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同样，10年“文化大革命”给策勒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严重损失。
1966年5月4～26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提出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并提出“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文化艺术界开始，揪斗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及其代表人物。
1966年5月22日，策勒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单位也相继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同时发出《关于贯彻地委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指示的通知》。中央《五一六通知》之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了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黑店的文章，在全国点起了严厉声讨所谓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反党集团的运动。
策勒县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从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批判开始，6月15日，县城机关、单位举行集会，严厉声讨“三家村”，愤怒向“三家村”黑店开火；6月16日，全县干部、职工、学生共1.2万余人隆重集会，声讨吴晗、邓拓、廖沫沙反党集团的罪行。之后，全县城乡纷纷集会，掀起了一个“讨伐文艺界代表人物”，声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群众运动。全县城乡共召开各种类型的群众声讨大会计118场，参加人数达32437人次，写声讨、批判文章计1119篇，出各种大小墙报、黑板报计518篇。为彻底割断黑线，捣毁黑店，挖出黑帮，适应运动发展的形势，自6月26日开始，县委同时在县文工团、文化馆、县一中、东方红公社，固拉哈玛公社、恰哈公社选点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内容的学习讨论。7月11日，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利用暑假开展“文化大革命”，表示一定要把策勒县文教界中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三条黑线”、“三个黑店”挖出来，巩固全县的无产阶级教育阵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全县中小学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批判教师，批判学校中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校中的“走资派”。
红卫兵组织兴起后，学校停课闹革命，三五名或十数名学生就可以随便组成一个红卫兵组织，号称“XX战斗队”、“XX造反司令部”、“XX战斗兵团”，打起红旗，走出学校，走向社会，打着“破四旧”的口号，闯入工厂、机关单位、农村，甚至一般人的家中或文化单位，没有任何约束地抄家、没收、毁灭古今中外的名贵书典和古画，甚至肆无忌惮地捣毁古建筑及名胜古迹，不少文物珍品被毁于一旦，全部冠以“封、资、修”、“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产物，甚至强迫女人剪掉长辫子，砸掉高跟鞋，不许穿紧身衣、鲜艳的衣服和裙子。
为了鼓励青少年学生积极投身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经风雨，见世面”，毛泽东从1966年8月1日至1967年11月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全国红卫兵“革命小将”，策勒县从全县中学生中组织了150名在校教师和学生乘车赴京进行“革命大串连”。
为了把“文革”洪流推向全国各行各业，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1966年11月下发了两个文件，即“工业十六条”和“农业十六条”，号召工业方面和广大农村同时进行“文化大革命”。由此，“文革”运动由文教界引入全国工业、农业及各行各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12月开始，全县各行业、各机关单位的群众组织应运而生，一时间，大字报、批判专栏布满城区机关、单位，人人口诛笔伐，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大字报、大标语打出了“炮轰县委”、“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各单位纷纷揪斗、批判本单位、本部门的“走资派”（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以种种理由制造借口，揪斗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和追随者，批判“政治扒手”、“修正主义的黑苗子”。有的群众组织把本单位的领导，揪送到县委，强烈要求罢去他们的官，开除其党籍，有的还要求逮捕；有的单位职工在县委进行静坐示威，要求外出进行“革命串连”活动，机关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县委无法进行正常工作。
1967年初，策勒县造反派组织开始全面夺权，经过前一段时间的“造反”，各单位和农村的群众组织，逐渐形成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组织。先后夺了县委及各公社党委的权。原来的领导统统“靠边站”，被造反派监督学习、劳动，接受批判，全县上下工作无人干，生产无人抓，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业瘫痪，到处只有造反声。
