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指导农业生产的历书
内容
历书，古时称“通书”或“时宪书”，是按一定历法排列年、月、日、节气并提供有关数据的书，它反映了自然界的时间更替和气象变化的客观规律，对农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有重要指导意义。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法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所以历代天子，都十分重视修订历法一事。历书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王朝时代，由于历书是由皇帝颁布的，所以又称“皇书”。
我国远在古代就设有专掌观察天象、推算历法的官职。秦汉有太史令, 唐代设太史局，宋元有司天监，明清改名为钦天监。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历书，但因时间久远，古代历书如何演进发展，因实物太少而难觅其发展轨迹。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历日，则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敦煌遗书中共有古历40余件。其中，最早的是北魏历日， 最迟的是北宋历日，大多数是唐末、五代、宋初历。在我国，除出土的少许汉简记载内容简单的历谱外，敦煌古历日是现存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批古历书。
这些历日文书有中原类和本地编写类两种。其中来自于外地者只有五件：《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 十二年(451年）历日》《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年） 历日》《唐大和八年甲寅岁 (834年）具注历日》（图29)、《唐中和二年（882年）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应天具注历曰》。
藏经洞保存的40余件历日，除少数来自中原王朝和外地外，有35件是敦煌当地自编的，其中最早者为《唐元和三年（808年）戊子岁具注历日》。自古以来，历书都是由封建王朝组织编写，并向全国管辖区颁发的，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以前，敦煌地区使用的就一直是唐朝的历书。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吐蕃军队攻占了敦煌，敦煌同唐王朝的联系被割断，象征王权的中央历书也无法颁行到这里了。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 这不符合汉人行之已久的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的习惯，也无法满足敦煌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敦煌地区开始出现当地自编的历书。60余年后，尽管张议潮举义成功，使敦煌重新回到了唐王朝的怀抱，但敦煌地区自编历书已成习惯，民间仍继续使用自编历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之久。因此，敦煌出现了好几位大历学家，最重要的就是翟奉达和翟文进父子俩，也可能是叔侄。已知翟奉达撰订的有《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日》《天成三年戊子岁具历》《天福十年具注历》等。
相对于朝廷颁行的历书，地方历书常常被称作小历。敦煌历日的朔日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历不尽一致，常有一到二日的差别，闰月也很少一致，比中原历或早或晚一两个月。但纪日干支同中原历却十分一致，表明中国古来干支纪日的连续性并未因地方自编历日而中断，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特定的历史背景。
在敦煌历日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来自西方基督教的星期制度。星期制度最早引入我国历法，就是从敦煌历日开始的。一星期的各日在敦煌历日中都有特定的术语：星期日是“密”，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依次是“奠”“云汉”“嘀”“温没斯”“那颉”“鸡授”。一般说来，敦煌历日都在正月初一注上星期几，以后的都省略了，或只在星期日注一“密”字，以下由人们推算。
在敦煌40多件历日中，《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十二年（451 年）历日》，内容十分简单，但这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年代最早的一件，也是现知唯一的北魏历书实物。《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年）历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本历书，也是现存敦煌历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图30)。
敦煌历日的发现，为研究古代历书的演进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在中国历法史上意义深远。
我国远在古代就设有专掌观察天象、推算历法的官职。秦汉有太史令, 唐代设太史局，宋元有司天监，明清改名为钦天监。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历书，但因时间久远，古代历书如何演进发展，因实物太少而难觅其发展轨迹。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历日，则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敦煌遗书中共有古历40余件。其中，最早的是北魏历日， 最迟的是北宋历日，大多数是唐末、五代、宋初历。在我国，除出土的少许汉简记载内容简单的历谱外，敦煌古历日是现存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批古历书。
这些历日文书有中原类和本地编写类两种。其中来自于外地者只有五件：《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 十二年(451年）历日》《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年） 历日》《唐大和八年甲寅岁 (834年）具注历日》（图29)、《唐中和二年（882年）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应天具注历曰》。
藏经洞保存的40余件历日，除少数来自中原王朝和外地外，有35件是敦煌当地自编的，其中最早者为《唐元和三年（808年）戊子岁具注历日》。自古以来，历书都是由封建王朝组织编写，并向全国管辖区颁发的，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以前，敦煌地区使用的就一直是唐朝的历书。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吐蕃军队攻占了敦煌，敦煌同唐王朝的联系被割断，象征王权的中央历书也无法颁行到这里了。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 这不符合汉人行之已久的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的习惯，也无法满足敦煌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敦煌地区开始出现当地自编的历书。60余年后，尽管张议潮举义成功，使敦煌重新回到了唐王朝的怀抱，但敦煌地区自编历书已成习惯，民间仍继续使用自编历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之久。因此，敦煌出现了好几位大历学家，最重要的就是翟奉达和翟文进父子俩，也可能是叔侄。已知翟奉达撰订的有《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日》《天成三年戊子岁具历》《天福十年具注历》等。
相对于朝廷颁行的历书，地方历书常常被称作小历。敦煌历日的朔日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历不尽一致，常有一到二日的差别，闰月也很少一致，比中原历或早或晚一两个月。但纪日干支同中原历却十分一致，表明中国古来干支纪日的连续性并未因地方自编历日而中断，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特定的历史背景。
在敦煌历日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来自西方基督教的星期制度。星期制度最早引入我国历法，就是从敦煌历日开始的。一星期的各日在敦煌历日中都有特定的术语：星期日是“密”，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依次是“奠”“云汉”“嘀”“温没斯”“那颉”“鸡授”。一般说来，敦煌历日都在正月初一注上星期几，以后的都省略了，或只在星期日注一“密”字，以下由人们推算。
在敦煌40多件历日中，《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十二年（451 年）历日》，内容十分简单，但这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年代最早的一件，也是现知唯一的北魏历书实物。《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年）历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本历书，也是现存敦煌历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图30)。
敦煌历日的发现，为研究古代历书的演进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在中国历法史上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