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今中央广场正北，元代为兰州知州衙，洪武二年（1369年）兰州降为兰县，遂为知县衙。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移藩兰县，将兰县移往内城西南（原大众市场），而将兰县县衙扩建为王府。明末李自成部将贺锦攻入肃王府，一把火烧为灰烬。康熙五年（1666年），析陕西省西部建置甘肃省，以兰州为省会，因无现成衙署，甘肃巡抚刘斗遂率先捐俸，巡抚以下各官员量力捐俸，在肃王府废墟上建成巡抚衙署，除购买木材等建材和雇用工匠外，还从废墟中拣出砖石，用于工程。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废甘肃巡抚，陕甘总督移驻。入民国先后为甘肃督军、甘肃巡按使、甘肃省长兼督军、甘肃督办、甘肃省政府等驻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甘肃省人民政府驻地。 清代巡抚掌管一省军政、行政，总督掌管一省或数省的军政、行政，因此其衙署前均设辕门。辕门是古代帝王巡幸、田猎时，在临时驻地用车辆搭成的门。具体做法是在其出入之处，仰起两辆车子，将辕条相向交接，形成一道门，门的两侧用车辆围起来，作为屏藩，便于防守，以策安全。后来指军营营门，以及总督、巡抚等官署大门用木栅栏围成一圈的广场。 陕甘总督管辖的地域甚为广袤，管辖今陕西、甘肃、宁夏全境，及新疆乌鲁木齐天山以北地区与青海省河湟地区。陕甘总督署大门外，也设置一圈由“乂”形木架组成的木栅栏，开三处辕门。正对大门的辕门为三楹牌坊，高大气派，正中题额“宪纲文武”，宣示总督有“总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的职掌。此门通常关闭，只供总督出入，称之为大帅出辕或进辕。东西两侧各开一小门，供官员将弁书吏日常出入。木栅栏圈东西两侧各有一座辕门，亦为三楹牌坊，但较为卑矮。东辕门，俗称东栅子，位于中央广场东缘、张掖路口，题额“节制三秦”；西辕门，俗称西栅子，在广场西缘、张掖路口，题额“怀柔西域”；题额点明了陕甘总督管辖的地域，并提醒要对西北少数民族实行怀柔政策。栅辕内东西两侧各建一座乐楼，俗称吹响楼，为大帅出辕时奏乐之所。栅辕内外各树两根高大旗杆，上端有方斗，大如一间小房子，老鹰筑巢其中，顶端有锡顶，大似方桌，旗杆下部直径三尺，顶部直径八寸，高十来丈：栅辕内的在今省人民政府大门两侧；栅辕外的在今酒泉路北段东西两侧，东侧的在原邮局报纸杂志部，西侧在原市图书馆门口，用青砖砌成高大砖墩，用以加固。 古代马厩豢养猴子，认为可使马匹避瘟疫，故以谐音称之为“弼马温”。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载： “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宋人朱翌《猗觉寮杂记》亦载：“养马家多畜猴，为无马疫。”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则进一步指出： “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都说明古人有在马厩畜猴以避马瘟疫的习俗。现代医学经试验证明：母猴尿液散发出的气味，有预防、抑制马匹瘟疫的作用。当然，猴子天性活泼好动，养在马厩里上蹿下跳，引得马匹随猴起舞，亦能起到锻炼马匹体能的作用。因此，清代兰州军营像全国各地军营一样，马厩均豢养猴子，以预防瘟疫。但是，百密总有一疏，话说晚清，在兰州城隍庙北部的后营马厩，一只猴子逃逸，饥渴时流窜民宅，偷吃偷喝，毁坏东西，惊吓妇孺，绿营兵勇合力捕捉，它像飞檐走壁的侠客，在屋顶墙头，奔跑跳跃，攀缘辕门旗杆，躲藏在木斗里，爪子搭起凉篷，做着鬼脸，嘲笑束手无策的兵勇，过后，依然骚扰市民。最后，兵勇求助一位架鹰猎兔的驯鹰手，他将驯鹰放空，盘旋数圈，奋爪猛扑猴子，猴子四肢扑打，驯鹰无法下嘴。驯鹰手将驯鹰架到黄河边，让驯鹰先在水边扑腾扑腾，再往沙滩上扑腾，蘸上沙粒，最后放鹰搏猴，猴子龇牙咧嘴胡乱扑打，驯鹰鼓翼俯冲，沙粒落入猴眼，乘猴子揉眼之际，利爪攫起猴子，将其半空抛下，可怜顽猴肝脑涂地，一命归西。 