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四、整风整场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内容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各地彻底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以及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和瞎指挥风，强调公社成立以来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财物必须清理，全部退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火箭农场按照哈密地委的要求，成立了整风整场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从1960年12月到1961年进行了两次整风整场运动。在运动中，一面发动群众搞运动，一面抓生产，整风整场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首先及时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和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央的政策规定和《农业六十条》等文件。之后，各队又组织本单位全体职工进行反复学习。通过学习，加深了对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化一系列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并结合农场实际进行了深入讨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检举揭发问题，做到边检查揭发、边查对、边清理、边改进提高。
在讨论和检举揭发中，大家认为，1960年虽然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但在农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场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下，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全年收支相抵还盈利22.1万元，可是当年粮食未完成任务，所以口粮、种籽、饲料处在三不够的状况。究其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影响外，其根本原因：一是“共产风”未彻底纠正，而且大集体工人在转入国营农场时遗留问题也未及时处理。职工自留地未兑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情绪。二是没在很好实行“五固定”，即劳力、土地、耕地、农具、坎儿井固定和“三包一奖”①制度，生产小队生产资料分配和生产经营权基本属于大队统管。只有小型农具为小队所有。生产计划及劳力、畜力的调配和使用全由大队掌握，生产队的积极因素没有调动起来，工作被动。三是干部“五风”严重。强迫命令风在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有些干部打人、骂人、捆绑和开除工人，扣发工人的口粮和工资，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浮夸风严重，有的干部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在工作中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以少充多，如原四大队上报了54.67公顷冬麦面积，实际只有36.47公顷；生产上瞎指挥，有些干部不学习党的政策，不深入基层，不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领导生产从主观想象出发，瞎指挥，使生产受到损失；干部特殊化比较普遍，很多干部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不经常参加劳动，反而多拿工分，多领工资，干部的亲友、家属在工作上特殊照顾，工分还记得多；多吃多占风严重，很多干部在食堂多吃多占，吃饭不给饭票，供应的物资，干部比农工分得多。四是没有认真贯彻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有的队搞工分封顶，规定男劳力日工分高不过6分，女劳力高不过3分。有些队到月底才集中评一次工分。有些队在评分记工中，不从实际出发，单求劳动数量忽视劳动质量。有的记工员，凭空记分。这些做法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五是职工来源复杂。有老职工、支边青壮年、自留人员等。其中有少数人思想不安定，有活思想，对是否坚持在农场工作，持观望态度。他们的打算是“好就留，不好就走”，影响了职工队伍的稳定。六是贪污盗窃问题严重。全场23个食堂管理员中，贪污200元以上的就有8人。同时有个别“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乱伐树木，盗宰牲畜，破坏生产。据统计共盗宰牛马10余头（匹），羊10多只。
针对这些问题，经过进一步查实后，农场党委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解决和处理。一是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进行了纠正处理。各分场对在办场时采取“一平二调”占有的实物进行了处理和退赔。共退赔牛、羊、房屋、檩条、树木、铁皮车、麻袋和生产工具等37项，计1450件，折价共计5478.44元。二是划分了自留地，安定了职工的思想情绪。全场2699名职工，共划分自留地20.47公顷，占耕地面积的5%。自留地兑现后，职工思想情绪很高，有些自留来场人员说：“农场对我们自留人员和老职工、支边人员一样看待，也给我们分了自留地，使我们可以安心在农场扎根。”有的支边人员因为农场生活艰苦，思想不稳定，分到自留地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说道：“农场给我们划分了自留地，个人种些菜，生活好了，还回去干啥。”三是农场4个分场18个生产队全部落实了“三包一奖”、“五固定”经营管理责任制。生产队全部制定了劳动定额，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工分当日记，每月公布一次。使职工和生产小队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四是农场成立了食堂管理委员会，对全场23个食堂全部进行了整顿。处理了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和贪污等问题。通过整顿，各食堂都做到了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建立了计划用粮、日清月结制度和食堂管理制度。场党委书记吴成发带头执行制度，和职工一样排队打饭，从不搞特殊。五是打击了坏人坏事，维护了社会治安。在整风整场期间，侦破了各类破坏活动案件9起。调查核实后，分别给予了严肃处理。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5人，管制1人，撤销职务的3人，宽大处理的3人。六是对三类队（落后队）进行了整顿提高。经过整风整场运动，基本上改变了三类队的面貌。如二分场一队，原来是有名的落后队，职工思想混乱，生产落后，群众称其为“三多”队，即旷工的多，逃跑的多，打架吵嘴的多。通过整风整场运动后，该队面貌焕然一新，职工思想进步，团结互助，出勤率由原来的75%～80%，提高到95%以上。
