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罗布泊的位置之争始于120年之前，于1900～1901年赫定探察罗布荒原后，有了明确的界说。为不与笔者另一论文《世纪之谜》重复，故本文不拟评述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论争史。笔者在此所作的新探讨，当然都是来自对百年罗布泊探险考察史的研究，并以自己多年的调查作为参证。
199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地理学家奚国金提交了题为《罗布泊迁移的历史过程及其新发现》的论文。此文发表在《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的“学术争鸣”栏，至今未见其他同研究方向的“争鸣”论文刊出。这是奚氏系列论文中最新，也是带有总结性的一篇。1981年，奚氏以《罗布泊迁移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湖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①的论文，取得硕士学位，并继续完成了《孔雀海历史地理考证》②、《罗布泊卫星影像地理特征的研究》③等论文。阐述了罗布泊是个典型的游移湖的观点，并就游移的规律作了探讨。
罗布泊的“从未游移”说的立论根据之一，是认为从罗布地区的卫星影像上可以看到一个“大耳轮”，那就是罗布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步干缩的湖岸线的痕迹。奚氏在《罗布泊卫星影像地理特征的研究》中，首先论证了“大耳轮”根本不可能有几千甚至几万年那样长的历史④。——这是显而易见的，以罗布荒原那样的强烈风蚀地区，什么样的“湖岸”能经历那样长久的时候，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呢？进而奚氏论证了罗布泊的特点就是游移，而且罗布泊始终是塔里木河的终端湖，列出了八个不同位置的罗布泊：“楼兰罗布泊”、“屯城罗布泊”、“英苏——阿拉干罗布泊”、“喀拉库顺”、“罗布泊时期”、“台特马湖”、“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罗布泊”、“大西海子”。他认为，罗布泊不但在游移，而且游移周期越来越短。
认真读过奚国金的系列论文，我以为罗布泊是否游移的问题已没有再争论的余地。其实，欧洲地理学界在赫定第二次考察罗布泊后，就认识到，否定“游移湖”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赫定在1900～1901年间对罗布荒原做了广泛、科学（以他那个时代而言）的大地勘测，用上万个数据证实，在平坦的罗布荒原上，确实存在着南、北两个洼地——湖盆。甚至已用等高线标出了湖盆的位置。除非再做一次新的、更精确的测量，才有可能推翻成说。可以说，《罗布泊探秘》经过九十多年的考验，仍有难以替代的价值，其原因也正在于此。遗憾的是，包括奚国金在内的持论双方，都没有从这本书中取证！而“从未游移”说的另外几个论点，大都是常识范围的讨论了。比方说，提出据测量喀拉库顺洼地的海拔高于罗布洼地，这样“移”就不可能发生，因为罗布洼地的水流不到喀拉库顺洼地中去。此说乍一听似颇有理，但一琢磨根本就无法成立。先不说喀拉库顺地势较高，有很大程度是因为在它不停地为含沙量极大的塔里木河沉积物充填、垫高时，罗布洼地正经受着无比酷烈的风蚀，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加深，这种高低之差，很可能与哪一个更“年轻”有关——其实这本是赫定提出的罗布泊游移的原因；再说从来没有人会认为湖水在喀拉库顺、罗布两个洼地之间的游移，是洼地间自发进行的。塔里木河的终端湖从罗布泊变为喀拉库顺或反之，始终是河流的因素在起决定作用。再比如说，认为喀拉库顺和罗布两个湖盆都在“大耳轮”范围之内，就只有干缩，没有游移。但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大耳轮”是古罗布海的遗迹，那必是罗布泊地区有人类定居之前很久远的事了，而人类在罗布泊定居以来——有历史记载以来——塔里木河的终端湖确曾分处罗布和喀拉库顺两个湖盆，而这两个湖盆相距又有纬度一度之差，那它不叫游移（或迁移）该叫什么呢？