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曾玉良，河南固始县祖师乡杨楼村人，1914年出生。
  1930年8月，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在通讯队任班长、排长、队长、队指导员。
  1934年春，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二营营长。
  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11月10日，随红军西路军西进新疆。
  1937年4月，西路军失败后，随西路军左支队突围到新疆。5月随西路军余部到达乌鲁木齐任西路军（对外称新兵营）三大队副队长。
  1938年1月，奉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邓发的命令到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驻喀什的骑兵48团2连任少校连长，接受苏联红军哥萨克顾问的训练。
  1938年6月，参加平息骑兵35团叛乱。
  1938年9月，受盛世才军阀内部派系倾轧的牵连，被捕入狱，被关押到1939年9月。当月，回到乌鲁木齐，任西路军总支队干部队队长。
  1940年1月1日，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中，营职以下360余人，编成一个营，四个中队回延安，他任营长。历经千辛万苦和千难万险，2月中旬终于抵达延安，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
  1940年8月，被派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骑兵团任副团长，10月任团长。
  曾玉良同志接受过苏联红军骑兵哥萨克顾问的训练。到任后主要负责训练。骑兵团的军事训练在他来之前，以“乘骑冲锋快如箭”为主，只要勇猛顽强，动作快捷，实用就行。因此，骑兵们的挥刀劈刺动作五花八门，骑马的姿势也千姿百态，进攻时不讲究交叉掩护，行军时队列也不太整齐。
  曾玉良看后说：“这样不行，要重新操练’’。
  按曾玉良的要求，骑兵应该根据不同的任务采取不同的驭骑步伐，巡逻侦察走“小步”；作战时用小跑、奔跑、跳跃、转向等动作相结合；行军时用“常步”；冲刺时用“大跑”。战马走的是什么步伐，听声音就知道。
  练了步伐还要练队形。比如横队、纵队、三角阵位、楔型阵位，还有转向保护、交叉掩护……都要练。大部队有大阵型，小部队有小阵型。什么情况下战马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尺寸，不能有差错。
  口令也要练。于是两个月以后，战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卧倒”的命令了。
  练习新技术，无论是新战士还是老战士都得下工夫。也许是老战士原先的技术已经定型，改练新动作反而比新战士慢，因此有些人说：“照原来的样子就挺好的，何必再搞一套？别新的没学会，旧的又忘了……” 他的态度却十分坚定：“必须要练！练好一个战士，算一个战士。练出一个连，算一个连。练不出来的坚决淘汰。” 曾玉良刚到骑兵团，有些人还不服，对他抱有些许疑问。一次全团集合，全体将士按军姿立正列队。因为背对着太阳，一缕缕阳光恰好从大家的两腿中间透过。他马上指出：“你们过去骑马的姿势有问题，大多都是罗圈腿，而且较为严重。” 有人大大咧咧地笑道：“骑马时间长了。可不就这样子么？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说着还故意叉开双腿向大家展示。仿佛这才是老骑兵的标志。其他人也纷纷起哄，说什么：“就是，又不是个娘们，夹那么紧干嘛？” 况玉纯政委听后摇头说：“不，曾副团长说得非常正确。之所以会患上罗圈腿就是由骑马的姿势造成的。这一点我们必须马上纠正，否则会严重影响我们今后的作战。” 曾玉良又说：“为什么你们骑马的姿势有问题呢？因为你们双腿呈外八字夹着马肚子。当然，这个姿势也不能完全说错。它也有优点，就是夹得特别紧不容易掉下来。想当年蒙古人横扫欧洲的时候，西方骑士还以为蒙古人的屁股是长在马背上的呢。原因是除了马镫外，这种姿势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虽然有这个优点。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首先是容易变成罗圈腿，从而影响下马作战。所以我们必须纠正。” 他接着说：“大家也不要紧张，其实矫正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向后迈步倒着走。走的时候注意要脚跟先着地，路线走直，每次走八步。只要每天坚持训练，一般的罗圈腿都能够慢慢恢复”。
  他一连串指出了骑兵团的好几处不足。虽然他指出的都是小毛病，可量变会引起质变，这些小毛病加起来就是大问题，说明骑兵团与国外骑兵间有差距。每说一条，骑兵团的将士们就把脑袋往下低一点。起初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扬，可听完曾玉良点评之后，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都蔫了，他们彻底服气了。
  骑兵团随之也迅速掀起了一股“倒着走”的训练热潮。每天在驻地外面都能看到一大群小伙子傻呼呼地倒着走路，时不时人仰马翻，摔个四脚朝天。不管摔倒多少次，爬起来还继续练。从此以后，骑兵团再也看不到“罗圈腿”了，战斗素养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战斗力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然，解决“罗圈腿”只是曾玉良科学化练兵的一件趣事。