这次整风整场运动，按照党的政策纠正了“共产风”。整顿了干部身上存在的“五风”，纯洁了干部队伍，加强了经营管理责任制，整顿了社会治安，充分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场出现了“三多”（干部参加劳动多，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三好”（备耕生产好、春耕质量好、生产安排好）和“三高”（职工生产情绪高、出勤率高、工效高）的新气象，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和农场的生产经营管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帐目不清等问题，中央决定在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
当年11月，按照哈密地委的部署，农场经过整风整场运动近一年后又在全场4个分场、18个生产队和6个直属单位开展了第一期面上的“社教”运动。地区行署领导进驻火箭农场，直接指导本场的“社教”工作。这期间的“社教”运动，主要是集中进行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宣传教育、清查财务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全场广大干部职工中开展巩固集体经济和全民经济教育和阶级、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教育；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宣传和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及有关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在普遍教育的基础上，1963年2月，“社教”进入人人过关，检查揭发阶段，许多干部职工主动检查自己多吃多占等问题，主动交回私自侵占集体的财物。与此同时，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了单干思想，批斗了一批“四类分子”，第一期面上“社教”于1963年4月底结束。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提出在农村开展“四清”①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前十条”本身带有搞阶级斗争的倾向。9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在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社教”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重点转向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主的新“四清”运动。
1963年底，火箭农场党委根据中央“前十条”和“后十条”精神以及哈密地委的安排，开展了第二期面上的“社教”运动。
这期“社教”运动重点内容是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建立贫下中农组织，抓“四清”工作和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作。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农场领导班子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首先召开农场党委会议，在学习“社教”文件的基础上，党委每个成员分别“下楼洗澡”（检查思想，认清问题），接受批评。检查和批评的内容主要是对社会主义路线的思想认识问题、经济问题、工作作风和领导班子团结问题。
第二阶段，农场召开三级（总场、分场、生产队）干部会议，并吸收全体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对三级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是学习中央“前十条”和“后十条”文件，深入讨论，提高认识。第二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让干部和党员忆苦思甜，通过诉苦，新旧社会的对比，对干部进行阶级教育。第三是干部“放包袱、下楼洗澡”（消除思想顾虑，检查自己的问题），以场部各股室、分场和生产队干部为重点，深刻检查多吃多占、铺张浪费、挪用公款、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打骂群众和违法乱纪等方面问题。第四是动员有问题的干部主动退赔侵占的集体财物。第五是组织生产高潮，讨论完成1964年计划和超额完成计划的措施，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调整劳动组织，紧缩开支，杜绝浪费，增加收入。
第三阶段是在生产队开展“社教”。干部分头深入各分场、队，组织广大职工群众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动员职工提高认识，检查自己的错误行为和错误言论。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同时对“五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进行评审。组织生产工作，评选先进队、先进职工，表扬和奖励好人好事，将生产推向高潮。
1965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在“二十三条”中，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社教”运动“左”的思想向恶性发展。4月9日，在农场党委会上，传达了哈密地委“社教”工作会议精神，重点学习了“二十三条”。肯定了前一阶段“社教”运动取得的成绩，并对清查出来的农场干部的经济问题作出退赔和处理的决定。第二期面上“社教”运动于当年7月份结束。