如果对什么叫“游移”（或迁移）的理解都是相同的，对罗布泊是否游移本就不该有分歧。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只想试着探讨一下罗布泊游移的原因。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谈到罗布泊是否游移者，都只涉及塔里木河。而在我看来，罗布泊的游移，并不仅仅取决于塔里木河，而恰恰相反，也取决于——更关键的在于——孔雀河。
目前已知最早、最详尽的有关罗布泊水文情况的记载，出自郦道原《水经注》卷二。对《水经注》的成书过程一直有争议，但其取材的下限，不会迟于北魏的孝昌三年（527），因为不论是经还是注，总成者郦道原被害于本年。如果说《水经注》所载是2～5世纪的情况，那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据《水经注》卷二，有三条河汇注于罗布泊，一条是且末河，一条是南河，一条是注滨河。且末河，今又称车尔臣河。是源头离罗布泊最近的一条河，古今变迁不大，径流量远不能与塔里木河或孔雀河相比。南河，一般认为是塔里木河。注滨河，冯承钧说即“今库鲁克河”①，而此库鲁克河实又是孔雀河的下游河段之一。实地考察也可以证实，从古至今，三河竟注罗布泊的格局基本保持到罗布泊消失。
这三条河中，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塔里木河对罗布荒原水文情况的影响。这大致不错。但在论及罗布泊游移时从未有将孔雀河影响考虑在内的，这就使结论的产生出现了偏颇。
孔雀河不是一个完整的称呼，它只是“半条河”。发源于天山中段的开都河在巴音布鲁克汇聚了丰富的泉水①，流出大小山口，流经焉耆平原，汇入博斯腾湖。而孔雀河是以博斯腾湖为源头，流经铁门关、塔什店、尉犁垦区，最终以罗布泊为归宿的。所以说，孔雀河与开都河本是一条由博斯腾湖为调节器的河流。而且，罗布荒原的库鲁克河（干河）、库姆河（沙河），都是孔雀河的下游河段，尽管有时塔里木河某些支流的河水也会涌入其中。樊自立《历史时期罗布泊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②一文，披露了上述几条河的年平均径流量。当然，这个数据是本世纪70年代测得的，但仍有比拟参考价值。它们具体是：
塔里木河（阿拉尔水文站） 49.7亿立方米
开都河（多年平均径流量） 35亿立方米
孔雀河（铁门关水文站） 11.5亿立方米
车尔臣河（多年平均径流量） 6.3亿立方米
应该说明的是，塔里木河的流量损失极巨，到卡拉水文站，流量只有9.5亿立方米。这当然是中游开发农垦所致。我们只有取阿拉尔的数值，才能做比较。孔雀河也是同样。上述流量只是相对准确的。
从流量就可以看出，车尔臣河不具备影响区域面貌的实力。从流程分析，孔雀河的那点流量也很难左右罗布泊的游移。但是如果换一种计算方式，把孔雀河看成包括开都河在内的完整水系，就会得出开都河流量应小于孔雀河流量+博斯腾湖年蒸发量的结果。这样一来，如果没有拦腰横生的博斯腾湖，开都河——孔雀河的流量、流程必然会是另一种迥不相同的情况了。在参加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工作的苏联学者库兹涅佐夫、穆尔札也夫合著的论文《博斯腾湖及其将来》①中，将本世纪50年代博斯腾湖的年蒸发量估算为1.5立方公里，而70年代，这个数字肯定要小得多。我们可以暂把孔雀河直接与开都河衔接（不流入博斯腾湖）时的年均径流量估算为40亿立方米。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这样，孔雀河与塔里木河的年平均径流量大致相称。那么问题是，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孔雀河直接与开都河衔接，不流入博斯腾湖这种情况呢？据我们研究，答案是肯定的。