全面夺权后，各群众组织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围绕“权”的问题展开了生死的博斗，两派都表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造反行动”。一派批斗这个当权派，另一派则批斗其他当权派，一派抓这一帮“牛鬼蛇神”，另一派必然去抓别的“黑帮分子”，两派的“革命行动”都表现在批判当权派和揪斗“黑帮”、“牛鬼蛇神”上。策勒县仅1967年7月20日一天就揪出150多名“黑帮”，许多无辜群众和干部，突然就被定为“黑帮分子”，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牛鬼蛇神”，被揪斗、戴高帽（用各种颜色的纸糊起来戴在人头上）、画花脸、挂黑牌、挂砖块，进行游街示众，并强迫他们自己高喊污辱自己的口号，否则就被造反派们殴打、辱骂。被揪斗者游斗后还要接受造反派们的批判斗争，检查自己的“罪行”，甚至家人也跟着遭受污辱，参加“赔罪”。
1967年6月，策勒县群众组织在人民解放军“支左”（指支持革命左派）部队的介入协调下，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合并为两大派组织。但两派又相互攻击对方不是“革命左派”，真理在自己一方，为此形成相互对立，最后演变成相互“敌对”的阵势。开始采取大辩论“舌战”，随之发展为“文攻武卫”（指在以理服人的“舌战”下采取武装保护），以武力决胜负，武斗事件开始发生。
1967年12月17日和1967年12月25日，一派群众组织指挥500余名群众，先后两次冲进县武装部，共抢走各种步枪150多枝、冲锋枪15枝、机枪4挺、各种子弹2500多发、手榴弹30枚、炸药500公斤。
1969年3月15日，一派群众组织从策勒公社和县直机关共召集200多人，冲击县公安局看守所，冲击者不顾看守警察的劝阻和鸣枪示警，强行砸坏看守所的大门冲入看守所院内，砸开枪械库，共抢走步枪149枝、机枪3挺、冲锋枪5枝、各种子弹8000多发。
1969年3月19日，一派群众组织召集300多人，50匹马，手拿木棒和枪支，另一派群众组织召集30多名武装带枪人员和200多名群众，在策勒公社十三大队进行武斗，双方“交战”3个多小时，造成人员2死1伤。1969年3月23～24日上午，两派群众在恰哈发生武斗，结果造成4人死亡。
1969年5月11日，一派群众组织50多人，带机枪、步枪和手枪等武器，围攻策勒公社十五大队另一派群众组织据点，双方交火持续一天时间，造成人员1死2伤。
从1967年春到1969年冬，策勒县先后共发生大小武斗事件19起，共造成7人死亡，21人受伤。
1967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策勒县人民武装部对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管组。
1968年3～5月，全县5个公社和公社下属的大队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9年9月29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策勒县革命委员会，撤销人武部生产办公室。
1969年11月28日，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成立策勒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1970年4月，策勒县整党建党开始。至5月20日，经过整党重新登记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共1441名，占原党员总数1752名的82.2%，暂挂待看的有58名，吐故（清除）39名，受到各种处分的19名，纳新（吸收）105名。
1970年9月至1973年8月，策勒县在“革命大批判”运动中，先后经历了批判陈伯达反动的唯心论和先验论及反动的唯心史观，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即“批林整风运动”。县委共培训理论骨干182人，各公社共培训理论骨干855人，全县先后共召开批判大会43次，参加批判大会人数达6.6万人次。
1970年2月，策勒县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即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中，共挖出国民党党部15个，国民党大小区分部55个，定案拘留77人，其中逮捕法办35人，挖出历史反革命7人、现行反革命3人、投机倒把分子1人、坏分子15人；没收投机倒把现金、物资共206530元，清理出盗窃集体马34匹、牛64头、奶牛53头、骆驼70峰。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人员1875人，其中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73人、属敌我矛盾的49人、戴坏分子帽子的4人、暂挂待查的378人、有问题的741人；逮捕173人，开除公职40人，退职下放劳动7人，受党纪、政纪处理的42人。
1970年6月，策勒县共接收外来插队落户的大中专毕业生180名，分配到全县5个公社的11个大队“经风雨，见世面”，接再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0年10月，策勒县城镇、农村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共接收安置各类“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乡知青”5674名，他们中入党的34人，入团的317人，104人进入基层领导班子，2人进入县级领导班子。
1973年5～10月，策勒县先后“解放”各级领导干部共113名，其中县级干部4名，未解放有问题待查的10名，其中逮捕1名、调走1名。
