了摄影、复描、绘画、测绘、考古清理、发掘和记录工作，包括很少有人注意的莫高窟北区石窟也都作了一定的考古清理，并绘制了莫高窟南区和北区的崖面平面图。
考察团的主要工作是在敦煌最为寒冷的冬天进行的，工作一直进行到1915年初。当时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参战的消息使他们恐慌，不得不提前结束考察，于1915年1月26日启程回国。他们不仅带走了在莫高窟测绘的443个洞窟平剖面图、拍摄的2000多张照片、绘制的几百张绘画以及记录的详细资料，还剥取了一些壁画，拿走了几十身彩塑，同时带走了从南北两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加上在当地收购的文物，如各类绘画品、经卷文书等，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莫高窟，真可谓满载而归（图13）。
鄂登堡考察团回国后，将他们的资料分成两部分：写卷移交亚洲博物馆， 即今天的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民族学资料、考察记录和日记等存入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博物馆，后全部收藏在艾尔米塔什东方部。现藏于此博物馆的敦煌文献与艺术品等主要包括雕塑、壁画、絹画、纸本画、麻布画以及丝织品等。其中幡画66件、绢画137件、纸本画43件、壁画14幅、彩塑28幅、 织物58件，以及近两千张照片等，而藏于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佛经文书约有 2万件。
由于诸多原因，俄罗斯的这批文物，尤其是其中的绘画一直很少透露，不过近年有所改观。另外因为鄂登堡的工作日记一直密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所以他如何搞到这么多的藏经洞文物，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探险队带走的文物中，至少有十多幅从洞窟中剥割的壁画，其性质与华尔纳用胶布剥取壁画的手段同样恶劣，但知道华尔纳卑鄙行为的人很多，而对于俄罗斯探险队的卑鄙行为，却几乎无人知晓，很少有人对此披露并谴责。俄罗斯探险队盗走的这批壁画，都是艺术精品，其中有北魏第263窟的伎乐天、千佛、供养人（图14），也有隋代第433窟的《瞵子经变》等，且面积很大，如第263窟的伎乐天、千佛、供养人高197厘米，宽69.5厘米；第433窟的《賧子经变》高17厘米，宽144厘米（图15）。另外，他们盗走隋代第 253窟彩塑菩萨、宋代第111窟彩塑阿难和迦叶等，也都是艺术精品（图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