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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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郯城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12579
颗粒名称: 文物瑰宝
分类号: J648.53
页数: 9
页码: 158-166
摘要: 1989年2月,郯城二中师生在挖坑植树时发现古墓,即报告县文化局,文化局通知县文管所一同去现场勘察。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判断,该墓为战国墓葬,文物考古价值较大。鉴于此,县文化局报告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经文管会请示省文物局批准,由临沂地区文管会和郯城文管所对该墓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经十五天左右考古工作,共清理墓葬三座,出土铜编钟、铜鼎、陶编磬等文物83件,而其中尤以铜编钟最为珍贵,堪称郯城古文物中的珍品。
关键词: 编钟 出土文物

内容

1989年2月,郯城二中师生在挖坑植树时发现古墓,即报告县文化局,文化局通知县文管所一同去现场勘察。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判断,该墓为战国墓葬,文物考古价值较大。鉴于此,县文化局报告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经文管会请示省文物局批准,由临沂地区文管会和郯城文管所对该墓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经十五天左右考古工作,共清理墓葬三座,出土铜编钟、铜鼎、陶编磬等文物83件,而其中尤以铜编钟最为珍贵,堪称郯城古文物中的珍品。
  编钟是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铜制打击乐器,它是由一系列大小相次、发音不同的铜钟组成,演奏时按钟的大小依次悬挂在钟架上,用木槌击奏,编钟的每个钟都有固定的音高,发音宏亮,美妙动听。
  我国钟形打击乐器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了钟的雏型。最早的钟,可能导源于一节竹筒,后来发展为陶制,陕西省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陶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商代以后的钟,始为铜制。竹木钟或陶钟,都还不能发出固定的音高,只有发展到铜制时,才逐渐形成了固定的音高。最初的钟都是单一的钟,这种单一的钟后来也称为特钟。商代以后,出现了三个一组编钟,到了周代,随着礼乐制度的规范化,人们已经积累了一套成熟的钟的制作经验。出现了七枚、九枚、十几枚甚至数十枚一组的编钟,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编钟,竟达六十五枚,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编钟数量最多的一套。据《周礼•考工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其一是为钟鼎之齐(剂)。”这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冶炼铸钟的铜锡合金配方。《考工记》还在对钟的各个部位的名称、相互间的比例以及钟的厚、薄、侈、弇同音乐的关系等方面有详细的记载和精僻的论述。如其中讲到:钟若太厚,就不易发声,太薄,则发音松散流漫;钟腹小而口大,则发音疾速而宏亮,腹大而口小,则其声郁闷而不舒扬。只有使钟的厚、薄、侈、弇适度,按一定比例去制作,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从出土的器物和墓葬形制来看,二中墓群出土的编钟应为战国早期。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对二中出土的战国编钟实测情况看,各钟均音质良好,内腔均有音梁,音梁较长,楔形,两边起棱,于口内有内唇,第6、7、8三钟的内唇和音梁保存完整,其上未作调音锉磨。其余各钟的音梁和内唇上均有明显的调音锉磨痕。耳测编钟的音调在G宫、各钟的正侧鼓音阶名分别为:
  钟序号:1234
  阶名:徵一变羽一角宫一角商一中
  钟序号:5678
  阶名:羽一宫
  商一和角一徵徵一闰
