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内容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一1943年），英国人，原籍匈牙利。 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图2）。 曾任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人家庭，终身未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考古探险事业上。
斯坦因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了四次中亚探险：
第一次探险（1900—1901年），主要对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进行考察，访问并确定了于阒古都约特干，发掘了丹丹乌里克、尼雅等古代遗址，获得大量文献文物。在此期间，他得到和阗直隶州知州潘震的鼎力相助。最为重要的是，他以后到敦煌也是经潘震特别介绍而来的。
第二次探险（1906—1908年），除重访和田和尼雅等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1907年3月12日至6月 13日，斯坦因在敦煌期间，在中国师爷蒋孝琬的帮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感情，诈骗到藏经洞出土的敦煌写本24箱以及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另外，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长城沿线还掘得大量汉简。
第三次探险（1913—1915年），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等遗址，并再次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了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
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间获得少量文物，但下落不明。
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由于他在探险中有着惊人的发现， 特别是获取到大量的珍贵文物资料，深受英国政府的赞赏，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号，并获得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关于斯坦因获取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性质，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应将其定性为诈骗，其理由在于斯坦因为了获取藏经洞文物对王道士使用了欺骗图2斯坦因（1862—1943）手段，正如他自己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和《沙埋契丹废墟记》中所述：“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转引自刘进宝《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9、150页）“我很快确信虽然道士对佛教的东西知道得不多和不感兴趣，但却以他自己的方式对唐代大和尚唐僧[王这样称呼]非常羡慕， 就像我以另一种方式赞赏玄奘一样。”（珍妮特·米斯基著、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新疆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一提到玄奘， 王道士便来了精神，高兴地带斯坦因他们去观看他雇人画在壁上的《西游记》唐僧取经图（图3）。而斯坦因假意地对王道士的业绩大加称赞，使得这位文化水平不高但熟知《西游记》唐僧取经故事的道士觉得斯坦因与他真是志趣相同，情投意合，所以原有的一点点顾忌便彻底烟消云散了。 王道士先取出一些样品给斯坦因、蒋孝琬看，恰巧经卷上正好写着译经人玄奘的名字。蒋孝琬趁机说这是唐僧显灵，亲自选定这一时刻，把这些神圣的佛经展示在斯坦因面前，是希望这位来自遥远印度的虔诚信徒和弟子能把它们带回印度老家去。斯坦因也特别对王道士说，玄奘是不会同意把这些佛经永远塞在这个黑洞洞中继续受冷落的。王道士对斯坦因的话深信不疑，于是斯坦因暗示，愿意捐一笔钱来赞助王道士恢复莫高窟昔日的繁荣。蒋孝琬这时建议斯坦因离开，由他来与王道士交涉如何平静地取得这批文献文物。最后，“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我们三人外不得有任何人得到丝毫如何交易的暗示, 而只要我继续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些发现物的来源不得透露给任何人”。 这以后，斯坦因“迅速搜集了所有各种可能装有手稿或特别有趣东西的捆包”“我有理由宣称在这次外交斗争中我取得了基本成功。除了我从各种各样的包捆中挑选的珍品外，他还同意给我50捆非常完好的汉经文卷轴和5捆吐蕃文的东西。为换得所有这些物品，约相当于500卢比的4块马蹄银（约200两纹银）递到了道士手中”。“所有‘千佛’洞里取出的物品只花去政府130英镑，仅梵文棕榈叶手稿和一些其他‘古董’就值这个数目”（珍妮特·米斯基著、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新疆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279页）。
从这些斯坦因的自述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关于玄奘的话纯属谎言，目的是为了从王道士手中得到藏经洞中的文物。为此，将斯坦因获取敦煌文物的行为定性为诈骗行为既符合客观史实，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斯坦因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了四次中亚探险：
第一次探险（1900—1901年），主要对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进行考察，访问并确定了于阒古都约特干，发掘了丹丹乌里克、尼雅等古代遗址，获得大量文献文物。在此期间，他得到和阗直隶州知州潘震的鼎力相助。最为重要的是，他以后到敦煌也是经潘震特别介绍而来的。
第二次探险（1906—1908年），除重访和田和尼雅等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1907年3月12日至6月 13日，斯坦因在敦煌期间，在中国师爷蒋孝琬的帮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感情，诈骗到藏经洞出土的敦煌写本24箱以及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另外，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长城沿线还掘得大量汉简。
第三次探险（1913—1915年），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等遗址，并再次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了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
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间获得少量文物，但下落不明。
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由于他在探险中有着惊人的发现， 特别是获取到大量的珍贵文物资料，深受英国政府的赞赏，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号，并获得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关于斯坦因获取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性质，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应将其定性为诈骗，其理由在于斯坦因为了获取藏经洞文物对王道士使用了欺骗图2斯坦因（1862—1943）手段，正如他自己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和《沙埋契丹废墟记》中所述：“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转引自刘进宝《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9、150页）“我很快确信虽然道士对佛教的东西知道得不多和不感兴趣，但却以他自己的方式对唐代大和尚唐僧[王这样称呼]非常羡慕， 就像我以另一种方式赞赏玄奘一样。”（珍妮特·米斯基著、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新疆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一提到玄奘， 王道士便来了精神，高兴地带斯坦因他们去观看他雇人画在壁上的《西游记》唐僧取经图（图3）。而斯坦因假意地对王道士的业绩大加称赞，使得这位文化水平不高但熟知《西游记》唐僧取经故事的道士觉得斯坦因与他真是志趣相同，情投意合，所以原有的一点点顾忌便彻底烟消云散了。 王道士先取出一些样品给斯坦因、蒋孝琬看，恰巧经卷上正好写着译经人玄奘的名字。蒋孝琬趁机说这是唐僧显灵，亲自选定这一时刻，把这些神圣的佛经展示在斯坦因面前，是希望这位来自遥远印度的虔诚信徒和弟子能把它们带回印度老家去。斯坦因也特别对王道士说，玄奘是不会同意把这些佛经永远塞在这个黑洞洞中继续受冷落的。王道士对斯坦因的话深信不疑，于是斯坦因暗示，愿意捐一笔钱来赞助王道士恢复莫高窟昔日的繁荣。蒋孝琬这时建议斯坦因离开，由他来与王道士交涉如何平静地取得这批文献文物。最后，“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我们三人外不得有任何人得到丝毫如何交易的暗示, 而只要我继续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些发现物的来源不得透露给任何人”。 这以后，斯坦因“迅速搜集了所有各种可能装有手稿或特别有趣东西的捆包”“我有理由宣称在这次外交斗争中我取得了基本成功。除了我从各种各样的包捆中挑选的珍品外，他还同意给我50捆非常完好的汉经文卷轴和5捆吐蕃文的东西。为换得所有这些物品，约相当于500卢比的4块马蹄银（约200两纹银）递到了道士手中”。“所有‘千佛’洞里取出的物品只花去政府130英镑，仅梵文棕榈叶手稿和一些其他‘古董’就值这个数目”（珍妮特·米斯基著、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新疆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279页）。
从这些斯坦因的自述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关于玄奘的话纯属谎言，目的是为了从王道士手中得到藏经洞中的文物。为此，将斯坦因获取敦煌文物的行为定性为诈骗行为既符合客观史实，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