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1956年3月，中共和田地委任命徐成章任策勒县委书记。临行前，地委书记黄诚就当前策勒工作着重交待了三条。其中第二条是：“狠抓水利建设，改变那里的干旱面貌。”他到任后的第一个印象是县委一班人坚强团结，这使他增强了工作信心；第二印象是策勒县的确最缺水。所谓的策勒河，只不过是一条流量很不稳定的季节河。城乡居民枯水期吃水，一是到县委机关旁边的大涝坝畜饮人背早被树叶泡成茶色的污水；二是到河底石缝中一点一点往桶里舀，到冬天涝坝河底石缝里都没有水时，不是到涝坝打冰块化水，就是派人到四五千米外的公路大桥下打冰取水。由于缺水，策勒区（现在的策勒镇、策勒乡）90%的耕地只能种晚玉米，小麦各乡每4年才能轮种一次，且总面积超不过3000亩，因缺水，每年有约20%～30%的耕地种不上或有种无收。到夏洪暴发时，洪水又要破坏唯一且多年失修欠流，河床比两边街道还高的堤岸，冲房毁田泛滥成灾。为此，每年洪期城乡都要组织30%～40%的劳力，昼夜守堤。这里夏天防洪堵水，冬季争冰化水的情景给徐成章留下了深刻印象，严重的旱情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通过正常工作后积累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通过县水利组戴知言等人的普查水源，渐渐认识到修渠引水是解决缺水问题的正确途径。但在修建什么类型的渠，怎么修的问题上难以决策。这年下半年，地委召开会议，要求推广甘肃省的防渗经验，这要求解决了他的问题。1957年初，徐成章主持召开县委会议，决定在昆仑山谷的阿西河（也称策勒河上游）下游搞试验，建一条17千米长枯水期能把上游水引下来的干砌卵石渠道，命名为“先锋渠”，试验当年就成功了，策勒河公路大桥处，破天荒有了常流水。县委书记徐成章及时总结了这一试验的指导意义，要求有条件的社队都要搞。同时于1959年12月至1960年的2月20日，他在策勒县城乡成功地策划指挥了一场大搞干砌卵石渠道的“人民战争”，这一工程完成了1～5闸口，10.4千米的铺砌任务。从此，“东方红”公社（现在的策勒乡、策勒镇）的干旱矛盾得到了初步缓解，改变了策勒春季“只见石头不见水”的历史。
  心系解决策勒县干旱矛盾的徐成章，这时，又把目光投向全县主要小麦产区的固拉哈玛、达玛沟两社，他发现这两个公社主要靠冬多夏少的泉水灌溉。泉水冬多用不完，到处乱流且淹没麦田，冲毁房屋成为水害。一到夏天，小麦除反青水外，至多能浇一水，轮不到二水就到收割时节了，一年劳动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眼睁睁看着成片玉米、棉花干旱枯死，可就是无计可施。
  严重的旱情要求县委书记和他一班人，尽快拿出解决这两个公社干旱矛盾的良方。为解燃眉之急，除决定修“友谊一、二渠”和“幸福渠”外，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与戴知言等技术干部多次骑马进戈壁，去奴尔河谷全境反复查看，并受“先锋渠”修建经验的启发，引导一班人认真总结了近年来搞水利的成功经验，认为光靠冬闲办水利，已不适宜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必须走常年与农闲结合的路子，考虑再三，还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为好。按此思路，徐成章在一次县委会上提议：在奴尔河上游修一条10千米长，设计流量为5立方米/秒的小干砌渠道，把那里用不完的一股泉水和杏花水，通过“友谊一、二渠”引入两社灌区。县委同意了徐成章的提议。不久，奴尔河洪水再次冲走了拦水坝。一年一度的“眼看河水淌，就是引不上”的局面又出现了。奴尔的社员等水小了筑坝再引，可河水一大又被冲走。他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的苦熬，毫无他法。
  已掌握的水文资料清楚地表明，奴尔河洪水量约2亿立方米左右，而现有的利用率只有2百万立方米，约占其洪水总量的1%，99%的洪水在浩瀚的戈壁上白白流失了，为给科学决策，制定正确的方案提供安全引水依据，徐成章指示以县委名义下文，于1960年6月在博浪台（疾风驹之意）村，设立临时水文观测站，并立即投入运行，观测记载水文数据。
  徐成章深知县委书记官不大，责任不小。这责任促使他遇事要比别的分管某一项工作的县委委员要多操心，做到深谋远虑，万无一失。固拉哈玛、达玛沟两乡的严重缺水现实，勾起了他对曾为解决策勒干旱问题的一些设想的追忆；
