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内容
敦煌市博物馆保存有1982年从南湖乡境内的寿昌城遗址出土的围棋子60多枚，其中黑子40多枚，白子20多枚。这些棋子呈圆饼状，中间两面突起；直径约1. 2厘米，中厚约0.75厘米，重12克左右，为玉石或花岗石质地，磨制精细，外形美观，光泽宜人（图35)。另外，在寿昌城遗址还出土有大量半成品和毛坯品。
据史书记载，在古代，围棋子是敦煌地方政府向朝廷进贡的特产。据《新唐书》卷四十记载：“沙州敦煌郡……土贡：棋子《通典》卷六亦载： “敦煌郡：贡棋子二十具。”敦煌市博物馆藏《天宝年间地志残卷》亦载： “敦煌沙州：贡棋子。”《古今图书集成》汇考二之十二记载：“唐，沙州土贡棋子、黄矾、石膏。”
古代的寿昌城南有龙勒山，盛产白玉和水晶石；北有博格多山，属天山余脉，多产红、黑玉石和冰洲石。敦煌向朝廷进贡的围棋子可能就是从这两座山上采取白黑两种玉石制作的。根据规定，敦煌郡每年向朝廷贡送棋子二十具。每具按当时流行的19X19道围棋格局布子，需白黑两种棋子计361枚，二十具就是7220枚，这在当时无机械化生产的情况下，用手工磨制，可见制作难度之大。加上敦煌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的需求，数量应该很大。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推测，唐代寿昌城中很可能有一个具有传统精湛工艺水平的围棋子制作基地。
古代敦煌地区流行围棋活动，在敦煌壁画中有不少反映当时围棋活动情景的画面。中唐第7窟《维摩诘经变》中有一幅对弈图，画面中绘一矮桌上布棋盘，矮桌两侧各坐一人正作对弈状，矮桌后侧中央有一观棋者（图36）。又如莫高窟宋代第454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绘一矮桌上布棋盘，矮桌两侧各坐一人，均以右手正欲布子，显示双方正在激烈鏖战；画面右侧绘维摩居士旁观（图37）。第454窟中心佛坛上的清代绘的屏风画内，也有一幅对弈图，画面中绘一长桌，桌上放一棋盘，长桌两侧各有一老者作对弈状，另有一人伏在桌旁观看，颇为生动（图38）。不过这些画面中的棋盘并非完全写实，有的棋盘中纵刻有11条线，横刻有17条线；有的棋盘上横有9〜11条线，纵有14条线：有的棋盘上纵横均只有9条线。
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也有不少反映当时围棋活动的记载。S. 5725《失名类书》云：“玉女降，帝与之围棋甚娱。”P.2718《王梵志诗一卷》云：“双陆智人戏，围棋出专能。解时终不恶，久后与仙通。”
关于围棋，敦煌文献中最重要的是S.5574号《棋经一卷》（图 39），该写卷作者不详，“棋经一卷”是其尾题，卷首约残三、五行，实存159行，2400余字。正文第一篇篇名已佚，其余为《诱证[篇]第二》《势用篇第三》《象名[篇]第四》《释图势篇第五》《棋制篇第六》和《部帙篇第七》。附录有三篇：《棋病法》《棋法》（原佚篇名）和梁武帝萧衍的《棋评要略》。根据文中忌讳，有学者认为此书原成于北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围棋理论著作，不过其抄写年代尚未确定。
唐宋时期敦煌地区还流行双陆、樗蒲、藏钩等博弈类娱乐活动。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有不少当时双陆博戏活动的描写，P. 2999《太子成道经》记载 “是时净饭大王，为宫中无太子，优（忧）闷寻常不乐，或于一日，作一梦，[梦见]双陆频输者，明日，[即]问大臣是何意旨。大臣答曰：‘陛下梦见双陆频输者，为宫中无太子，所以频输。’”
也有不少关于樗蒲的记载，P.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云：“贪欢逐乐无时歇，打论樗蒲更不休。”又云：“伴恶人，为恶迹，饮酒樗蒲难劝激；常遣慈亲血泪垂，每令骨肉怀愁戚。”P. 3266《王梵志诗残卷》诗云： “男年十七八，莫遣倚街衢，若不行奸盗，相构即樗蒲。”“饮酒妨生计，樗蒲必破家。但看此等色，不久作穷查。”
关于藏钩活动的记载，S.4474《释门杂文》云：“藏钩： 公等设名两扇，列位分朋，看上下以探筹，睹（赌）争胜负。或长行而远眺，望绝迹以无纵（踪）；远近劳藏，或度貌而难恻（测）。钩母怕情而战战，把钩者胆碎以兢兢，恐意度心，直擒断行。或因言而□（失）马，或因笑以输筹，或含笑而命钩，或缅鲜（腼腆) 而落节。连翩九胜，踯躅十强，叫动天崩，声遥海沸，定强弱于两朋，建清斋于一会。”京河字12号《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云：“几度亲情命看花， 数遍藏钩夜欢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莫高窟北区B146出土了几枚唐代的骨制骰子实物（图40）,由此可见当时敦煌地区确实盛行双陆、樗蒲、藏钩等博弈类娱乐活动。
