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由于老百姓不识字，即便识几个字，也看不懂文言文写就的历史书，所以不能全面准确地明了明初徐达、王保保争夺兰州城的历史，结果攻守双方在传说中产生了错位：历史上是明军守兰州城，王保保攻城；传说中是王保保守兰州城，徐达攻城。尽管攻守双方态势错位，然而徐达、王保保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历史上与兰州有关的将军多的是，何以兰州民间对王保保、徐达记忆这样深刻呢？这还要从兰州的军事地位谈起。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评论道： （兰）州控河为险，隔阂羌、戎。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岂非以介戎、夏之间，居噤喉之地，河西、陇右安危之机，常以金城为消息哉？晋元康而降，河、陇多事，金城左右，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隋、唐盛时，驰逐河、湟，未尝不以兰州为关要。及广德以后，兰州没于吐蕃，而西凉不复为王土。大中间兰州亦尝顺命，而仅同羁属矣。宋元丰四年李宪败夏人，始复城兰州。元祐初夏人求复得之，朝议欲割以畀敌。孙路言：“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扞蔽。若捐以与敌，则一道危矣。”穆衍言：“兰州弃则熙州危，熙州危则关中震动。唐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今若委兰州，悔将无及。”遂不果弃。明时自州以北常为寇冲，往往设重兵驻此，保障西垂。州诚自古扞圉之地矣。
  顾祖禹以精辟的语言，概括出兰州的军事地理特点：兰州是控制黄河渡口的险要之地，可以隔绝羌戎。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胡，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黄河以南至战国秦长城以北地区）。于次年，沿黄河设置四十四县，筑城为塞，从榆中沿河连接阴山，并迁徙罪犯戍守。其中最西的一个县就是榆中县，县城在今兰州市东岗镇附近，以控制黄河渡口，来隔绝羌戎。秦榆中县管辖今兰州市黄河以南地区，这个县是兰州地区最早的行政建置。自此而始，两千二百多年来，兰州一直是军事要地，西来东进、南来北往的政治势力，都瞅准它的重要地位，以致黄河两岸，金戈铁马，狼烟蜂起，杀声震天。汉武帝时霍去病两次突袭河西，打垮匈奴，占领河西，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隔断羌与匈奴的联系。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跨越黄河设置金城郡。这五个郡中，以金城郡最为险要。金城郡领十三县，其中的金城县（治今兰州市西固区西固城附近）、榆中县（治今兰州市城关区东岗镇附近）、枝阳县（治今兰州市永登县苦水一带）、令居县（治今永登县城附近）、允街县（治今兰州市花庄一
  带）、浩亹县（治今永登县河桥镇）六个县分布在今兰州市境内。这是因为，金城处于西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华夏民族之间，地居咽喉之地，河西、陇右的安危常常以金城为关键。西晋惠帝元康间（292年－299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原大乱，晋朝一蹶不振。西晋末，天下纷乱，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其中的十一国曾占据过河西、陇右地
  区，纷纷扰扰，岁无宁日，金城左右纷乱至极，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隋唐强盛时期，用兵河湟地区，没有不以兰州为关口的。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占领兰州，河西地区也被吐蕃控制。唐宣宗大中年间（847年－859年），沙州张议潮起义，驱逐吐蕃沙州守将，在河西重建汉人政权，势力东及河陇。他遣使奉沙、伊、瓜、肃、甘、凉、兰、鄯、河、岷、廓等十一州图籍入唐，但是吐蕃族帐仍居兰州，兰州仅仅在名义上属于唐朝。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李宪击败西夏，收复兰州，在隋唐兰州城以北靠近黄河处筑宋城，因北城建在龟形大石头上，故称石龟城，用以控制黄河渡口。西夏失去兰州，对于兰州一直念念不忘，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西夏借朝贺哲宗登基之际，向宋朝索要兰州，司马光、文彦博、苏辙害怕引起战端，提议将兰州割让给西夏。孙路坚决反对，他说：“自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县）至熙州（今甘肃临洮县），只有一条路可通，熙州北面已与西夏毗邻，现在从北关濒临黄河处筑兰州城，然后可作熙州的屏藩。倘若把兰州舍弃给敌人，则通往熙州的这条路就危险了。”穆衍也反对：“舍弃兰州，熙州就危险了；熙州危险了，就会震动关中。唐代丧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长安就要警戒以备非常。今天假若放弃兰州，那将后悔无及。”宋朝于是打消了放弃兰州的念头。