第二期面上“社教”，虽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使分析批判上纲上线，扩大了打击面，但基本上还能遵循教育为主，处分为辅的原则。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给犯错误的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且还能基本把握住“社教”与生产的关系，坚持以“社教”开路，带动和促进生产。
1965年8月8日，由自治区、哈密地委、部队和县社干部共149人组成的社教工作团进驻火箭农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称为“点上社教”。其目的是要先抓典型，以点带面，把“社教”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社教”工作团进场后，首先深入基层，大力宣传中央《二十三条》，访贫问苦，对职工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阶级斗争教育；其次召开三级干部会，动员各级干部继续“下楼洗手洗澡”，说明问题、放下包袱、投入运动；第三是发动群众进一步搞“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共清出干部多占粮食7408.5千克，牲畜6头，现金3.39万元，连同其他各项财物共折价（当时价）4.29万元。并进行了退赔；第四是开展对敌斗争，揭发批判阶级敌人。进行组织整顿，建立和健全各种组织，建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制定生产和节约计划。随着“左”的思想倾向的发展，9月，“点上社教”转变成以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的新“四清”运动。进一步搞斗争扩大化。当时全场有干部186人，经清查犯有各种错误的竟高达156人，其中犯有经济问题的134人，占干部总数的72%。其中有16名党员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处理。对36名“四类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和经济清算。在“四类分子”中，有“社教”运动中新查出的地、富分子6名，反革命和坏分子3名。
针对清查出的各种问题和“社教”运动中的表现，农场对干部作了调整，调任和提拔了一批干部，共提拔各级领导干部12人，业务干部4人，免去领导干部职务的5人，降级1人，按退职处理的4人，点上“社教”于1966年1月结束。
历时近三年的“社教”运动，对于维护农场全民所有制经济，坚定广大职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对纠正干部作风和加强经济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社教”运动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思想，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阶级成份，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干部和职工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伤害，这是应当吸取的深刻教训。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火箭农场按照哈密地委的要求，成立了整风整场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从1960年12月到1961年进行了两次整风整场运动。在运动中，一面发动群众搞运动，一面抓生产，整风整场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首先及时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和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央的政策规定和《农业六十条》等文件。之后，各队又组织本单位全体职工进行反复学习。通过学习，加深了对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化一系列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并结合农场实际进行了深入讨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检举揭发问题，做到边检查揭发、边查对、边清理、边改进提高。
在讨论和检举揭发中，大家认为，1960年虽然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但在农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场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下，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全年收支相抵还盈利22.1万元，可是当年粮食未完成任务，所以口粮、种籽、饲料处在三不够的状况。究其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影响外，其根本原因：一是“共产风”未彻底纠正，而且大集体工人在转入国营农场时遗留问题也未及时处理。职工自留地未兑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情绪。二是没在很好实行“五固定”，即劳力、土地、耕地、农具、坎儿井固定和“三包一奖”①制度，生产小队生产资料分配和生产经营权基本属于大队统管。只有小型农具为小队所有。生产计划及劳力、畜力的调配和使用全由大队掌握，生产队的积极因素没有调动起来，工作被动。三是干部“五风”严重。强迫命令风在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有些干部打人、骂人、捆绑和开除工人，扣发工人的口粮和工资，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浮夸风严重，有的干部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在工作中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以少充多，如原四大队上报了54.67公顷冬麦面积，实际只有36.47公顷；生产上瞎指挥，有些干部不学习党的政策，不深入基层，不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领导生产从主观想象出发，瞎指挥，使生产受到损失；干部特殊化比较普遍，很多干部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不经常参加劳动，反而多拿工分，多领工资，干部的亲友、家属在工作上特殊照顾，工分还记得多；多吃多占风严重，很多干部在食堂多吃多占，吃饭不给饭票，供应的物资，干部比农工分得多。