  当初的背景是策勒河水洪水达到16个流量不够用，超过此限就失控成害，原想修“幸福渠”向固哈拉玛公社调策勒河多余洪水，没想到“先锋渠”一通水，没等支渠配套完成就没有多余的洪水可调了，辛苦修成的“幸福渠”随之废弃。有鉴于此，别的几项工程都因种种原因放弃了，抱很大希望的小干砌渠也很令人失望，想到了这里，思想豁然开窍了，干砌渠道不变，只是小变大，引奴尔河一半洪水下山，引入固、达两社，可再一细想，困难很多，下了的决心又放弃，放弃了又不甘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脑海中翻腾。
  是的，想把奴尔河的洪水引到两社灌区，谈何容易！可从长远着想，这一工程能较好的解决两社的干旱问题，同时奴尔公社用水也方便，看来困难再多苦再大也应上马。但不知各位委员有何看法和打算？就在他举棋不定之时，常委之一的副县长朱继贵，一天上午来到书记的办公室。“老朱啊，你来的正好，我准备去找你商量从根本上解决两社干旱问题的办法”徐书记说：“我有什么好法子，无非是把时间放长些，改小干砌为大干砌，引奴尔河的一半洪水到两社，问题就解决了”。朱继贵听了书记的话很投他意，就喜形于色地说：“我也有个想法，就是你说的，时间放长些的问题，看来是问题的症结。咱用他八年抗战时间，再不够加上三年解放战争的时间，总该够吧？！苦是肯定苦的，再苦总比战争年代好多了。咱们还是应该拿出当年打仗时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朱继贵继续说：“咱们已有了这几年搞水利的成功经验，有战天斗地的英雄人民，有上级党的支持。只要咱们有决心，多花点时间，只要能从根本上解决两社的干旱问题，就值得。据我了解，其他同志也有这个想法，就看你书记的决心了。”徐成章书记此时的态度是：“有同志们的支持，我也有这个决心，不过扩渠引水是技术性很强的复杂问题，待我与戴知言他们商议后再定为好。”
  这位县委书记对戴知言的印象是：为人较明智、诚实可信、能宽厚待人、尊贤重士。为此，招来不少非议。他要求技术干部“工作要精益求精，用语要准确，数据哪怕是0.01个百分点也不能错。”书记本人讲道理，从不骂人，有时发火了，至多用强硬语调说声“你这个人”。讲话不带污言脏语，谈工作总用商量口气，从不用命令口吻。
  县委书记带着“再难再苦也要上马”这个决心，于1964年11月间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奴尔河引洪工程问题。恰在这时候，县委收到了县水利科“关于停建小干砌渠道，改建大干砌渠道的建议的报告”。与会党委们和列席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个问题，都热烈发言各述其见。最终形成的共识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搞成引水工程绝不罢休”。据徐成章1998年7月的回忆：“会议确定的建渠原则是“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上级和各方面的外援为辅。”口号是“以愚公移山精神，战斗姿态，迎着困难上，修渠引洪造福子孙。”会议还接受了《和田报》记者的建议，正式确定改“奴尔河引洪工程”为“战斗渠”，并正式在《和田报》上对外启用。
  “战斗渠”的修建，得到了上级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30年来省部级的正职领导干部有7位（次）、副职有2位（次），地厅级正职有3位（次）、副职有3位（次）积极支持，先后到策勒视察修渠工程进展情况。当他们亲眼看到策勒人民在极为艰苦严厉的环境中不计报酬，顶烈日、抗严寒，还要忍饥挨饿与饥渴作斗争的场面，感动得赞口不绝。并以现场办公的形式，作出具体决定，为工程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自治区接连有两位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司马义·艾买提和国家水利部长钱正英及自治区水利厅厅长吾买尔等领导视察战斗渠工地时，就先后拍板一次解决过两部“解放”和五部“东风”汽车，资金多笔，地区党政领导在有关会议和工地上，为“战斗渠”解决的实际问题就多得数不清了。地委的喉舌《和田报》，更是竭力支持，常派记者不断进行系列采访报导工程进展情况和宣传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编辑陈家旺，写了一篇题为“新愚公移山”的报告文学，用一整版篇幅，刊登在《和田报》上，并配有随父母生活在工地的两个幼儿图片；记者陈禹皋、庄浪等发表的“树立征服戈壁的雄心壮志，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一系列文章图片，极大地鼓舞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支持了“战斗渠”的修建。县供销社抽出了全县仅有的一辆“老解放”牌汽车，由王文堂师傅驾驶，常年为水利团拉水、送粮，搞服务。