  明洪武以后，称之为北元的鞑靼、瓦剌成为明朝的边患。洪武、永乐、宣德时，明朝处于全盛时期，北元尚能与明朝和平相处，但有时也纵骑抢掠。正统后，边备废弛，北元多有雄杰之主，常常统领骑兵南下骚扰，一直持续到明亡。兰州黄河以北则为鞑靼驻牧地，兰州常常成为蒙古鞑靼骑兵攻掠的冲要。据明代三边总制杨一清上奏《为存留守城官军以防虏患事》载：本州（兰州）内有宗室（肃王），外多商贩，人烟辏集，畜产蕃盛，比之他处不同。相离虏人（鞑靼）蹂躏之地，止隔黄河一水。去年（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虏骑在于盐场堡、大岔沟等处抢掠，直薄东金城关，离州城不数百步。①
  从中可知，兰州所处的严峻形势。因此，明朝除设兰州卫之外，还将肃王移封兰州，并将其甘州中护卫亦移驻兰州，以加强防御力量，肃王成为从东北至西北边防线上的九个塞王之一。此后在兰州黄河两岸修筑两道长城，成为万里长城的组成部分。还先后修筑金城关、哨马营堡、新城堡、东关堡、什川堡、西古城、盐场堡、安宁堡、沙井堡、凤林关、摩云关等城堡关隘，成龙配套，强化防御态势，以保障西陲安全。顾祖禹总结历史经验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兰州实在是自古以来捍卫边境的军事重地。
  从兰州的物质基础来说，兰州这个军事重地与其他沿边的军事重地一样，历代屯驻重兵。为了保障给养，既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又不费钱费力从内地长途转运，就实行屯田制度。明代的屯田制度最完善，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诏陕西诸卫，留三分之一军士守卫城池，其余的皆屯田，解决吃粮问题。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十月，又命五军都督府修订屯田法，规定凡是冲要上的卫以及王府护卫，都要用十分之五的军士屯田。兰州卫属陕西诸卫之一，也是冲要上的卫，有军士一千五百多人，肃王的甘州中护卫有军士五百四十多人，倘按一半计算，兰州就有一千二百名军士屯田，明初兰州总人口才六千多人，屯田军士将近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规模不可谓不大。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屯田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兰州卫屯田所产粮食，除留下种子和提供屯田军士口粮外，还可以提供余粮十分之二供给守城军士的口粮。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兰州人的精神世界来说，他们长期生活在胡笳悲鸣、刀光剑影的环境下，为自保起见，兰州人形成了尚武的风俗。《宋史》载：兰州为“被边之地，民以鞍马射猎为事，劲悍而质木”。《元史》则载：兰州“民俗质朴，尚武务农”。《明志》载：兰州“民俗质朴，风土壮猛，人性坚刚慷慨。穴居野处，采猎为生，以织毛为业。崇尚释教，荷戈执戟，防奸御侮之功居多”。从上述三条史料来看，可知自宋到明兰州民风的特点：一是兰州人喜欢打拳习武，骑马射箭，平日狩猎防奸，战时荷戈执戟，捍御欺侮；二是兰州人刚强慷慨质朴。这仅仅是兰州民俗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兰州自古就是多民族聚集区，长期生活在这片黄河谷地上，逐渐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所以《图经》将这种各族和谐的状况，概括为：“番汉杂处，各从其习。”
  长期的战争，导致兰州人口的下降。《新唐书·地理志》载：兰州有二千八百八十九户，一万四千二百二十六人。经唐蕃之战、吐蕃西夏之战、宋夏之战，至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据《宋史·地理志》，兰州人口下降到三百九十五户，九百八十一口。经金代休养生息，《金史·地理志》载，兰州人口有所增加，达一万一千三百六十户。又经金蒙古之战，元朝的残酷统治，人口大降，据《旧县志》，到明初兰州人口只剩一千一百七十户，六千三百四十二口。历史上残酷的战争，尤其是明代长达近二百年的北元鞑靼铁骑接连不断的蹂躏，让老百姓打心底期盼天下太平，自然而然产生了太平鼓的传说。
  元朝蒙古贵族笼络各族封建主，对各族劳动人民实行阶级压迫。同时，元朝统治者以蒙古族为国族，竭力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并按归附征服的先后、民族的不同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把各民族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其中色目人是“各色名目”的意思，包括畏兀儿、唐兀、吐蕃等民族。汉人指金朝统治下的汉族，汉化的女真、契丹等族，还有云南、四川的汉族。南人指忽必烈灭南宋时仍在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四个民族中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次之，汉人和南人地位最低下。汉人和南人备受蒙古贵族的压迫，例如，严禁汉人、南人拥有军器、马匹，不许汉人、南人田猎、习武、集会，包括迎神赛会、唱戏说书、祠祷，甚至禁止夜间点灯等等，因此汉人和南人将蒙古贵族视为敌人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历史文化心理的积淀下，兰州太平鼓的传说中将蒙古贵族王保保作为对立面，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然而，时过境迁，兰州人又把王保保视为宁死不屈的英雄，将其在兰州的遗迹命名为王保保城，从中可知兰州人宽厚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