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内容
大谷光瑞是日本西本愿寺法主，也是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图8)。大谷探险队，即大谷光瑞派遣的三次中亚探险队。
1900年，大谷光瑞被派往欧洲考察宗教，见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定利用回国途中往中亚探险，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
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是在第三次探险时到达敦煌盗宝的。1910年橘瑞超从伦敦前往吐鲁番、楼兰、和田等地发掘（图9)。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大谷光瑞也长时间没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很是焦急，便决定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武汉、兰州，于 1911年10月3日到达敦煌，他首先拍摄了洞窟。在敦煌期间，吉川一方面派人并向新疆各地发电报寻找橘瑞超，一方面又在敦煌进行盗宝活动，先后得到了一些写经、文书并骗取了几尊彩塑（图10）。
此时橘瑞超也正由新疆的若羌装扮成维吾尔人向敦煌进发，在路上碰到一位从敦煌回来的维族人，知道了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找他的消息。于是赶往敦煌，于1912年1 月26日到达，与吉川会合。在敦煌，他们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买到一些敦煌写本。两人在敦煌活动了一些时间，吉川前往吐鲁番，橘瑞超前往瓜州。在瓜州，橘瑞超又收到国内的电报，要求他马上中止活动回国，于是他只好回头，赶上吉川一起经哈密到吐鲁番。吉川决定在吐鲁番继续发掘，橘瑞超则前往乌鲁木齐，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吉川直到1913年2月才离开吐鲁番，经焉耆到库车，调查了库木吐喇、 苏巴什等地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田，北上伊犁，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酒泉等地，于1914年5月经北京回国，从而结束了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中国西北考察活动。
大谷探险队的人员构成本身不是学者，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也过于广泛，他们所发掘的东西没有很好的记录，其科学发掘，很大程度是以盗宝为目的，因此资料意义与价值大大降低，对古迹文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三次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主要存放在神户郊外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部分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1912年11月曾在二乐庄举办收集品展览。1915年将所得精品影印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中。1914年大谷光瑞辞掉宗主职位，大谷收集品随之分散，一部分随二乐庄卖给久原房之助，久原将这批收集品寄赠给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藏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寄存在京都博物馆的部分，现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部分收集品在1915年至1916年运到旅顺，后寄存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曾编有简目，与探险队员的部分日记一起，发表在《新西域记》中。此外, 又有大量收集品运回日本京都。1948年大谷光瑞去世后，在西本愿寺发现从大连运回的两个装有收集品的木箱，后捐赠给龙谷大学图书馆，留在旅顺的部分仍保存在旅顺博物馆，其中敦煌写本600余件，于1954年调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
1900年，大谷光瑞被派往欧洲考察宗教，见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定利用回国途中往中亚探险，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
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是在第三次探险时到达敦煌盗宝的。1910年橘瑞超从伦敦前往吐鲁番、楼兰、和田等地发掘（图9)。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大谷光瑞也长时间没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很是焦急，便决定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武汉、兰州，于 1911年10月3日到达敦煌，他首先拍摄了洞窟。在敦煌期间，吉川一方面派人并向新疆各地发电报寻找橘瑞超，一方面又在敦煌进行盗宝活动，先后得到了一些写经、文书并骗取了几尊彩塑（图10）。
此时橘瑞超也正由新疆的若羌装扮成维吾尔人向敦煌进发，在路上碰到一位从敦煌回来的维族人，知道了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找他的消息。于是赶往敦煌，于1912年1 月26日到达，与吉川会合。在敦煌，他们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买到一些敦煌写本。两人在敦煌活动了一些时间，吉川前往吐鲁番，橘瑞超前往瓜州。在瓜州，橘瑞超又收到国内的电报，要求他马上中止活动回国，于是他只好回头，赶上吉川一起经哈密到吐鲁番。吉川决定在吐鲁番继续发掘，橘瑞超则前往乌鲁木齐，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吉川直到1913年2月才离开吐鲁番，经焉耆到库车，调查了库木吐喇、 苏巴什等地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田，北上伊犁，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酒泉等地，于1914年5月经北京回国，从而结束了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中国西北考察活动。
大谷探险队的人员构成本身不是学者，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也过于广泛，他们所发掘的东西没有很好的记录，其科学发掘，很大程度是以盗宝为目的，因此资料意义与价值大大降低，对古迹文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三次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主要存放在神户郊外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部分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1912年11月曾在二乐庄举办收集品展览。1915年将所得精品影印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中。1914年大谷光瑞辞掉宗主职位，大谷收集品随之分散，一部分随二乐庄卖给久原房之助，久原将这批收集品寄赠给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藏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寄存在京都博物馆的部分，现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部分收集品在1915年至1916年运到旅顺，后寄存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曾编有简目，与探险队员的部分日记一起，发表在《新西域记》中。此外, 又有大量收集品运回日本京都。1948年大谷光瑞去世后，在西本愿寺发现从大连运回的两个装有收集品的木箱，后捐赠给龙谷大学图书馆，留在旅顺的部分仍保存在旅顺博物馆，其中敦煌写本600余件，于1954年调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