  当然，在工程建设中也有持相反态度的。有的身居要职，不仅不支持，而且把修“战斗渠”说成是“刮共产风”，是“过火行为，应批判应停建”；还有个别人说“战斗渠”的精神可嘉，节奏不可取……然而，当年地委、专署的主要领导及地区水利局等有关部门对修建战斗渠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高度评价。地委书记黄诚和专员奴尔由夫明确指出“……策勒县‘战斗渠’要坚决进行下去……”
  曾记得在讨论“战斗渠”引洪工程上马与否的县委会议上，有人强调困难多得难以承受，但是有人引用了毛主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词，堵住了怕困难人的口。也有人提出两社泉水是奴尔河的渗水，将洪水从地面上直接引入农田，泉水有可能减少，甚至枯竭，后果不堪设想。徐成章听了这些话，感到这既是个技术问题，同时又是个政治问题，值得再三深思和反复推敲，绝不能盲目从事，作出违背自然规律和劳民伤财的傻事。就此问题他多次与水利人员探讨，戴知言给他算了一笔很有说服力的账：奴尔河洪水年径流量保守地讲约为1.7亿立方米，引9千万立方米占总流量53%，仍有一半近1千万立方米渗入地下。况且泉水主要靠后山雪渗漏而成。引洪威胁泉水的说法不能成立。取得共识后，书记用具体数据说服了持怀疑态度的同志。至此，为形成工程上马决策扫清了思想障碍，排除了阻力。然而施工到1976年末，完成58千米干砌渠道后，由于进入20多千米长的沙丘地带，石料没来源，资金缺乏，工程被迫停止。而后经过4年的积蓄，再次开始请求复工续建。直到1980年底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行文批准复工续建。又过了4年，（另据资料记载：前后17年间有三次因种种原因停工，时间共长达10个多月）到1985年4月复工续建，由国家负责出资运石头、沙石料和水泥，县上出劳力。这一历史事实表明：“战斗渠”的修建始末，虽然时空跨越了30个年头，但实际耗时，只有21年零2个月，然而这绝不是他们不愿快见成效，甘愿拖长时间苦熬受累，不了解策勒干旱缺水历史的人，很难懂得长达21年零2个月与多了或少了近9年时间，所意味的真实意义。
  当年徐成章带领一班人团结奋斗修建“战斗渠”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徐成章坦诚地说：修“战斗渠”和修“先锋渠”一样，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或捞取什么政治资本，完全是想为老百姓多做点实事、好事，也算完成地委当年交给我们县委“改变那里的干旱面貌”的使命吧。
  徐成章为不辱使命，只要上水利工地都尽职尽责。从不走马观花。当年修先锋干渠，在测量放线地段，挖渠运土的地方，装卸石料的戈壁，土铁路上，铺砌石头的堤坝渠底乃至工地上的临时托儿所，食堂……都能时常见到他的身影，哪里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他就出现在哪里。在引洪工程“战斗渠”，他不是在行驶中的“卡斯69”的驾驶室里与戴知言谈问题、听汇报，就是在行走中的小马车里商议技术问题，要不就是同翻译到工地看望社员，慰问伤病员。
  “战斗渠”修建的过程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在工程红红火火的时候，1967年2月的一天，徐成章是在“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从县城专程到了工地，一锤定音，确定了永久性渠道的位置。3月以后浇铸渠首竖井期间，他又以县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副主任身份，先后两次到工地视察。4月18日，山洪突发，搏浪台木制闸口以下20千米处，有500米渠堤被冲毁，工地水泥库房受到严重威胁；5月上旬，渠首工地在紧张施工，突然120个流量的洪水呼啸而来，渠首工地受到山洪骤袭，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这两次都是他和县武装部长闻讯后，日夜兼程，赶往工地坐阵指挥抢险。
  徐成章离任后，以陆伯香、管立志等为书记的中共策勒县委领导，继续对“战斗渠”的续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斗渠”是和田水利史上耀眼的一页。它的建设壮举虽从历史的长卷中翻过去了，但其亮丽的形态与引洪的作用与巍巍昆仑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