据史书记载，在古代，围棋子是敦煌地方政府向朝廷进贡的特产。据《新唐书》卷四十记载：“沙州敦煌郡……土贡：棋子《通典》卷六亦载： “敦煌郡：贡棋子二十具。”敦煌市博物馆藏《天宝年间地志残卷》亦载： “敦煌沙州：贡棋子。”《古今图书集成》汇考二之十二记载：“唐，沙州土贡棋子、黄矾、石膏。”
古代的寿昌城南有龙勒山，盛产白玉和水晶石；北有博格多山，属天山余脉，多产红、黑玉石和冰洲石。敦煌向朝廷进贡的围棋子可能就是从这两座山上采取白黑两种玉石制作的。根据规定，敦煌郡每年向朝廷贡送棋子二十具。每具按当时流行的19X19道围棋格局布子，需白黑两种棋子计361枚，二十具就是7220枚，这在当时无机械化生产的情况下，用手工磨制，可见制作难度之大。加上敦煌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的需求，数量应该很大。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推测，唐代寿昌城中很可能有一个具有传统精湛工艺水平的围棋子制作基地。
古代敦煌地区流行围棋活动，在敦煌壁画中有不少反映当时围棋活动情景的画面。中唐第7窟《维摩诘经变》中有一幅对弈图，画面中绘一矮桌上布棋盘，矮桌两侧各坐一人正作对弈状，矮桌后侧中央有一观棋者（图36）。又如莫高窟宋代第454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绘一矮桌上布棋盘，矮桌两侧各坐一人，均以右手正欲布子，显示双方正在激烈鏖战；画面右侧绘维摩居士旁观（图37）。第454窟中心佛坛上的清代绘的屏风画内，也有一幅对弈图，画面中绘一长桌，桌上放一棋盘，长桌两侧各有一老者作对弈状，另有一人伏在桌旁观看，颇为生动（图38）。不过这些画面中的棋盘并非完全写实，有的棋盘中纵刻有11条线，横刻有17条线；有的棋盘上横有9〜11条线，纵有14条线：有的棋盘上纵横均只有9条线。
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也有不少反映当时围棋活动的记载。S. 5725《失名类书》云：“玉女降，帝与之围棋甚娱。”P.2718《王梵志诗一卷》云：“双陆智人戏，围棋出专能。解时终不恶，久后与仙通。”
关于围棋，敦煌文献中最重要的是S.5574号《棋经一卷》（图 39），该写卷作者不详，“棋经一卷”是其尾题，卷首约残三、五行，实存159行，2400余字。正文第一篇篇名已佚，其余为《诱证[篇]第二》《势用篇第三》《象名[篇]第四》《释图势篇第五》《棋制篇第六》和《部帙篇第七》。附录有三篇：《棋病法》《棋法》（原佚篇名）和梁武帝萧衍的《棋评要略》。根据文中忌讳，有学者认为此书原成于北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围棋理论著作，不过其抄写年代尚未确定。
唐宋时期敦煌地区还流行双陆、樗蒲、藏钩等博弈类娱乐活动。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有不少当时双陆博戏活动的描写，P. 2999《太子成道经》记载 “是时净饭大王，为宫中无太子，优（忧）闷寻常不乐，或于一日，作一梦，[梦见]双陆频输者，明日，[即]问大臣是何意旨。大臣答曰：‘陛下梦见双陆频输者，为宫中无太子，所以频输。’”
也有不少关于樗蒲的记载，P.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云：“贪欢逐乐无时歇，打论樗蒲更不休。”又云：“伴恶人，为恶迹，饮酒樗蒲难劝激；常遣慈亲血泪垂，每令骨肉怀愁戚。”P. 3266《王梵志诗残卷》诗云： “男年十七八，莫遣倚街衢，若不行奸盗，相构即樗蒲。”“饮酒妨生计，樗蒲必破家。但看此等色，不久作穷查。”
关于藏钩活动的记载，S.4474《释门杂文》云：“藏钩： 公等设名两扇，列位分朋，看上下以探筹，睹（赌）争胜负。或长行而远眺，望绝迹以无纵（踪）；远近劳藏，或度貌而难恻（测）。钩母怕情而战战，把钩者胆碎以兢兢，恐意度心，直擒断行。或因言而□（失）马，或因笑以输筹，或含笑而命钩，或缅鲜（腼腆) 而落节。连翩九胜，踯躅十强，叫动天崩，声遥海沸，定强弱于两朋，建清斋于一会。”京河字12号《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云：“几度亲情命看花， 数遍藏钩夜欢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莫高窟北区B146出土了几枚唐代的骨制骰子实物（图40）,由此可见当时敦煌地区确实盛行双陆、樗蒲、藏钩等博弈类娱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