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首先，赫定是把自己视为贯穿《丝绸之路》始终的抒情主人公的，他的情感，他的尊严，他的热忱，他的冷峻，那就是一个探险家面对古道万物的反馈，那就是一个经行者针对古道历史、现况与未来的独白。可以说，书中写得最成功、最丰满、最有感情色彩，又最引动读者去关注的人物，正是赫定自己。
《丝绸之路》不是赫定篇幅最长的著作；但涉及的人物颇多，有中国人、外国人，中国人当中有汉族学者、回族军人、蒙古汗王、维吾尔知名人士……外国人中，除瑞典人，还有白俄、苏俄红军、波兰流浪者、外蒙活佛、日本间谍、英德传教士、北欧邮政官员、土耳其籍的阴谋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假喇嘛”丹宾、苏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尕司令”马仲英及“新疆王”盛世才等。
丹宾喇嘛本身就是“丝绸之路之谜”。在不同的书籍中，他的面貌各异，或是“丝路侠盗”——罗宾汉式的好汉，或是占山为王，为患丝绸古道商旅的强盗，或是外蒙古政争的牺牲品。但不管怎么说，二三十年代的丝路经行者难于忽视他的存在。据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所著《通往新疆的荒漠道路》一书，丹宾是“蒙古化的华人”，在外蒙于辛亥革命后陷于混乱时，曾风云一时，“得到一份权势”，“当苏俄积极夺取外蒙主权时，他便与部属及仆从远避他方，另图发展”，占据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明水一带，曾掘井开荒，占山为王，成为丝路上一股独立的势力。后来被外蒙派的刺客暗杀。苏联地理学家奥勃鲁切夫（1863～1956）所著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当中，丹宾（被称为黑喇嘛）是甘南藏族与蒙古族的混血儿，自幼随为甘州（即今张掖）守备当马夫的父亲住在河西走廊。后来父亲因马匹大批饿死而入狱，弟妹被掠卖到北京为奴。他聚众在古丝道河西西部路段劫富济贫，并专劫中国官员，而且准备有钱后去北京赎出亲人。后来下落不明，据说劫了一个汉人商队，有了足够的钱，便洗手不干，带上四个部下到北京去了。
不管怎么说，赫定一行并未见到丹宾喇嘛，在大约十年前，丹宾就已不存在了，——或是被杀，或是离去。赫定见到的，只是一座空无一人的废堡——“强盗窝”。在赫定眼中，不论他出于什么动机，只从阻断古道、为患过往商旅（“向过往商队勒索税钱”）这一行径上，就应与一切不利于丝路通畅的事物：匪帮、税卡、战乱、地方主义等归为一谈，根本没有考虑过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干。说实话，我是赞成赫定对丹宾的看法——“强盗”、“中亚冒险家”的。他的存在是丝绸之路的客观障碍。
关于丹宾喇嘛，《丝绸之路》着墨不多，书中另一个“中亚冒险家”（这是我借用的，不是赫定的原意）、苏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是赫定反复提及的人物。总的来说，由于阿布列索夫给予过赫定相当重要而关键的支持，书中对其是一再予以称赞的。要全面认识阿布列索夫其人，应该参阅包尔汉的《新疆五十年》的有关章节①。尽管如此。赫定对阿布列索夫在新疆政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的。比如当赫定被盛世才拘禁于乌鲁木齐，不能去营救赫默尔大夫时，阿布列索夫竟能当着赫定的面，给新疆外交署下死命令，让赫定出城。于此可见苏俄在当时的新疆政界影响有多大。
尽管行文很有分寸，但看得出来，赫定对盛世才是很反感的。他对盛世才的描写最值得借鉴、最有教益的地方，在于他毫不隐瞒地写出自己对盛世才“看不透”的困惑感与陌生感。这样反而突出了盛的阴鸷、深沉、多变的特点。逃到台湾后，盛世才写有回忆录《牧边琐忆》，并有英文传记《小卒与轴兵》。可惜这些书难得一见，否则能拿盛对赫定的印象作个对照，就更耐人寻味了。
无疑，赫定对另一个历史人物马仲英则抱有一定的好感。马仲英也是新疆历史之谜。肯定地讲，马仲英是个相当有个性魅力的人，是具有领袖风度的将军。尽管赫定吃尽了马仲英部下的苦头，并几乎被枪杀；尽管赫定从未正式与马仲英结识，但马仲英的确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丝绸之路》最后一章“后录”当中（系1938年6月追记），赫定对马仲英的复出所抱的希望，毋宁说是对其突然投入对手——盛世才——的盟友的怀抱感到难以理解，对这曾使西部大地久久为之震颤的不守常规的将军竟然一入苏俄之境再无声息感到担忧——或说有着不祥预感。希望马仲英东山再起，也许是希望他能有一种更圆满的结局。
马仲英的下落的确是谜中之谜。或说他在苏联学开飞机而失事，或说被斯大林杀于莫斯科郊外别墅（系出自盛世才《牧边琐忆》），或说因被指为托派而死于苏联肃反。斯文·赫定与各界都有着良好的联系，他想必也听到过上述说法的一种。正因为如此，那个本不够清晰的回族军人的形象，才在他头脑里越印越深。盛世才在《牧边琐忆》中提到，1937年初，斯大林曾计划让马仲英回国，建立回族抗日联军，但被盛坚拒。而赫定对他的复出（“再生”）所执的态度，像是盼与一个久别的朋友重逢那样，只有一个饱经沧桑的睿智老人，才会怀有那样的信念。