1974～1975年9月，策勒县开展“平反复查”工作，共复查1837人，共复查各类案件1700件，全错全平共190人，部分错部分平39人，曾被揪斗而未定案处理14人，维持原结论106人，复查后性质上升6人，复查后性质下降11人，暂挂的20人，开除公职收回安置35人，退职下放收回安置4人，查明死因作善后处理35人，给予全部或部分平反的占91.5%。“文革”中，因逼供致死共15人，因打伤致死共64人，因批斗而导致非正常死亡共35人。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历经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1966年5月4～26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提出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并提出“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文化艺术界开始，揪斗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及其代表人物。
1966年5月22日，策勒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单位也相继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同时发出《关于贯彻地委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指示的通知》。中央《五一六通知》之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了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黑店的文章，在全国点起了严厉声讨所谓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反党集团的运动。
策勒县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从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批判开始，6月15日，县城机关、单位举行集会，严厉声讨“三家村”，愤怒向“三家村”黑店开火；6月16日，全县干部、职工、学生共1.2万余人隆重集会，声讨吴晗、邓拓、廖沫沙反党集团的罪行。之后，全县城乡纷纷集会，掀起了一个“讨伐文艺界代表人物”，声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群众运动。全县城乡共召开各种类型的群众声讨大会计118场，参加人数达32437人次，写声讨、批判文章计1119篇，出各种大小墙报、黑板报计518篇。为彻底割断黑线，捣毁黑店，挖出黑帮，适应运动发展的形势，自6月26日开始，县委同时在县文工团、文化馆、县一中、东方红公社，固拉哈玛公社、恰哈公社选点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内容的学习讨论。7月11日，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利用暑假开展“文化大革命”，表示一定要把策勒县文教界中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三条黑线”、“三个黑店”挖出来，巩固全县的无产阶级教育阵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全县中小学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批判教师，批判学校中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校中的“走资派”。
红卫兵组织兴起后，学校停课闹革命，三五名或十数名学生就可以随便组成一个红卫兵组织，号称“XX战斗队”、“XX造反司令部”、“XX战斗兵团”，打起红旗，走出学校，走向社会，打着“破四旧”的口号，闯入工厂、机关单位、农村，甚至一般人的家中或文化单位，没有任何约束地抄家、没收、毁灭古今中外的名贵书典和古画，甚至肆无忌惮地捣毁古建筑及名胜古迹，不少文物珍品被毁于一旦，全部冠以“封、资、修”、“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产物，甚至强迫女人剪掉长辫子，砸掉高跟鞋，不许穿紧身衣、鲜艳的衣服和裙子。
为了鼓励青少年学生积极投身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经风雨，见世面”，毛泽东从1966年8月1日至1967年11月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全国红卫兵“革命小将”，策勒县从全县中学生中组织了150名在校教师和学生乘车赴京进行“革命大串连”。
为了把“文革”洪流推向全国各行各业，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1966年11月下发了两个文件，即“工业十六条”和“农业十六条”，号召工业方面和广大农村同时进行“文化大革命”。由此，“文革”运动由文教界引入全国工业、农业及各行各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12月开始，全县各行业、各机关单位的群众组织应运而生，一时间，大字报、批判专栏布满城区机关、单位，人人口诛笔伐，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大字报、大标语打出了“炮轰县委”、“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各单位纷纷揪斗、批判本单位、本部门的“走资派”（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以种种理由制造借口，揪斗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和追随者，批判“政治扒手”、“修正主义的黑苗子”。有的群众组织把本单位的领导，揪送到县委，强烈要求罢去他们的官，开除其党籍，有的还要求逮捕；有的单位职工在县委进行静坐示威，要求外出进行“革命串连”活动，机关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县委无法进行正常工作。
1967年初，策勒县造反派组织开始全面夺权，经过前一段时间的“造反”，各单位和农村的群众组织，逐渐形成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组织。先后夺了县委及各公社党委的权。原来的领导统统“靠边站”，被造反派监督学习、劳动，接受批判，全县上下工作无人干，生产无人抓，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业瘫痪，到处只有造反声。
