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丝路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作为传统的西域各少数民族口头创作的散文型的叙事作品，其情节结构形态总的说来体现出传统叙事文学的一般特征。即基本符合亚里士多德规定的“开始”、“中间”和“结束”三个组成部分，内容大都较为单纯明晰，脉络清楚，易讲易记，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文学的艺术特色。但同时它又是丰富多样的，呈现出丝路少数民族民间传说和故事独特的表现形式。
  在丝路民间传说中，情节和结构一般不如丝路民间故事那样丰富多样，富于变化。一般来说大体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开头和结尾，通常有一个定型化了的情节，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也是定型化、模式化的。如少女一定是美丽聪明，英雄一定是英俊勇敢，敌人一定是内外丑陋等等。在传说叙述过程中，除了有叙事文学一般特点外，还常夹杂有咒语、誓言等，使作品散发出神秘迷离的气息。另外，丝路民间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间说唱文学的特点，散中有韵，韵散结合。如在哈萨克族中一些民间传说，有的则是韵文形式（《阔尔库特之歌》），自由、灵活、简便，利于传唱、记忆。
  丝路民间故事较之传说，更为丰富多样，在情节和结构等方面呈现出在基本模式下的较为复杂、特殊的状态。
  故事的开端。丝路民间故事的开端部分，常交代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故事背景材料。在时间上，一般来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是有明显差异的。实际生活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主体的，许多有关联的事件往往发生在同一时间，可是人们用话语讲述故事时，只能按一条直线排列，把一件一件事叙述出来，是一种线型时间。这样就为故事采取特殊时间的表述方式和故意歪曲、颠倒时间的手段（如顺叙、倒叙、插叙等）以达到自己的美学目的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在大多数丝路民间故事作品中，讲述人基本采用了一种泛指和直说的形式交代时间。如，“从前”、“有一天”、“很久很久以前”、“古时候”等。我们以《新疆民间文学》第二集中搜集的民间故事为例。《公正的国王》（维吾尔族）开篇为“古代，有个国王”；《老人可贵》（维吾尔族）开篇为“很久很久以前，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上有个国家”；《愚蠢的猎人》（维吾尔族）开头是“以前，有个猎人”；《公正的总督》（哈萨克族）开头是“好多年以前，有一个穷孩子”；《陶斯艾来莫》（维吾尔族）开头是“相传，古时候一个灌木丛里”等。这种在故事开篇处出现泛指时间符号的作法，是由丝路民间故事的创作者、讲述者以及聆听者特殊的心理要求所决定的。一方面，这种泛指时间符号使得故事的叙述时间与故事中事件的发生时间产生了彻底的分离，具有提示符号的作用，它提醒人们今时与昔时，今时与来时的对立，以满足听者特殊的心理期待。例如，在讲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故事时，讲述者用一个“从前”，有意地将故事中的世界和讲述、聆听者所处的现实世界拉开了距离。讲述者可以借此从容地毫无顾忌地将现实社会难以实现的理想、幻想注入故事，使故事主人公获得在现实世界中难以获得的圆满结局。如取得斗争的胜利，赢得美丽的妻子，获得具有超自然力的魔法、宝物等。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和由此俱来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出丝路民间故事的创作和流传，产生在丝路少数民族仍处于“需要幻想的处境之中”。①另一方面，这种泛指时间的形式还取决于丝路民间故事特有的叙述角度。这就是讲述者常采用全知全能的角度，夹以庄重神圣的口吻进行讲述。他们站在现在角度对过去，包括幻想中的事件进行回溯性的叙述，使听众感到故事的真实可信，使其接受隐含在故事中的道德、价值判断、训诫以及审美观念。这样有助于保持讲述人全知地位的权威性，增加了听众对讲述人的信赖和尊敬，有利于故事的流传。实际上，在丝路各少数民族中，那些民间故事的讲述人大多都具有极高的声誉，与巫师等宗教人员一样被视为精神领袖。丝路民间故事的开端部分，除了时间交代有泛指和直说特点外，对地点的交代也具有类似特点，简短明了，有助于故事情节的展开，起到渲染、铺垫故事情节的作用。如前面我们提到《新疆民间文学》第二期中的那些故事，开篇在交代时间后紧接着点出了故事的地点。《老人可贵》（维吾尔族）开头，“很久很久以前，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上有个国家”；《吝啬的牛》（维吾尔族）开头，“从前，在一个美丽辽阔的草原上”；《斯坎德尔国王和他的继承人》（塔吉克族）开头，“相传很久以前，帕米尔高原上建立了一个王国”等。另外，在丝路民间故事开端部分还常常要交代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其人物姓名有的是泛指，如“有一个人”等；有的采用本民族通用的名字，如“伊斯麻”（回族）等；有的以性别命名，如“一位老大爷”等；有的以社会地位、职业来命名，如“国王”、“巴依”、“骑士”、“牧马人”等；也有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如“季帕尔汗”等。人物姓名所具有的这种模糊性，是为了主人公名字好听好记，便于流传，使故事的涵盖面更广，情节更能诱发听众的想象力。