四是没有认真贯彻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有的队搞工分封顶，规定男劳力日工分高不过6分，女劳力高不过3分。有些队到月底才集中评一次工分。有些队在评分记工中，不从实际出发，单求劳动数量忽视劳动质量。有的记工员，凭空记分。这些做法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五是职工来源复杂。有老职工、支边青壮年、自留人员等。其中有少数人思想不安定，有活思想，对是否坚持在农场工作，持观望态度。他们的打算是“好就留，不好就走”，影响了职工队伍的稳定。六是贪污盗窃问题严重。全场23个食堂管理员中，贪污200元以上的就有8人。同时有个别“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乱伐树木，盗宰牲畜，破坏生产。据统计共盗宰牛马10余头（匹），羊10多只。
针对这些问题，经过进一步查实后，农场党委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解决和处理。一是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进行了纠正处理。各分场对在办场时采取“一平二调”占有的实物进行了处理和退赔。共退赔牛、羊、房屋、檩条、树木、铁皮车、麻袋和生产工具等37项，计1450件，折价共计5478.44元。二是划分了自留地，安定了职工的思想情绪。全场2699名职工，共划分自留地20.47公顷，占耕地面积的5%。自留地兑现后，职工思想情绪很高，有些自留来场人员说：“农场对我们自留人员和老职工、支边人员一样看待，也给我们分了自留地，使我们可以安心在农场扎根。”有的支边人员因为农场生活艰苦，思想不稳定，分到自留地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说道：“农场给我们划分了自留地，个人种些菜，生活好了，还回去干啥。”三是农场4个分场18个生产队全部落实了“三包一奖”、“五固定”经营管理责任制。生产队全部制定了劳动定额，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工分当日记，每月公布一次。使职工和生产小队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四是农场成立了食堂管理委员会，对全场23个食堂全部进行了整顿。处理了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和贪污等问题。通过整顿，各食堂都做到了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建立了计划用粮、日清月结制度和食堂管理制度。场党委书记吴成发带头执行制度，和职工一样排队打饭，从不搞特殊。五是打击了坏人坏事，维护了社会治安。在整风整场期间，侦破了各类破坏活动案件9起。调查核实后，分别给予了严肃处理。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5人，管制1人，撤销职务的3人，宽大处理的3人。六是对三类队（落后队）进行了整顿提高。经过整风整场运动，基本上改变了三类队的面貌。如二分场一队，原来是有名的落后队，职工思想混乱，生产落后，群众称其为“三多”队，即旷工的多，逃跑的多，打架吵嘴的多。通过整风整场运动后，该队面貌焕然一新，职工思想进步，团结互助，出勤率由原来的75%～80%，提高到95%以上。
这次整风整场运动，按照党的政策纠正了“共产风”。整顿了干部身上存在的“五风”，纯洁了干部队伍，加强了经营管理责任制，整顿了社会治安，充分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场出现了“三多”（干部参加劳动多，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三好”（备耕生产好、春耕质量好、生产安排好）和“三高”（职工生产情绪高、出勤率高、工效高）的新气象，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和农场的生产经营管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帐目不清等问题，中央决定在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
当年11月，按照哈密地委的部署，农场经过整风整场运动近一年后又在全场4个分场、18个生产队和6个直属单位开展了第一期面上的“社教”运动。地区行署领导进驻火箭农场，直接指导本场的“社教”工作。这期间的“社教”运动，主要是集中进行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宣传教育、清查财务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全场广大干部职工中开展巩固集体经济和全民经济教育和阶级、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教育；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宣传和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及有关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在普遍教育的基础上，1963年2月，“社教”进入人人过关，检查揭发阶段，许多干部职工主动检查自己多吃多占等问题，主动交回私自侵占集体的财物。与此同时，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了单干思想，批斗了一批“四类分子”，第一期面上“社教”于1963年4月底结束。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提出在农村开展“四清”①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前十条”本身带有搞阶级斗争的倾向。9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在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社教”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重点转向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主的新“四清”运动。
