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中农家庭出身。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无比仇恨，一次，阎锡山部队到他家乡抢粮，抓丁，他气不过，跺脚直骂，险些被人抓了去。 1938年初，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分在执法队工作，后进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被分到中共兴县二区区委会当干事。1940年，日寇对晋绥抗日根据地边区进行大“扫荡”。牛映森参加反“扫荡”，工作突出，两次受到上级的嘉奖。 1943年10月，贺龙指挥晋绥军区部队在兴县大小善畔、圪瘩坡一带设伏歼灭日寇第85大队官兵800余名。在这次伏击战中，牛映森率领民兵抢救伤员40多名，生俘日寇3人，受到上级的表扬。 1945年7月，他进中央西北局党校学习。次年10月，调西北局土改工作队，在兴县二区进行土改试办。其间，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晋绥解放区视察土改工作，还到蔡家崖作调查研究，纠正了土改中违犯政策的错误，牛映森的父亲也由原定破落地主改划为中农，使牛映森深受教益。1948年初，调兴县二区任区委书记，秋季任县委宣传部长。11月参加人民解放军，任六军新兵营教导员。1949年7月，调六军后勤部任民运股长，9月，随部队进疆。 1950年1月，牛映森担任筹粮工作队副队长，到托克逊县农村筹借粮食。2月，转业到乾德县任县委委员、组织部长，4月到职。 牛映森初到乾德县，分工到古牧地区筹建人民政权。当时，土匪、散兵、反动会道门头子横行乡里，社会很不安定。他牢记毛泽东主席关于“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的教导，深入农民家庭，访贫问答，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在中共乾德县委的领导下，农民群众被迅速发动起来，一代少数民族干部也成长起来，建立了村、乡、区人民政权，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这些人后来当了区长、县长、州长的少数民族干部，回想起自己成长的历史，都念念不忘李嘉玉（县委书记）和牛映森对他们的教导。 1950年和1951年，乾德县被定为新疆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的试点县。当时，中共新疆分局对这两项工作都未作具体安排，对乾德县委只有“先行一步，取得经验”的指示。牛映森牢记毛泽东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教导，汲取晋绥解放区土改的经验教训，在县委书记李嘉玉的领导下，制订了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方案，用近两年的时间，完成全县的土地改革工作，为全疆开展土地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间，牛映森还于1952年到奇台县一区五乡进行土改试点，为该县土改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 1953年春，乾德县土改结束。3月，牛映森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11月，李嘉玉调离乾德县，牛映森接任县委书记。 牛映森担任县委书记后，注意带领县委一班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群众，领导全县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常教育干部说：一是政策，一是群众，这是我们领导的两件法宝。他经常骑马下农村，一天要走几个乡。他下乡专拣小路走，为的是看庄稼的长势，和地里干活的农民交谈。长山子区吴家渠村种稻能手吴永信，是他的“知心朋友”。在他的帮助下吴永信改革水稻栽培技术，成为全疆水稻高产的典型。他还帮助吴永信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其生产和办社经验加以总结并在全县推广，使得米泉县农牧业生产逐年增长，互助合作循序渐进，全县城乡形成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 1961年是米泉县人民生产最为困难的年份。牛映森派工作组下乡安排人民生活，派商贸、卫生战线上的职工下乡服务，叮嘱大家“关心群众生活。”他每到一地，就查看公共食堂、敬老院、托儿所。他自己和农民一样在公共食堂里吃饭，吃“瓜菜代”，吃玉米皮做的人造“淀粉”。他牙齿不好，又有胃病，得上了浮肿病。就这样，他想到的还是别人，见到政协副主席顾正清阿訇吃苜蓿汤泡馍时，他立即叫粮食局给县政协拨去黄豆，并嘱咐政协办公室把宗教人士的生活安排好。 