据《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所载论文，罗布泊是形成于上新世的古老湖泊，楼兰地区的水上三角洲有两三万年的历史②。但博斯腾湖则年轻得多。苏联工程师季达在研究过1957年的湖底淤泥钻探岩芯后，提出博斯腾湖的湖龄仅4000年③。换句话说，当楼兰民族定居于罗布泊畔时，博斯腾湖刚聚水成型。而罗布泊雄踞塔里木地区达几万年之久的一个时期内，还根本不存在博斯腾湖。据历史文献，罗布泊作为西域巨泽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博斯腾湖虽已知名，但只是一个沼泽。所以，《水经注》称它为“敦薨之薮”、“敦薨之渚”、“敦薨之浦”。所谓“薮”，就是“水浅草茂的泽池”（从《辞源》说）。而《说文解字》分别释“渚”为“小洲”；“浦”为“濒也”，而濒即“水涯”。在《水经注》成书前后，它还不是个湖泊。在4000年前，开都河与孔雀河本就是一条首尾相贯的大河，它们并未以博斯腾湖为归宿或源头。即便在博斯腾湖形成的4000年期间，它也有很长的时期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比如在上个世纪末罗布罗夫斯基、科兹洛夫来此考察时，开都河并不通过博斯腾湖与孔雀河衔接①，虽然开都河有一条左支流流向博斯腾湖，但看来在此以前的绝大多数时间是经过右支流直接流向孔雀河的。50年代，新疆水利厅曾在孔雀河的铁门关河段做过钻探，却发现这儿的河床竟有8米厚的疏松石质②，“初看起来，这种现象是使人奇怪的，因为孔雀河是从湖沼（指博斯腾湖）流出的，它不能带出这么多的卵石和碎砾石”。合理的解释只能有一个，即在历史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孔雀河并不像现在那样，是从博斯腾湖流出来的，因此，它才可能从天山峡谷带出那么多的砾石。换句话说，在罗布泊形成后的大多数年代里，孔雀河的年径流量是大致与塔里木河相称的，有足够左右罗布泊游移的实力。
我们对博斯腾湖的历史了解并不充分。据目前所知，对它的比较准确的测量，是清嘉庆时徐松经实地考察后做出的。《西域水道记》卷二记录了博斯腾湖的面积和方位：“长二百四十里，广四十里。极四十二度又八分，西自二十八度三十分至二十九度五十九分。”这时的博湖似乎进入了全盛时期，已是个几千平方公里的大湖。到本世纪50年代，博湖湖水面积为980平方公里，加上沼泽，共1400平方公里。由于它的绝对深度达16米，而赫定所测喀拉库顺最深处才两三米，所以博湖的容积大得惊人，总容量达10立方公里！从19世纪开始，博湖已以西域巨泽的面目出现，而就在同时，罗布泊正处在走向干涸的过程中。这是个巧合吗？
这样，就有了基本事实：博湖比罗布泊年轻，在它形成以前很长时间内，开都河并不以它为终端湖，在它形成后也不总是以它为终端湖，而是直接通过孔雀河注入罗布泊。而罗布泊的游移不可能不受到这个事实的影响。这里我并不想贬低塔里木河对罗布泊的影响，但这一点此前已谈得十分充分，所以才尽量强调了还可能存在的另一种情况。我在《荒漠独行》中把塔里木河与孔雀河比作楼兰文明的父亲和母亲，其实，它们也是罗布泊的父亲和母亲。就好比原来父母都宠爱独生子——罗布泊，但是当母亲又生下了小儿子——博斯腾湖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这，便是罗布泊游移的内在动因。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一切比喻都是不完善的。但的确是通过这样的原因，才使相隔千里的博斯腾湖起了牵动罗布泊在罗布荒原上游移的作用。
似乎极少有将罗布泊与博斯腾湖进行比较或做综合研究者。但这一比较与研究确属必要。
1984年、1986年，我曾数次前往博斯腾湖考察。1984年7月在博湖的西泵站，我注意到，一望无际的湖岸上，就像镶了一条银边。那是一层死螺蛳的壳。但在下湖游泳时，发现湖里就没有螺蛳生长。——也许芦苇茂密的小湖区有。我带了一些螺壳回到北京。经鉴定，那是两种现生种（即并未灭绝的生物），一种叫耳萝卜螺（Radixaoricularia），一种叫静水锥实螺（Lymnaeastaymalis）。从生活习性上看，它们都繁衍在淡水沼泽地。想必当博湖处在“薮”、“渚”、“浦”时期，正是它们的天下。而并非巧合的是，罗布荒原上，死螺壳就像枯树叶一样，扫也扫不干净。在罗布荒原赶路的探险家们都提到过走在螺壳上，就像走在盐碱壳上的那种感受。早在1900年——也许是1896年——赫定就注意到罗布湖盆到处是死螺壳。《罗布泊探秘》的图版PL28①就是整版的螺壳标本，并注明分属耳萝卜螺和静水锥实螺。夏训诚、樊自立《关于罗布泊是否游移的问题》②，也一再提到这两种螺蛳壳，该文所附“照片5”就是“喀拉和顺湖滨淡水螺壳”。我自己也曾在阿不旦附近的干河床和喀拉库顺的干湖盆捡拾到如沙中珍珠般的螺壳。在我到过的塔里木河的阿拉尔、齐满、东河滩、卡拉、大西海子等处，从没见过任何一种野生的螺蛳。在阿拉干附近的塔里木河干河床也见不到。可以推想，塔里木河即便有，也会相当少见。而那个博湖的西泵站，就是现在的孔雀河的源头。博斯腾湖和罗布泊的确存在着特殊的联系。