  曾玉良坚持改练新技术，其实是想改变骑兵团的战法。把原来下马作战的方式改为乘骑作战的方式，使骑兵团变成“轻骑兵”。
  就是说“枪骑兵”是“下马作战，打了就走。”，轻骑兵是“马上作战，边打边走。”和“枪骑兵”相比，“轻骑兵”更加快捷、冲击力更大，但同时也存在着负重能力差、防御能力弱的缺点。由于自身无法携带重武器，缺乏攻坚手段和防御手段，轻骑兵更容易受到敌方重武器火力的打击。在机动性和抗打击能力的取舍上，曾玉良选择了前者。他认为：“日军的火力虽然猛，但华北平原这么大，鬼子部队分散，不可能把大炮、小炮集中起来对付我们。只要我们跑得快，游动及时，就一定能在战斗中生存发展。”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在他的坚持下骑兵团的面貌焕然一新。他硬是生生带出来了一支“红色哥萨克”铁骑。
  1941年8月，他率部开辟夏津、高唐地区，进到鬼子所谓的模范“治安区”作战。拔除了高唐县吴官屯、固河等据点。袭击了小张庄、渡口驿等据点。歼日伪军近二百人。进而又袭击夏津县城。直接威胁津浦铁路。
  1942年4月29日，日寇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南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此次共调动日伪军四万余人，妄图一举将冀南地区八路军合围歼灭。
  当早晨发现敌情时，敌人的合围圈尚未形成，骑兵团是快速机动部队，冲出去很容易。但是曾玉良团长、况玉纯政委首先想到的是冀南地区党政军机关和老百姓的安危。于是立即决定向他们靠拢，主动掩护冀南地区党政军机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空中又有敌机轰炸扫射，形势变得非常严峻。
  曾团长立即指挥二连沿卫河西岸向南突围，经过激战突破了敌第一道封锁线。
  况玉纯政委率其他连突围到王行杖村时，遇到了鬼子，突围受阻。况政委见状一声令下：“共产党员，上！”四连长韩永正立即像利箭般冲上去，砍了鬼子机枪手，率战士们与敌展开激战，突然，鬼子的侧后响起了枪声，鬼子的阵脚一下就乱了，原来曾团长带着二连杀了过来。骑兵团兵合一处，迅速地消灭了此地封锁合围的敌人，一下把封锁圈扯开了个大口子，冀南地区党政军机关人员随之冲出了第一道封锁线。
  当骑兵团掩护上级机关继续向南突围至大辛庄时，遇上了鬼子骑兵部队，真可谓是冤家路窄。
  这些鬼子骑兵，骑的全是白额头长耳朵的高头大马，杀气腾腾，列队排开，三四百号人马，足有一个大队。他们看见八路军骑兵，一下就兴奋起来了。而骑兵团刚刚经过在王行杖村的血战，兵力有所损失，到达大辛庄时，已是连续激战，人困马乏。可鬼子们却是准备充分，以逸代劳。
  这时，曾玉良迅速做出了一个迫不得己而又精彩绝伦的战术安排：“黑马一连、红马二连列阵，摆出要向鬼子冲锋的队形。” 鬼子骑兵指挥官一看，这个阵型，完全是轻骑兵的典型攻击战术。心想这八路骑兵还敢跟我列阵对打，正求之不得呢。其实，他压根就没把骑兵团放在眼里。他毫不犹豫地抽出了马刀高高举起，旗语兵立即发出了冲锋的指挥旗语。鬼子骑兵迅速地挥起马刀率先发起了冲锋，鬼子没有料到，曾团长早已把三、四两个连及全团的近四十挺机枪全部埋伏在了道沟两侧。
  鬼子冲锋的马速已经提起来了，对面的八路骑兵还没动静，骄横狂妄的鬼子还以为天赐良机，一举消灭土八路骑兵的时刻来了。万万没想到，等鬼子骑兵冲起来，已经来不及变换方向的时候，道沟两侧的数十挺机枪响了，鬼子战马应声栽倒，鬼子纷纷中弹落马，冲锋阵型瞬间大乱。
  此时，曾团长一声令下：“冲”黑马一连、红马二连的骑兵像两支利箭射向鬼子，真正跟鬼子拼起了马刀。但是鬼子却无力接招了，重新布署阵型来不及，马也没了速度，特别是队形已经混乱，失去控制，完全处于劣势，顷刻间就被我骑兵勇士砍的人仰马翻，在将士们出神入化的刀光剑影下，一败涂地。这时活着的鬼子，才算真正领教了八路军骑兵的强劲。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丢下一地死伤者，狼狈地溃逃。
  这一仗，在曾团长的率领下，骑兵勇士们挥着像银蛇飞舞的闪闪战刀，杀出了中国人的血性和八路军的军威。骑兵团又成功地突破了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经过几次激战，连续巧妙地突破了鬼子三道封锁线，掩护冀南地区党政军机关，成功冲破“铁壁合围”。再次让鬼子妄图消灭八路军的阴谋破产。
  1942年至1943年间他率骑兵团驰骋于冀鲁豫平原，多次在滑县地区作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在他的领导下，一二九师骑兵团战术水平取得明显飞跃，战功卓著。
  1943年8月15日，骑兵团奉命拔除山东曹县后张楼日伪据点。他亲临第一线指挥，在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944年，冀鲁豫军区骑兵团派四连支部书记马书龙率领四连三排穿越封锁线，把曾玉良烈士的灵柩从山东曹县接回到河南滑县的万古集烈士陵园安放。（冀鲁豫第四行署烈士陵园） 1945年初，骑兵团被冀鲁豫军区授予“红色哥萨克骑兵”荣誉称号。
  1942年5月以前，在冀鲁豫战场上活跃着好几支八路军骑兵团，只有曾玉良带过的一二九师骑兵团改成了轻骑兵，也只有这支享有“红色哥萨克骑兵”称号的骑兵团战斗到了全国抗战胜利，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军政兼备、智勇双全的优秀团长曾玉良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