最高旗杆上悬挂绣有督署、省署最高长官全衔的旗帜：清代绣有陕甘总督全衔，入民国绣有甘肃都督赵维熙、甘肃督军兼行政长张广建、陆洪涛全衔。这种旗老百姓称之为“帅旗”，因为他们都统帅军队。帅旗飘扬，尽显封疆大吏威仪。张广建虽为民国的省级高官，但清代官僚气息很浓，坐绿呢大轿，扈从簇拥，与清代的督抚无异。然而风起风停之际，帅旗往往会夹在木斗与旗杆之间，很不好看，那些武艺高强的兵勇，只能看着，毫无办法。清代是如何扯旗，恢复飘扬的，史无记载。晚清民初，一遇夹旗，兵勇往往请求放午炮的炮手杨聋子，此人身手矫健，手脚并用，甘肃督军张广建三下五除二就能攀缘到14丈高的旗杆上端，把帅旗从夹缝中扯出，哗啦啦飘扬，他出溜一下滑下旗杆，脸不红心不跳，这是吸引市民观看的绝招。 督署大门正南中心部位，即今中央广场花坛中部，凿有一个月牙形深池，青砖砌就内壁，名叫月牙池，池正中建一座石拱桥，称月牙桥，桥正对辕门。月牙池是“要要吃” （乞丐）头头的栖息之地，也就是丐帮头头的居所。他们多为官商富贵人家的子弟，因家道中落，房地产卖尽，身无谋生之技，又不屑于沿街乞讨，就以月牙池为栖息之地，总督出辕，都要奏乐，鸣炮开道，令百姓人等肃静、回避。这时，要要吃套上黄夹夹，举起“肃静”“回避”的虎头牌，在八抬大轿前充当临时仪仗，高呼“嗷……”，为之开道，事竣，得点赏钱，用以糊口。另外就是凑在“红白事”上，混吃混喝。他们常在麻衣铺（租赁孝衫和喜轿的铺子）打听消息，丧事上烧几张往生钱，磕几个响头，则可混顿酒席吃，有的大户还会赏几个“盘” （顶端镶一枚红枣的白面馒头，为祭品）、一碗“碗儿菜”（糟肉、扣肉之类的蒸菜）。喜事上送一副红纸喜联，说些大吉大利的吉祥语，也能吃酒席，恭维到位，则能得点赏钱，临走将喜联收回，上面未曾写字，以备下次再用。毕竟是脏兮兮的“要要吃”，大户人家特为他们设席于门道内，决不令他们与贵宾共席。 过月牙桥向南有一条甬道，路基略高于广场，通过辕门，向南延伸到今道升巷金石巷与黄家园玉石巷一线，就被一座东西的照壁所阻挡。照壁北面绘有一匹形似麒麟、狮子的怪兽，名叫“贪”。它张开血盆大嘴，意欲吞食一轮圆月，称为《戒贪图》，隐喻“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不足吃月亮”，用以警诫官员戒贪廉政。 辕门与照壁之间，即今酒泉路北端至金石巷段，东西两侧建有几十间平房，称为朝房，出售成衣和文武官员的官服、顶戴花翎、宝石、翡翠、朝珠、扳指、鼻烟壶等。入民国朝房成为估衣铺，主要经营旧衣物和寿衣、寿鞋。紧挨甬道两侧，是热闹的地摊，无外乎铜器铁货、旧衣杂货、古董什物。甬道上摆满小吃摊，有牛肉面、肥肠面、水晶包子、糖油糕、油茶。因此，辕门成为兰州城里最有人气的大众市场，所以有“乡里人进城，离不了辕门，隍庙会馆，月牙桥上一缓（休息）”的谚语。 辕门白天是杂货摊、小吃摊，傍晚小贩收摊回家，昏市又开始了，虽然只有两个钟头左右，但充满了活力，卖汤面条、烂者香（羊杂碎）等便宜小吃，是单身穷人填饱肚子的地方。还有说书的、打拳卖艺的、打着梆子唱秦腔的，是民众劳作一天晚饭后，享受文化生活的地方。民众听了说书的评说《三国》《水浒》《七侠五义》等，对历史文化有了粗浅的了解，无形中受到了忠君爱国、仗侠行义等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 1927年，甘肃督办刘郁芬彻底改造辕门，拆除栅辕、乐楼、照壁，填平月牙池，建一座八面讲演亭，并设立一座大时钟，供市民把握时间。还在甬道两边盖起两排木房子，租给摊贩使用。不久，传闻国民军首脑的老婆咽喉害病，阴阳说盖木房子坏了风水所致。一夜之间，拆除木房子，次年又拆除四个大旗杆，将辕门市场迁入普照寺。因为冯玉甘肃督办刘郁芬祥笃信基督教，1927年在河南废寺逐僧，将大相国寺改成市场。刘郁芬紧跟长官不迟疑，遂将普照寺改为中山市场。 刘郁芬虽然将封建的清代辕门拆除了，把杂乱的地摊市场迁走了，但有一样封建的物事未曾废除，这就是清代的放炮报时制度。至迟到清代兰州就有在辕门放炮报时的制度，俗称“放午炮”。炮是一尊铸铁筒，高约40厘米，直径约10厘米，内装火药，上填黄土，炮手点燃粗香，插入炮眼点燃火药，快速转移，数分钟后，发出巨响，震天撼地，屋瓦撼动，声传周围十多里。