1962年1月，牛映森去北京出席七千人大会，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所作的自我批评，使他深受感动。他痛定思痛，决心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县委在1959年就有了小汽车，但牛映森却一直骑马下乡。他带着炒面袋，一个队一个队地作调查。晚上，有时就睡在生产队的马厩里，一边向饲养员了解情况，一边烧水调面充饥。经过一番周密的调查，牛映森提出两条重要决策，得到县委常委的支持。一是放弃“北大荒”，全县当年播种面积由1961年的26.5万亩压缩到18.4万亩；二是在生产队里建立作业班，实行小包工，狠抓水稻田间管理。 为了消灭稻田杂草，他带领全县三分之二的机关干部下乡蹲点，和农民群众同劳动。一次，他见社员嫌水冷不愿下田，就自己先跳进水田，直到和社员把那片地里的杂草拔完，埂上堆的杂草走不过人去，才忍着胃痛回县。在稻田拔草的日日夜夜里，牛映森常常是泥一身，水一身。由于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牛映森病倒了，在州委书记的“命令”下才住了医院。为了给牛映森保养身体，儿子找商业局领导批了2斤白沙糖，他批评儿子“搞特殊”；儿子在街上挤着买了2斤肉，他教育儿子“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想到群众”。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1963年米泉县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被列为自治区11个高产县之一。 丰收了，农民们为了表达对县委书记的感激心情，有给他送肉的，有给他送鸡蛋的，都被他谢绝或照价付款。一天，他到蒋家湾检查生产，大队干部想到困难时期牛书记在他们公共食堂吃过野菜，很感过意不去，就特意为他准备了抓饭、还准备了牛奶。他领会队干部的心情，就喝了一些牛奶，抓饭一口也没吃，说是“肚子痛”。队干部以为他不爱吃大米，晚餐就准备了油饼，牛映森又没吃，只吃了些面条。队干部看着心里不是滋味，同行的县委干部给他们讲了牛书记从不陪客吃饭，用了公家一匣火柴都要归还的故事，他们这才明白：牛书记是坚决反对干部在生活上搞特殊的。 1964年4月，县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他代表县委作工作报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会上，他再次被选为县委书记。1965年，米泉县被树为西北地区农业战线上的40面红旗之一。之后，《新疆日报》长篇报道了牛映森的事迹，赞扬他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随着乌鲁木齐城市用水的增加，米泉县农业用水日渐减少。1964年初，牛映森提出在农村进行机井灌溉的设想，得到县委一班人的赞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委县人委等部门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作为县委领导人的牛映森，这时仍一门心思地钻在打井事业上。11月，经他一再争取，米泉县被自治区计划工作会议确立为全疆3个电力排灌重点建设区之一。12月，牛映森被当作“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走资派”遭游街、批斗。1967年1月，米泉县委、县人委被夺权。牛映森在“靠边站”的日子里，只要没接到“造反派”的批斗“勒令”，就到打井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到生产队鼓励农民安心生产，多打粮食。春节，他照往年一样，带上子女，拉上雪橇，把积攒一年的肥料送到生产队，给农民兄弟拜年。 1968年12月30日，米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牛映森担任副主任职务，主管农业生产。牛映森复职后，找他解决问题的人蜂拥而至。社会上又传出“牛映森穿新鞋，走老路”的话来。牛映森干得别扭，可他仍在为党、为人民埋头工作着。堵水，他滚得满身泥浆；打场，他常常夜宿麦场；打井要钱，他三番五次找老领导、老关系批条子。1970年初，县第三次党代会召开，牛映森当选为副书记。次年，当选为中共昌吉州党委委员。 1972年初，雪薄天寒，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熬煎，牛映森又病重住院。他躺在病床上，担心的却是冬麦会不会被冻死。有位农民去看他，他嘱咐那位农民挖来几株麦苗让他瞧瞧。此后，牛映森又多次住院，每当病情好转，又挣扎着出院工作。 1976年3月18日，牛映森因患糖尿病去世。米泉人民怀念他，怀念这位将毕生精力和心血无私奉献给人民的好干部。他的事迹深深留在了米泉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