诚然，关于罗布泊与博斯腾湖，我们的了解还相当肤浅。以上的论证，也只是“一家之言”。就这个观点来说，它还需要反复推敲、需要进一步做调查和研究。有关前人的探险报告，我们所知相当有限，也远没有到足以就罗布泊的游移原因做结论的时候。笔者之所以以其抛砖引玉，是切实感受到了解决这一疑案的迫切性。
《山海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敦薨与敦煌，读音非常接近，它们想必应该有某种联系。如众所周知，敦薨之水，就是开都河——孔雀河；泑泽是指罗布泊。在《山海经》成书的先秦时期，人们已知道孔雀河与罗布泊的关系。而我们在这里所作的，不过是在肯定罗布泊是典型的游移湖的前提下，去探寻游移的原因或规律；不过是把过去集中的注意力从塔里木河，分一部分给孔雀河而已。如果将来能证实，这一努力至少在方向上没有大错，那对笔者就是莫大的快慰。
199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地理学家奚国金提交了题为《罗布泊迁移的历史过程及其新发现》的论文。此文发表在《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的“学术争鸣”栏，至今未见其他同研究方向的“争鸣”论文刊出。这是奚氏系列论文中最新，也是带有总结性的一篇。1981年，奚氏以《罗布泊迁移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湖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①的论文，取得硕士学位，并继续完成了《孔雀海历史地理考证》②、《罗布泊卫星影像地理特征的研究》③等论文。阐述了罗布泊是个典型的游移湖的观点，并就游移的规律作了探讨。
罗布泊的“从未游移”说的立论根据之一，是认为从罗布地区的卫星影像上可以看到一个“大耳轮”，那就是罗布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步干缩的湖岸线的痕迹。奚氏在《罗布泊卫星影像地理特征的研究》中，首先论证了“大耳轮”根本不可能有几千甚至几万年那样长的历史④。——这是显而易见的，以罗布荒原那样的强烈风蚀地区，什么样的“湖岸”能经历那样长久的时候，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呢？进而奚氏论证了罗布泊的特点就是游移，而且罗布泊始终是塔里木河的终端湖，列出了八个不同位置的罗布泊：“楼兰罗布泊”、“屯城罗布泊”、“英苏——阿拉干罗布泊”、“喀拉库顺”、“罗布泊时期”、“台特马湖”、“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罗布泊”、“大西海子”。他认为，罗布泊不但在游移，而且游移周期越来越短。
认真读过奚国金的系列论文，我以为罗布泊是否游移的问题已没有再争论的余地。其实，欧洲地理学界在赫定第二次考察罗布泊后，就认识到，否定“游移湖”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赫定在1900～1901年间对罗布荒原做了广泛、科学（以他那个时代而言）的大地勘测，用上万个数据证实，在平坦的罗布荒原上，确实存在着南、北两个洼地——湖盆。甚至已用等高线标出了湖盆的位置。除非再做一次新的、更精确的测量，才有可能推翻成说。可以说，《罗布泊探秘》经过九十多年的考验，仍有难以替代的价值，其原因也正在于此。遗憾的是，包括奚国金在内的持论双方，都没有从这本书中取证！而“从未游移”说的另外几个论点，大都是常识范围的讨论了。比方说，提出据测量喀拉库顺洼地的海拔高于罗布洼地，这样“移”就不可能发生，因为罗布洼地的水流不到喀拉库顺洼地中去。此说乍一听似颇有理，但一琢磨根本就无法成立。