  故事的发展。如果说，故事的开端部分是为了尽快引起听众对故事的兴趣，进入故事的规定情境的话，那么，故事的展开部分，则是要力求维持听众的兴趣，设置悬念，逐步铺垫和解决矛盾冲突，以解答悬念进入故事的结局。丝路民间故事的情节结构是多样化的。在发展部分，主要有多线索的故事连环，情节反复对比，情节发展中偶然因素出现等结构形式。多线索的故事连环法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故事套故事，用一个链条把许多故事串连起来，在大故事框架中又套许多小故事。这种类似《一千零一夜》式的结构法，在维吾尔族《鹦鹉的故事》、《王子与金鱼的故事》、《公正的公主》等作品中都有成功的运用。如《王子与金鱼的故事》，当金鱼少年与王子结交时，金鱼少年讲了个“蛙王与蝎子交友”的故事，引以为戒，表示二人结交要诚心，不能像蝎子那样企图暗害朋友。另一类是在情节较复杂的故事中，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主副线并进，环环紧扣，引人入胜。如塔吉克族《忠诚的小马》。作品开始写续娶的王后为篡夺王位欲加害于已故王后所生的王子，但要杀王子必须先杀害王子的小马，引出王子与小马的出逃，这是故事的第一线索；王子出逃后的遭遇，引出了鸟王、鸟国对王子的热情招待和众鸟帮助王子战胜艰难险阻的经历，这是故事的第二线索；王子住在鸟国，发现鸽子变成美女游泳，引来王子抓住鸽衣向美女求婚、结婚的奇遇，这是故事的第三条线索。三条线索交错递进，反复勾连，使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整体。情节反复对比法。这种结构法是指在故事中讲述人有意将同一情节（大多为细节）反复出现，使不同的故事人物在重复着的同一事件中产生性格上的对比效果。如锡伯族的《燕子》，穷人老妈妈为受伤的燕子包扎折断的腿，种下燕子衔来的南瓜子，结出南瓜等情节，后来富人麻太太也效法模仿着做了一遍。老妈妈和麻太太两人，虽然做着同样的事，但为什么做，怎样做却大不一样，截然相反。故事就在这“大不一样”中，塑造了两个性格对立的人物：一个是勤劳善良、得到好报的老妈妈，一个是懒惰狠毒、受到惩罚的麻太太。这种在反复中对比的情节设置，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深化了主题思想，增强了故事魅力。偶然因素出现使情节发展逆转法。这类故事结构是指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讲述人出人意料地插入偶然性细节，导致故事“起死回生”，产生出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效果。如维吾尔族的《一个女人的爱情》。故事述说一个女人与心爱的丈夫结婚，却成为她坎坷人生的起点。不久，她被国王抢进宫内，后被刽子手带走，又遇上一伙猎人纠缠。后来她被幸福鸟选中，女扮男装做了一国之主，夫妻团圆，惩治了坏人。这里二次偶然性情节因素（一次陷入宫中被刽子手带出，二次被幸福鸟选中当国王）巧妙插入故事中，形成了情节的波澜起伏和曲折回环，尽情地抒发了主人公忠贞的爱情和几经挫折后与亲人团聚的欢乐。
  故事的结局。丝路民间故事的结局常常以矛盾的最后解决以达到情节高潮为标志，俗称为“大团圆”式的结局。这种结局模式的形成，固然与故事内容要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类“大团圆”式的故事结局中反映出丝路各民族劳动群众自己的审美要求和道德评价，表达出他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如前面列举的维吾尔族故事《一个女人的爱情》，女主人公历经坎坷，几次在危难中出现了逆转，最终做了一国之主，惩治了坏人，夫妻团圆。丝路民间故事还有一些以揭示、暴露矛盾对立为结尾的作品。这类故事常常利用情节的转折突变，将结局推到听众面前，使之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维吾尔族《四个抽麻烟的懒汉》、回族的《抱枕头》等皆属此类。
  丝路民间故事情节结构特点除了以上开端、发展、结局外，套语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特点。以哈萨克族民间故事为例。在哈萨克民间故事中广泛运用着套语，有的用于故事开端。如“说是很古很古啦，说那山羊的毛是短的，说那野鸡的羽毛是红的，说它尾巴的羽毛是长的”等。有的用于故事的结尾，如常见的“于是，他们如愿以偿”。有的用于情节的转折、交代以及形象、场景、过程的描述。如，说到仙女的美貌，通常是“嘴如皓月，眼如明日”；说到盛大的婚礼，通常是“举行三十天的游艺，四十天的喜宴”；说到喜宴的盛大豪华，通常是“宰杀驼群里的公驼、马群里的种公马和不产育的肥母马、羊群里的种公羊和两三岁的绵羊，要让马奶酒成河，要让肉成山”；说到主人公有目的的远行，通常是“手拄铁杖，脚蹬铁靴”，而说到主人公即将到达目的地，就是“当着铁靴磨成了铜钱一般，铁杖磨成了缝衣针一般的时候”。这些套语运用，不仅使哈萨克故事在结构上富有独特性，而且套语本身语音和谐，词语对称，有明显的节奏和诗韵美，大大增强了故事语言的音乐美感。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