全面夺权后，各群众组织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围绕“权”的问题展开了生死的博斗，两派都表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造反行动”。一派批斗这个当权派，另一派则批斗其他当权派，一派抓这一帮“牛鬼蛇神”，另一派必然去抓别的“黑帮分子”，两派的“革命行动”都表现在批判当权派和揪斗“黑帮”、“牛鬼蛇神”上。策勒县仅1967年7月20日一天就揪出150多名“黑帮”，许多无辜群众和干部，突然就被定为“黑帮分子”，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牛鬼蛇神”，被揪斗、戴高帽（用各种颜色的纸糊起来戴在人头上）、画花脸、挂黑牌、挂砖块，进行游街示众，并强迫他们自己高喊污辱自己的口号，否则就被造反派们殴打、辱骂。被揪斗者游斗后还要接受造反派们的批判斗争，检查自己的“罪行”，甚至家人也跟着遭受污辱，参加“赔罪”。
1967年6月，策勒县群众组织在人民解放军“支左”（指支持革命左派）部队的介入协调下，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合并为两大派组织。但两派又相互攻击对方不是“革命左派”，真理在自己一方，为此形成相互对立，最后演变成相互“敌对”的阵势。开始采取大辩论“舌战”，随之发展为“文攻武卫”（指在以理服人的“舌战”下采取武装保护），以武力决胜负，武斗事件开始发生。
1967年12月17日和1967年12月25日，一派群众组织指挥500余名群众，先后两次冲进县武装部，共抢走各种步枪150多枝、冲锋枪15枝、机枪4挺、各种子弹2500多发、手榴弹30枚、炸药500公斤。
1969年3月15日，一派群众组织从策勒公社和县直机关共召集200多人，冲击县公安局看守所，冲击者不顾看守警察的劝阻和鸣枪示警，强行砸坏看守所的大门冲入看守所院内，砸开枪械库，共抢走步枪149枝、机枪3挺、冲锋枪5枝、各种子弹8000多发。
1969年3月19日，一派群众组织召集300多人，50匹马，手拿木棒和枪支，另一派群众组织召集30多名武装带枪人员和200多名群众，在策勒公社十三大队进行武斗，双方“交战”3个多小时，造成人员2死1伤。1969年3月23～24日上午，两派群众在恰哈发生武斗，结果造成4人死亡。
1969年5月11日，一派群众组织50多人，带机枪、步枪和手枪等武器，围攻策勒公社十五大队另一派群众组织据点，双方交火持续一天时间，造成人员1死2伤。
从1967年春到1969年冬，策勒县先后共发生大小武斗事件19起，共造成7人死亡，21人受伤。
1967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策勒县人民武装部对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管组。
1968年3～5月，全县5个公社和公社下属的大队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9年9月29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策勒县革命委员会，撤销人武部生产办公室。
1969年11月28日，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成立策勒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1970年4月，策勒县整党建党开始。至5月20日，经过整党重新登记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共1441名，占原党员总数1752名的82.2%，暂挂待看的有58名，吐故（清除）39名，受到各种处分的19名，纳新（吸收）105名。
1970年9月至1973年8月，策勒县在“革命大批判”运动中，先后经历了批判陈伯达反动的唯心论和先验论及反动的唯心史观，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即“批林整风运动”。县委共培训理论骨干182人，各公社共培训理论骨干855人，全县先后共召开批判大会43次，参加批判大会人数达6.6万人次。
1970年2月，策勒县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即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中，共挖出国民党党部15个，国民党大小区分部55个，定案拘留77人，其中逮捕法办35人，挖出历史反革命7人、现行反革命3人、投机倒把分子1人、坏分子15人；没收投机倒把现金、物资共206530元，清理出盗窃集体马34匹、牛64头、奶牛53头、骆驼70峰。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人员1875人，其中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73人、属敌我矛盾的49人、戴坏分子帽子的4人、暂挂待查的378人、有问题的741人；逮捕173人，开除公职40人，退职下放劳动7人，受党纪、政纪处理的42人。
1970年6月，策勒县共接收外来插队落户的大中专毕业生180名，分配到全县5个公社的11个大队“经风雨，见世面”，接再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0年10月，策勒县城镇、农村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共接收安置各类“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乡知青”5674名，他们中入党的34人，入团的317人，104人进入基层领导班子，2人进入县级领导班子。
1973年5～10月，策勒县先后“解放”各级领导干部共113名，其中县级干部4名，未解放有问题待查的10名，其中逮捕1名、调走1名。
1974～1975年9月，策勒县开展“平反复查”工作，共复查1837人，共复查各类案件1700件，全错全平共190人，部分错部分平39人，曾被揪斗而未定案处理14人，维持原结论106人，复查后性质上升6人，复查后性质下降11人，暂挂的20人，开除公职收回安置35人，退职下放收回安置4人，查明死因作善后处理35人，给予全部或部分平反的占91.5%。“文革”中，因逼供致死共15人，因打伤致死共64人，因批斗而导致非正常死亡共35人。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历经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