先不说喀拉库顺地势较高，有很大程度是因为在它不停地为含沙量极大的塔里木河沉积物充填、垫高时，罗布洼地正经受着无比酷烈的风蚀，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加深，这种高低之差，很可能与哪一个更“年轻”有关——其实这本是赫定提出的罗布泊游移的原因；再说从来没有人会认为湖水在喀拉库顺、罗布两个洼地之间的游移，是洼地间自发进行的。塔里木河的终端湖从罗布泊变为喀拉库顺或反之，始终是河流的因素在起决定作用。再比如说，认为喀拉库顺和罗布两个湖盆都在“大耳轮”范围之内，就只有干缩，没有游移。但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大耳轮”是古罗布海的遗迹，那必是罗布泊地区有人类定居之前很久远的事了，而人类在罗布泊定居以来——有历史记载以来——塔里木河的终端湖确曾分处罗布和喀拉库顺两个湖盆，而这两个湖盆相距又有纬度一度之差，那它不叫游移（或迁移）该叫什么呢？如果对什么叫“游移”（或迁移）的理解都是相同的，对罗布泊是否游移本就不该有分歧。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只想试着探讨一下罗布泊游移的原因。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谈到罗布泊是否游移者，都只涉及塔里木河。而在我看来，罗布泊的游移，并不仅仅取决于塔里木河，而恰恰相反，也取决于——更关键的在于——孔雀河。
目前已知最早、最详尽的有关罗布泊水文情况的记载，出自郦道原《水经注》卷二。对《水经注》的成书过程一直有争议，但其取材的下限，不会迟于北魏的孝昌三年（527），因为不论是经还是注，总成者郦道原被害于本年。如果说《水经注》所载是2～5世纪的情况，那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据《水经注》卷二，有三条河汇注于罗布泊，一条是且末河，一条是南河，一条是注滨河。且末河，今又称车尔臣河。是源头离罗布泊最近的一条河，古今变迁不大，径流量远不能与塔里木河或孔雀河相比。南河，一般认为是塔里木河。注滨河，冯承钧说即“今库鲁克河”①，而此库鲁克河实又是孔雀河的下游河段之一。实地考察也可以证实，从古至今，三河竟注罗布泊的格局基本保持到罗布泊消失。
这三条河中，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塔里木河对罗布荒原水文情况的影响。这大致不错。但在论及罗布泊游移时从未有将孔雀河影响考虑在内的，这就使结论的产生出现了偏颇。
孔雀河不是一个完整的称呼，它只是“半条河”。发源于天山中段的开都河在巴音布鲁克汇聚了丰富的泉水①，流出大小山口，流经焉耆平原，汇入博斯腾湖。而孔雀河是以博斯腾湖为源头，流经铁门关、塔什店、尉犁垦区，最终以罗布泊为归宿的。所以说，孔雀河与开都河本是一条由博斯腾湖为调节器的河流。而且，罗布荒原的库鲁克河（干河）、库姆河（沙河），都是孔雀河的下游河段，尽管有时塔里木河某些支流的河水也会涌入其中。樊自立《历史时期罗布泊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②一文，披露了上述几条河的年平均径流量。当然，这个数据是本世纪70年代测得的，但仍有比拟参考价值。它们具体是：
塔里木河（阿拉尔水文站） 49.7亿立方米
开都河（多年平均径流量） 35亿立方米
孔雀河（铁门关水文站） 11.5亿立方米
车尔臣河（多年平均径流量） 6.3亿立方米
应该说明的是，塔里木河的流量损失极巨，到卡拉水文站，流量只有9.5亿立方米。这当然是中游开发农垦所致。我们只有取阿拉尔的数值，才能做比较。孔雀河也是同样。上述流量只是相对准确的。
从流量就可以看出，车尔臣河不具备影响区域面貌的实力。从流程分析，孔雀河的那点流量也很难左右罗布泊的游移。但是如果换一种计算方式，把孔雀河看成包括开都河在内的完整水系，就会得出开都河流量应小于孔雀河流量+博斯腾湖年蒸发量的结果。这样一来，如果没有拦腰横生的博斯腾湖，开都河——孔雀河的流量、流程必然会是另一种迥不相同的情况了。在参加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工作的苏联学者库兹涅佐夫、穆尔札也夫合著的论文《博斯腾湖及其将来》①中，将本世纪50年代博斯腾湖的年蒸发量估算为1.5立方公里，而70年代，这个数字肯定要小得多。我们可以暂把孔雀河直接与开都河衔接（不流入博斯腾湖）时的年均径流量估算为40亿立方米。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这样，孔雀河与塔里木河的年平均径流量大致相称。那么问题是，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孔雀河直接与开都河衔接，不流入博斯腾湖这种情况呢？据我们研究，答案是肯定的。