1963年底，火箭农场党委根据中央“前十条”和“后十条”精神以及哈密地委的安排，开展了第二期面上的“社教”运动。
这期“社教”运动重点内容是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建立贫下中农组织，抓“四清”工作和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作。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农场领导班子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首先召开农场党委会议，在学习“社教”文件的基础上，党委每个成员分别“下楼洗澡”（检查思想，认清问题），接受批评。检查和批评的内容主要是对社会主义路线的思想认识问题、经济问题、工作作风和领导班子团结问题。
第二阶段，农场召开三级（总场、分场、生产队）干部会议，并吸收全体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对三级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是学习中央“前十条”和“后十条”文件，深入讨论，提高认识。第二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让干部和党员忆苦思甜，通过诉苦，新旧社会的对比，对干部进行阶级教育。第三是干部“放包袱、下楼洗澡”（消除思想顾虑，检查自己的问题），以场部各股室、分场和生产队干部为重点，深刻检查多吃多占、铺张浪费、挪用公款、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打骂群众和违法乱纪等方面问题。第四是动员有问题的干部主动退赔侵占的集体财物。第五是组织生产高潮，讨论完成1964年计划和超额完成计划的措施，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调整劳动组织，紧缩开支，杜绝浪费，增加收入。
第三阶段是在生产队开展“社教”。干部分头深入各分场、队，组织广大职工群众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动员职工提高认识，检查自己的错误行为和错误言论。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同时对“五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进行评审。组织生产工作，评选先进队、先进职工，表扬和奖励好人好事，将生产推向高潮。
1965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在“二十三条”中，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社教”运动“左”的思想向恶性发展。4月9日，在农场党委会上，传达了哈密地委“社教”工作会议精神，重点学习了“二十三条”。肯定了前一阶段“社教”运动取得的成绩，并对清查出来的农场干部的经济问题作出退赔和处理的决定。第二期面上“社教”运动于当年7月份结束。
第二期面上“社教”，虽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使分析批判上纲上线，扩大了打击面，但基本上还能遵循教育为主，处分为辅的原则。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给犯错误的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且还能基本把握住“社教”与生产的关系，坚持以“社教”开路，带动和促进生产。
1965年8月8日，由自治区、哈密地委、部队和县社干部共149人组成的社教工作团进驻火箭农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称为“点上社教”。其目的是要先抓典型，以点带面，把“社教”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社教”工作团进场后，首先深入基层，大力宣传中央《二十三条》，访贫问苦，对职工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阶级斗争教育；其次召开三级干部会，动员各级干部继续“下楼洗手洗澡”，说明问题、放下包袱、投入运动；第三是发动群众进一步搞“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共清出干部多占粮食7408.5千克，牲畜6头，现金3.39万元，连同其他各项财物共折价（当时价）4.29万元。并进行了退赔；第四是开展对敌斗争，揭发批判阶级敌人。进行组织整顿，建立和健全各种组织，建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制定生产和节约计划。随着“左”的思想倾向的发展，9月，“点上社教”转变成以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的新“四清”运动。进一步搞斗争扩大化。当时全场有干部186人，经清查犯有各种错误的竟高达156人，其中犯有经济问题的134人，占干部总数的72%。其中有16名党员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处理。对36名“四类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和经济清算。在“四类分子”中，有“社教”运动中新查出的地、富分子6名，反革命和坏分子3名。
针对清查出的各种问题和“社教”运动中的表现，农场对干部作了调整，调任和提拔了一批干部，共提拔各级领导干部12人，业务干部4人，免去领导干部职务的5人，降级1人，按退职处理的4人，点上“社教”于1966年1月结束。
历时近三年的“社教”运动，对于维护农场全民所有制经济，坚定广大职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对纠正干部作风和加强经济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社教”运动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思想，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阶级成份，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干部和职工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伤害，这是应当吸取的深刻教训。
附注
即指：包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总产量和总用工指标，包作物的总产值，超产奖励。;即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