  实测结果表明,郯城二中战国墓群所出土的编钟,其制作性能等许多方面符合于现代科学原理,并且每口钟都能发出两个乐音来。敲击钟体隧部发一个音,敲击鼓部另发一个音,其间的频率差别是有规律的。这显然是当时的铸钟者有目的制作出来的。由此可见,当时战国钟器制造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古代宴乐歌唱之前必先奏钟,故编钟又称“歌钟”。在古代,编钟只用于宫庭雅乐,民间是没有也不准用的。
  史载,周公制作礼乐。周代是中国礼乐制度的形成和鼎盛时期,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足见周是极为重视礼乐仪式的。这样做的目的是树立统治者的森严等级威仪,强化和维护其统治。表现在“乐”上是具有和实行一套缛杂繁复的乐舞仪式制度。古时乐队有“堂上乐”和“堂下乐”之分,而钟冠以“堂下乐”之首,所谓“八音之列数者,金为长;金声之动物者,钟为大。”统治者举凡祭祀、朝聘、会盟、征战等场合都要演奏编钟,以示正经和庄重,在日常饮食歌舞娱乐时也要“钟鸣鼎食”。古代在祭典或古乐演奏时,常把编钟与特钟并列,与特磬和编磬相对。特钟、编钟多置于殿庭之东,象征日出阳刚之气,古乐演奏时多在乐章每句句前,敲击一下特钟,再开始演奏编钟和其他乐器,唱毕,则敲一下特磬收尾。故特磬、编磬常置于殿庭之西,象征日落西方,诸事告成之意。
  史载,宋国的左师向巢“每食击钟”。郑国的大夫伯有为自己修建了一间地下室,专供“夜饮酒,击钟焉。”鲁国的乐宫中有亚饭、三饭、四饭等名称,把吃饭与鼓乐联系在一起,可见鲁国作为礼仪之邦对乐礼的重视了。战国时期,周王室渐衰式微,诸侯争霸,群雄并起,郯地可能为某一诸侯或卿、士大夫的领地,那么,这批编钟应该是属于这一领地的诸侯或卿、士大夫的东西了。
  钟的形制有甬钟和纽钟之分,舞有长柄可执者曰甬钟,舞顶有悬钮可挂.者曰纽钟。编钟成组排列,大致有两种情况。早期的编钟,其厚薄基本相近,而以钟体的大小定音的高低,后世的编钟,其形状大小一致,而以钟体的厚薄之差定音的髙低。二中战国墓群编钟均为纽钟,共9件,均保存完好。青铜质、有锈蚀,通体有绿色氧化层覆盖,造型一致,纹饰相同,大小相次。编钟呈合瓦形体,长腔阔鼓,束舞扩于,于口弧上凹,两铣下垂、平舞、上置方环形纽,钲部两侧区各有三行带螺旋纹的乳钉状短枚。钟纽饰云纹,舞、鼓、篆均饰蟠螭纹。无铭文,内腔除了舞中心有一凹陷处,未见明显铸孔。编钟形制为最大者通高22.3厘米,重2.2千克,最小者通高14厘米,重0.6千克。
  按古书记载每套编钟的编制数目应为十六枚。但从国内出土的大量编钟实物来看,也不一定,有七枚、八枚、九枚、十三枚、十四枚、十六枚等等不一。其最多者达64枚之多。而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主要使用八件一组的编钟。如陕西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柞钟和中义钟均为八件一组。二中战国墓出土的编钟共八件。从编钟的大小和重量来看,第4枚与第5枚之间尺寸递减悬殊明显,两者之间似缺少一枚,而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耳测的编钟音列数据分析,也证明第4、5号钟间尚缺一钟,其正、侧鼓音的高应为角一徵。全套编钟的编制实应九件。
  这第五枚钟是当时陪葬时就没放,是以前被盗墓者盗走,还是我们发掘时没有找到,或者是出现后被某人藏匿,已成为历史之迷了。
  今天距二中战国墓群编钟的出土已十年有一。当时参加考古发掘的刘一俊先生已作古多年,成此文时,不能不想起刘先生。而当时的地区、县及各级领导陈希法、冯沂、赵明亮、田庆淮、吴传玺、王光明、石法德、刘桂露、刘友华及县文管所的有关工作人员,有的已离退职休养,有的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关注支持或从事文物工作,对他们表示感谢。最后要感谢县看守所的领导宁福祥、肖成军、李军和武警同志们,二中出土的这套编钟,至今仍存放在那里。
  李建平石法德

知识出处

郯城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郯城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本书收入包括:三十四年创业路、山东精华机械集团发展纪实、古郯酒飘香、立足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构、银梭织出锦绣图、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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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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