据《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所载论文，罗布泊是形成于上新世的古老湖泊，楼兰地区的水上三角洲有两三万年的历史②。但博斯腾湖则年轻得多。苏联工程师季达在研究过1957年的湖底淤泥钻探岩芯后，提出博斯腾湖的湖龄仅4000年③。换句话说，当楼兰民族定居于罗布泊畔时，博斯腾湖刚聚水成型。而罗布泊雄踞塔里木地区达几万年之久的一个时期内，还根本不存在博斯腾湖。据历史文献，罗布泊作为西域巨泽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博斯腾湖虽已知名，但只是一个沼泽。所以，《水经注》称它为“敦薨之薮”、“敦薨之渚”、“敦薨之浦”。所谓“薮”，就是“水浅草茂的泽池”（从《辞源》说）。而《说文解字》分别释“渚”为“小洲”；“浦”为“濒也”，而濒即“水涯”。在《水经注》成书前后，它还不是个湖泊。在4000年前，开都河与孔雀河本就是一条首尾相贯的大河，它们并未以博斯腾湖为归宿或源头。即便在博斯腾湖形成的4000年期间，它也有很长的时期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比如在上个世纪末罗布罗夫斯基、科兹洛夫来此考察时，开都河并不通过博斯腾湖与孔雀河衔接①，虽然开都河有一条左支流流向博斯腾湖，但看来在此以前的绝大多数时间是经过右支流直接流向孔雀河的。50年代，新疆水利厅曾在孔雀河的铁门关河段做过钻探，却发现这儿的河床竟有8米厚的疏松石质②，“初看起来，这种现象是使人奇怪的，因为孔雀河是从湖沼（指博斯腾湖）流出的，它不能带出这么多的卵石和碎砾石”。合理的解释只能有一个，即在历史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孔雀河并不像现在那样，是从博斯腾湖流出来的，因此，它才可能从天山峡谷带出那么多的砾石。换句话说，在罗布泊形成后的大多数年代里，孔雀河的年径流量是大致与塔里木河相称的，有足够左右罗布泊游移的实力。
我们对博斯腾湖的历史了解并不充分。据目前所知，对它的比较准确的测量，是清嘉庆时徐松经实地考察后做出的。《西域水道记》卷二记录了博斯腾湖的面积和方位：“长二百四十里，广四十里。极四十二度又八分，西自二十八度三十分至二十九度五十九分。”这时的博湖似乎进入了全盛时期，已是个几千平方公里的大湖。到本世纪50年代，博湖湖水面积为980平方公里，加上沼泽，共1400平方公里。由于它的绝对深度达16米，而赫定所测喀拉库顺最深处才两三米，所以博湖的容积大得惊人，总容量达10立方公里！从19世纪开始，博湖已以西域巨泽的面目出现，而就在同时，罗布泊正处在走向干涸的过程中。这是个巧合吗？
这样，就有了基本事实：博湖比罗布泊年轻，在它形成以前很长时间内，开都河并不以它为终端湖，在它形成后也不总是以它为终端湖，而是直接通过孔雀河注入罗布泊。而罗布泊的游移不可能不受到这个事实的影响。这里我并不想贬低塔里木河对罗布泊的影响，但这一点此前已谈得十分充分，所以才尽量强调了还可能存在的另一种情况。我在《荒漠独行》中把塔里木河与孔雀河比作楼兰文明的父亲和母亲，其实，它们也是罗布泊的父亲和母亲。就好比原来父母都宠爱独生子——罗布泊，但是当母亲又生下了小儿子——博斯腾湖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这，便是罗布泊游移的内在动因。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一切比喻都是不完善的。但的确是通过这样的原因，才使相隔千里的博斯腾湖起了牵动罗布泊在罗布荒原上游移的作用。
似乎极少有将罗布泊与博斯腾湖进行比较或做综合研究者。但这一比较与研究确属必要。