清代一天放五次炮：傍晚七点放一炮，称“头炮”；夜十一点放两炮，称“二炮”；子夜零点放一炮，称“子炮”；凌晨五点放一炮，称“醒炮”；正午十二点放一炮，称“午炮”。清代，炮手点香计时，晚清已用怀表。民国时，炮手是个头发花白，高个子，背微驼的老人，人称张聋子，盖常年放炮，震聋耳朵之故。张聋子住在旗杆墩子旁的炮房里，在原市图书馆址。到民国，一天放三炮：黎明五六点放“醒炮”，有唤醒功能，亦即起床炮；中午十二点放“午炮”，是下班进午餐的号炮；入夜八九点放“二炮”，是夜禁的号炮，当时满城四关设城门，各街巷口设木栅门，二炮一放，城门、木栅栏门一律关锁，人们就要吹灯睡觉。每年元宵节及其前后共三夜，取消夜禁，各门敞开，普天同庆闹元宵，所谓金吾不禁。新中国成立以后，只放午炮，1955年移至白塔山放午炮，1957年废除。 抗战时，日寇轰炸兰州，辕门周边建筑物多被炸毁，当局遂将原栅栏圈地皮拍卖，令拍到地皮的商家按统一标准建二层楼，青砖立面，砖券窗户，一圈二层楼圈为一个椭圆形广场。1941年，当局将辕门中心的八面讲演亭迁至中山林山坡上，并将大时钟拆除，由此兰州市第一处广场出现了，以地据兰州内城中心部位而得名中央广场。 中央广场西南有生活书店，店主张子杰，山西猗氏县人。出售开明书局、生活书局的进步图书，善于跟各地各界名人打交道，求得萨镇冰、高一涵、老舍等人的书法。新生书店代售航空奖券，雇洋操鼓号队吹吹打打，吸引行人购买奖券，但看热闹的多，购买的少，以至奖券积压得很多，不料新生书店广告开奖时，里面有头奖，获奖金巨万，一夜暴富。张子杰凭借杰出的社会活动力，竞选为兰州市参议会参议员，为兰州市的市政设施、文化设施建设提出许多好的提案。1945年，张子杰提出《建议请市府从速在中央广场树立标准钟以授人时案》，称： “方进化百业日繁，时间正确与一切工作极有关系，若时稍差一分，则全市工作上之损失迨难数计，是以繁荣都市较大教堂工厂均有标准钟之设置，本市从前在中央广场设有大时钟一座，因讲演厅被拆，钟亦拆去。”建议： “拟将旧钟制置中央广场或电厂三层楼上，俾市民确知时间。” 1946年，兰州市市长孙汝楠为改良社会风气，开展守时运动周：要求机关团体及市民开会、宴客，准时参加，不得任意迟到。为顺应民意，拟在中央广场中心建造四面标准钟一座，由上海震旦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的柴应龙设计。不意开挖地基时，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忽患喉病，风水师说有人在您门前插了一箭！谷正伦命令孙汝楠停建。孙汝楠、柴应龙向谷正伦反复解释，谷正伦命令降低高度。四面钟建在圆形花坛中心，高两三米，四面体，自下向上逐渐收缩，每面上部各置一面大钟，其下各刻一幅标语： “遵守时间”“把握时间”“爱惜时间”“利用时间”，以提醒市民珍惜时间。花坛内设置喷泉，种植花草，成为当时兰州的第一处街心小花坛。 张子杰还提出《中央广场交通马车、汽车两站地区实行夏令清洁，力谋公共卫生案》，称：中央广场为交通马车、公共汽车站，骡马粪尿遍地，臭不可闻，汽车站垃圾堆积，苍蝇为害。建议车户清除骡马粪便，违者罚款；汽车站人员清洁站前卫生。 1959年拓宽中央广场时，将四面钟拆除，立建一旗杆，并将省人民政府门前的一对石狮，移至五泉山公园“乐到名山”门前。 从新中国成立初到1958年，每年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都在中央广场召开庆祝大会，举行群众游行。主席台搭在省人民政府大门口，一般用拖车搭拼而成，上铺木板，再铺红地毯，摆一溜桌子，上铺单子，正中放麦克风。还要用三合板搭一座彩门，横额是会标，两侧是标语，红底金字。届时，省市党政军领导坐主席台，苏联专家站在观礼台上，由兰州市长主持典礼，省上领导讲话，游行开始，在音乐声中，穿过主席台，接受领导检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广场东南部为食品店、石华治印社、北京包子馆；西南部为糖果商店、钟表铺、唱片社、线铺子、马保子牛肉面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