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治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地区已由过去的余粮区变为缺粮区，自治区生产的粮食已不能自给，尤其是南疆地区，基本上成为粮荒区。阿克苏、库车等城镇都被同南疆二十多个城镇一同划为北粮南调区域，每年由国家调入五千万斤粮食，解决缺粮区居民口粮问题。
  阿克苏地区粮食不能自给，靠北粮南调过日子，这绝不是长久之计。我们没有理由让百姓饿肚子，要充分发挥阿克苏地区水土资源的优势，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一定要乘党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的东风，改变阿克苏地区缺粮的被动局面。
  阿克苏地、县联合在西广场召开一万五千人参加的“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大会”，发起总动员，号召全阿克苏人民搞好安定团结，打好粮食翻身仗。随后，地、县、社派支农工作团、队一千三百多人分赴基层生产队工作，帮助解决问题，检查工作，评先进，促落后。
  少数派群众组织的个别人攻击我，说我到阿克苏后，“只抓棉粮油，不抓敌我友”，“张书记是粮食书记，抓阶级斗争不狠，只强调抓农业生产，组织干部下乡，跑公社。”
  无论别人说什么，都动摇不了我改变阿克苏人民吃粮难的决心。
  我在大会、小会上讲，走到哪里就强调到哪里，农业生产一定要搞上去，要抓革命，促生产，让百姓吃饱肚子，安居乐业。
  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两派群众组织当时的相互斗争还比较尖锐，对当地起着很大的干扰作用。一些人在阿克苏市主要街道和中心区大十字一带给我贴大字报，但我还是毅然下到各县农村最基层组织狠抓农业生产，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戴，也受到赛福鼎、司马义·艾买提、张世功等自治区党政领导同志的支持和表扬。
  为了增强民族团结，便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少用翻译，使干群关系更融洽，我每天早晨和地委机关干部一起，组织学习维吾尔族语言、文字。熟读了维吾尔语课本一、二、三册，使我们能和农村一起劳动的维吾尔族农民相互沟通，直接用简单的维吾尔语相互交谈，这很受当地少数民族同志的欢迎。
  在响应党中央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亲自蹲点，到离阿克苏二十多公里的洪巴什公社（维吾尔族农民聚居的公社）抓农业生产，带秘书张玉忠（后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翻译尕衣提等同志一同前去。
  我们吃、住在公社，每天参加劳动生产，扛起坎土曼（适宜新疆南疆戈壁沙滩土质的农具）和当地农民一同下地，挖排水区，往地里拉农家肥。从春耕到秋收，参加春耕、积肥等农业劳动。
  这里的传统产业以种植西红柿为主，当时极左政策使得农民自产的农副产品不能上巴扎（维吾尔语，集市）交易。
  我说，不能饿着肚子学大寨，农民有了钱，才能买种子，买化肥，发展农业生产。当时也有一些人反对，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不予理会，仍坚持走自己认可的路，组织和发动农民大搞农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
  我下到基层公社时，亲自操坎土曼深翻土地，铲粪装车，因过分劳累，腰肌劳损，腰椎受伤（至今仍留有后遗症，稍有过量劳动易犯病）起不了床时，不得不住院打针治疗，好一点了又重返公社同大家一起参加生产。
  相当一段时间，我晚上组织和参加公社的会议、走访，白天与农民共同劳动。
  我们鼓励农民在房前屋后种菜、杏树，养鸡、羊，把自产的农产品拿出去卖，有了钱，买生产资料，维持和扩大农业生产。当时也有人批评，说我是在纵容和滋长资本主义思想，是搞右倾，不符合大寨精神。我则坚持主张从农村实际出发，学大寨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只有调动农民积极性，给他们一定生产自由，生产才能搞上去。
  不久，上级提出了允许搞“三自”，即“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果园”，当地经济进一步活跃和发展起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洪巴什粮食生产和西红柿种植大幅度增加。靠种植西红柿供应阿克苏市市民的洪巴什农民增加了收入，同时也增加了阿克苏城市蔬菜供应。
  次年，我又和阿克苏地区各单位支农干部一起前往温宿县推进农业学大寨运动。
  我和温宿县委书记钟彬同志到温宿县水稻农场蹲点，和农工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以实际行动动员返城的江苏支边青年重新回到农场安心生产。该农场的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当年的水稻产量大幅度增产，养殖鸡鸭等农副业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每天到农场买鸡、鸭蛋的人络绎不绝，农场职工收入普遍增长。
  我在阿克苏工作期间，每年夏收都带领阿克苏地区的各地、县委书记和农业专家们深入基层，组织各县进行农业生产的评比活动，在地头调查研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如发现小麦黄锈病等病虫害问题，很快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并及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下基层解决问题，使各县的农业生产大踏步的发展。
  每年，我和阿克苏地委副书记杨琦、王高才、刘星蔚等同志下到库车县和阿克苏县召开冬麦播种现场会，解决当年冬麦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带动全阿克苏地区确保当年冬麦收成。
  1975年，自治区领导司马义·艾买提同志曾到阿克苏的库车县召开了南疆地区库尔勒、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和田五地州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对阿克苏地区的农业生产给予了通报表扬。自治区党委书记赛福鼎同志也曾亲自到阿克苏地区视察工作，我陪同赛福鼎同志到多浪水库等地进行了农业视察。
  1976年12月，我带领阿克苏地区九个县的县委书记组成了阿克苏代表团，到山西省昔阳县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会议组织会议代表参观了大寨村虎头山狼窝掌，大会由华国锋总理主持。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在北京闭幕。
  这次大会对推动全国人民农业学大寨，大力增加农业生产，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会后，我们在阿克苏地区掀起了更加广泛深入的农业学大寨高潮。
  紧接着，我下到柯坪县蹲点，亲自参加了柯坪的水库建设。在抓水库建设的同时，又抓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团结工作与民族团结教育以及兵团和地方的团结互助工作。
  经过近三年艰苦不懈的努力，阿克苏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除解决了本地区一百二十多万人的粮食自给问题外，还外调粮食，支援南疆喀什、和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缺粮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