1984年、1986年，我曾数次前往博斯腾湖考察。1984年7月在博湖的西泵站，我注意到，一望无际的湖岸上，就像镶了一条银边。那是一层死螺蛳的壳。但在下湖游泳时，发现湖里就没有螺蛳生长。——也许芦苇茂密的小湖区有。我带了一些螺壳回到北京。经鉴定，那是两种现生种（即并未灭绝的生物），一种叫耳萝卜螺（Radixaoricularia），一种叫静水锥实螺（Lymnaeastaymalis）。从生活习性上看，它们都繁衍在淡水沼泽地。想必当博湖处在“薮”、“渚”、“浦”时期，正是它们的天下。而并非巧合的是，罗布荒原上，死螺壳就像枯树叶一样，扫也扫不干净。在罗布荒原赶路的探险家们都提到过走在螺壳上，就像走在盐碱壳上的那种感受。早在1900年——也许是1896年——赫定就注意到罗布湖盆到处是死螺壳。《罗布泊探秘》的图版PL28①就是整版的螺壳标本，并注明分属耳萝卜螺和静水锥实螺。夏训诚、樊自立《关于罗布泊是否游移的问题》②，也一再提到这两种螺蛳壳，该文所附“照片5”就是“喀拉和顺湖滨淡水螺壳”。我自己也曾在阿不旦附近的干河床和喀拉库顺的干湖盆捡拾到如沙中珍珠般的螺壳。在我到过的塔里木河的阿拉尔、齐满、东河滩、卡拉、大西海子等处，从没见过任何一种野生的螺蛳。在阿拉干附近的塔里木河干河床也见不到。可以推想，塔里木河即便有，也会相当少见。而那个博湖的西泵站，就是现在的孔雀河的源头。博斯腾湖和罗布泊的确存在着特殊的联系。
诚然，关于罗布泊与博斯腾湖，我们的了解还相当肤浅。以上的论证，也只是“一家之言”。就这个观点来说，它还需要反复推敲、需要进一步做调查和研究。有关前人的探险报告，我们所知相当有限，也远没有到足以就罗布泊的游移原因做结论的时候。笔者之所以以其抛砖引玉，是切实感受到了解决这一疑案的迫切性。
《山海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敦薨与敦煌，读音非常接近，它们想必应该有某种联系。如众所周知，敦薨之水，就是开都河——孔雀河；泑泽是指罗布泊。在《山海经》成书的先秦时期，人们已知道孔雀河与罗布泊的关系。而我们在这里所作的，不过是在肯定罗布泊是典型的游移湖的前提下，去探寻游移的原因或规律；不过是把过去集中的注意力从塔里木河，分一部分给孔雀河而已。如果将来能证实，这一努力至少在方向上没有大错，那对笔者就是莫大的快慰。
附注
《历史地理》第五辑。; 《地理集刊》第十八号。; 《地理新论》第三卷第1期。; 奚国金的观点是，所谓“大耳轮”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疆发大水时罗布泊极度扩大之后，又很快干缩的遗迹。我同意此说。1959年塔里木地区所有河流同时暴涨，小小的库车河发水后，竟将本来从无水患之虞的库车县城彻底冲毁，致使库车只得另建新城。自1921年回归北方洼地的罗布泊，本已在日益缩小，1959年则很快恢复了西域巨泽的规模。;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页。; 巴音布鲁克的含义就是“泉水丰富”。; 《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第98～99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然条件》，第83页。这是有关博斯腾湖相当重要的一篇论文。; 《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第16页，汪文生《罗布泊及其临近地区地质发展简史》。; 见前引库兹涅佐夫与穆尔札也夫论文。; 《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第76页。; 《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第80页。; 见该书英文原本（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MTRAL ASIA 1899～1902VOL.2LOP-NOR，1905 STOCKHOLM）第246～247页之间。; 《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第68～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