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瑰宝
1989年2月，郯城二中师生在挖坑植树时发现古墓，即报告县文化局，文化局通知县文管所一同去现场勘察。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判断，该墓为战国墓葬，文物考古价值较大。鉴于此，县文化局报告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经文管会请示省文物局批准，由临沂地区文管会和郯城文管所对该墓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经十五天左右考古工作，共清理墓葬三座，出土铜编钟、铜鼎、陶编磬等文物83件，而其中尤以铜编钟最为珍贵，堪称郯城古文物中的珍品。
编钟是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铜制打击乐器，它是由一系列大小相次、发音不同的铜钟组成，演奏时按钟的大小依次悬挂在钟架上，用木槌击奏，编钟的每个钟都有固定的音高，发音宏亮，美妙动听。
我国钟形打击乐器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了钟的雏型。最早的钟，可能导源于一节竹筒，后来发展为陶制，陕西省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陶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商代以后的钟，始为铜制。竹木钟或陶钟，都还不能发出固定的音高，只有发展到铜制时，才逐渐形成了固定的音高。最初的钟都是单一的钟，这种单一的钟后来也称为特钟。商代以后，出现了三个一组编钟，到了周代，随着礼乐制度的规范化，人们已经积累了一套成熟的钟的制作经验。出现了七枚、九枚、十几枚甚至数十枚一组的编钟，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编钟，竟达六十五枚，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编钟数量最多的一套。据《周礼•考工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其一是为钟鼎之齐（剂）。”这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冶炼铸钟的铜锡合金配方。《考工记》还在对钟的各个部位的名称、相互间的比例以及钟的厚、薄、侈、弇同音乐的关系等方面有详细的记载和精僻的论述。如其中讲到：钟若太厚，就不易发声，太薄，则发音松散流漫；钟腹小而口大，则发音疾速而宏亮，腹大而口小，则其声郁闷而不舒扬。只有使钟的厚、薄、侈、弇适度，按一定比例去制作，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从出土的器物和墓葬形制来看，二中墓群出土的编钟应为战国早期。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对二中出土的战国编钟实测情况看，各钟均音质良好,内腔均有音梁，音梁较长，楔形，两边起棱，于口内有内唇，第6、7、8三钟的内唇和音梁保存完整，其上未作调音锉磨。其余各钟的音梁和内唇上均有明显的调音锉磨痕。耳测编钟的音调在G宫、各钟的正侧鼓音阶名分别为：
钟序号：1234
阶名：徵一变羽一角宫一角商一中
钟序号：5678
阶名：羽一宫
商一和角一徵徵一闰
实测结果表明，郯城二中战国墓群所出土的编钟，其制作性能等许多方面符合于现代科学原理，并且每口钟都能发出两个乐音来。敲击钟体隧部发一个音，敲击鼓部另发一个音，其间的频率差别是有规律的。这显然是当时的铸钟者有目的制作出来的。由此可见，当时战国钟器制造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古代宴乐歌唱之前必先奏钟，故编钟又称“歌钟”。在古代，编钟只用于宫庭雅乐，民间是没有也不准用的。
史载，周公制作礼乐。周代是中国礼乐制度的形成和鼎盛时期，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足见周是极为重视礼乐仪式的。这样做的目的是树立统治者的森严等级威仪，强化和维护其统治。表现在“乐”上是具有和实行一套缛杂繁复的乐舞仪式制度。古时乐队有“堂上乐”和“堂下乐”之分，而钟冠以“堂下乐”之首，所谓“八音之列数者，金为长；金声之动物者，钟为大。”统治者举凡祭祀、朝聘、会盟、征战等场合都要演奏编钟，以示正经和庄重，在日常饮食歌舞娱乐时也要“钟鸣鼎食”。古代在祭典或古乐演奏时，常把编钟与特钟并列，与特磬和编磬相对。特钟、编钟多置于殿庭之东，象征日出阳刚之气，古乐演奏时多在乐章每句句前，敲击一下特钟，再开始演奏编钟和其他乐器，唱毕，则敲一下特磬收尾。故特磬、编磬常置于殿庭之西，象征日落西方，诸事告成之意。
史载，宋国的左师向巢“每食击钟”。郑国的大夫伯有为自己修建了一间地下室，专供“夜饮酒，击钟焉。”鲁国的乐宫中有亚饭、三饭、四饭等名称，把吃饭与鼓乐联系在一起，可见鲁国作为礼仪之邦对乐礼的重视了。战国时期，周王室渐衰式微，诸侯争霸，群雄并起，郯地可能为某一诸侯或卿、士大夫的领地，那么，这批编钟应该是属于这一领地的诸侯或卿、士大夫的东西了。
钟的形制有甬钟和纽钟之分，舞有长柄可执者曰甬钟，舞顶有悬钮可挂.者曰纽钟。编钟成组排列，大致有两种情况。早期的编钟，其厚薄基本相近，而以钟体的大小定音的高低，后世的编钟，其形状大小一致，而以钟体的厚薄之差定音的髙低。二中战国墓群编钟均为纽钟，共9件，均保存完好。青铜质、有锈蚀，通体有绿色氧化层覆盖，造型一致，纹饰相同，大小相次。编钟呈合瓦形体，长腔阔鼓，束舞扩于，于口弧上凹，两铣下垂、平舞、上置方环形纽，钲部两侧区各有三行带螺旋纹的乳钉状短枚。钟纽饰云纹，舞、鼓、篆均饰蟠螭纹。无铭文，内腔除了舞中心有一凹陷处，未见明显铸孔。编钟形制为最大者通高22.3厘米，重2.2千克，最小者通高14厘米，重0.6千克。
按古书记载每套编钟的编制数目应为十六枚。但从国内出土的大量编钟实物来看，也不一定，有七枚、八枚、九枚、十三枚、十四枚、十六枚等等不一。其最多者达64枚之多。而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主要使用八件一组的编钟。如陕西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柞钟和中义钟均为八件一组。二中战国墓出土的编钟共八件。从编钟的大小和重量来看，第4枚与第5枚之间尺寸递减悬殊明显，两者之间似缺少一枚，而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耳测的编钟音列数据分析，也证明第4、5号钟间尚缺一钟，其正、侧鼓音的高应为角一徵。全套编钟的编制实应九件。
这第五枚钟是当时陪葬时就没放，是以前被盗墓者盗走，还是我们发掘时没有找到，或者是出现后被某人藏匿，已成为历史之迷了。
今天距二中战国墓群编钟的出土已十年有一。当时参加考古发掘的刘一俊先生已作古多年，成此文时，不能不想起刘先生。而当时的地区、县及各级领导陈希法、冯沂、赵明亮、田庆淮、吴传玺、王光明、石法德、刘桂露、刘友华及县文管所的有关工作人员，有的已离退职休养，有的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关注支持或从事文物工作，对他们表示感谢。最后要感谢县看守所的领导宁福祥、肖成军、李军和武警同志们，二中出土的这套编钟，至今仍存放在那里。
李建平石法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