读过《丝绸之路》，我们会觉出赫定这个精力过人、似乎永不疲倦的探险家的的确确是老了，与以前的著作相比，他似乎更重感情，更少决断，尤其是在与老友重逢或告别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考察队中的两位瑞典助手随苏联车队回国，他的两个中国助手去送行时，在一个人苦思冥想中，他竟回记起许多本已遗忘的往事，他写道：
这样，就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整个院落寂静得像坟地一样。我回到起居室，坐到一把扶手椅上沉思起来。一个人有时会忘掉一些往事，可是当随着年复一年时光的流逝，又重新回想起当年这些事的时候，仍能感到生活的魅力，这该有多好！
这种情愫的表露，我们不但在其早期著作《穿越亚洲》、《罗布泊：探险与考察》等书中见不到，在此前几年所写的《回到亚洲》、《戈壁沙漠横渡记》（中译本名为《长征记》）等书中也很难能品味得出来。
也许斯文·赫定已经意识到，这次沿古丝路的探险是他长达半世纪的探险生涯中最后一次亲临中国西部的荒野，所以，在写《丝绸之路》时，他以较多的笔墨写下了自己对西部大地与人民的挚爱之情，并且对朋友与敌人都给予较大的关注。没有患难与共的朋友，晚境会凄凉难耐；而全无敌手，也会平添几分寂寞惆怅。从这个角度来说，《丝绸之路》是西域探险家赫定写给西域探险史的告别辞与最后的留言。从这个特定意义上来讲，《丝绸之路》是古道经行者、探索者赫定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丝绸之路》不是赫定篇幅最长的著作；但涉及的人物颇多，有中国人、外国人，中国人当中有汉族学者、回族军人、蒙古汗王、维吾尔知名人士……外国人中，除瑞典人，还有白俄、苏俄红军、波兰流浪者、外蒙活佛、日本间谍、英德传教士、北欧邮政官员、土耳其籍的阴谋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假喇嘛”丹宾、苏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尕司令”马仲英及“新疆王”盛世才等。
丹宾喇嘛本身就是“丝绸之路之谜”。在不同的书籍中，他的面貌各异，或是“丝路侠盗”——罗宾汉式的好汉，或是占山为王，为患丝绸古道商旅的强盗，或是外蒙古政争的牺牲品。但不管怎么说，二三十年代的丝路经行者难于忽视他的存在。据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所著《通往新疆的荒漠道路》一书，丹宾是“蒙古化的华人”，在外蒙于辛亥革命后陷于混乱时，曾风云一时，“得到一份权势”，“当苏俄积极夺取外蒙主权时，他便与部属及仆从远避他方，另图发展”，占据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明水一带，曾掘井开荒，占山为王，成为丝路上一股独立的势力。后来被外蒙派的刺客暗杀。苏联地理学家奥勃鲁切夫（1863～1956）所著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当中，丹宾（被称为黑喇嘛）是甘南藏族与蒙古族的混血儿，自幼随为甘州（即今张掖）守备当马夫的父亲住在河西走廊。后来父亲因马匹大批饿死而入狱，弟妹被掠卖到北京为奴。他聚众在古丝道河西西部路段劫富济贫，并专劫中国官员，而且准备有钱后去北京赎出亲人。后来下落不明，据说劫了一个汉人商队，有了足够的钱，便洗手不干，带上四个部下到北京去了。
不管怎么说，赫定一行并未见到丹宾喇嘛，在大约十年前，丹宾就已不存在了，——或是被杀，或是离去。赫定见到的，只是一座空无一人的废堡——“强盗窝”。在赫定眼中，不论他出于什么动机，只从阻断古道、为患过往商旅（“向过往商队勒索税钱”）这一行径上，就应与一切不利于丝路通畅的事物：匪帮、税卡、战乱、地方主义等归为一谈，根本没有考虑过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干。说实话，我是赞成赫定对丹宾的看法——“强盗”、“中亚冒险家”的。他的存在是丝绸之路的客观障碍。
关于丹宾喇嘛，《丝绸之路》着墨不多，书中另一个“中亚冒险家”（这是我借用的，不是赫定的原意）、苏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是赫定反复提及的人物。总的来说，由于阿布列索夫给予过赫定相当重要而关键的支持，书中对其是一再予以称赞的。要全面认识阿布列索夫其人，应该参阅包尔汉的《新疆五十年》的有关章节①。尽管如此。赫定对阿布列索夫在新疆政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的。比如当赫定被盛世才拘禁于乌鲁木齐，不能去营救赫默尔大夫时，阿布列索夫竟能当着赫定的面，给新疆外交署下死命令，让赫定出城。于此可见苏俄在当时的新疆政界影响有多大。
尽管行文很有分寸，但看得出来，赫定对盛世才是很反感的。他对盛世才的描写最值得借鉴、最有教益的地方，在于他毫不隐瞒地写出自己对盛世才“看不透”的困惑感与陌生感。这样反而突出了盛的阴鸷、深沉、多变的特点。逃到台湾后，盛世才写有回忆录《牧边琐忆》，并有英文传记《小卒与轴兵》。可惜这些书难得一见，否则能拿盛对赫定的印象作个对照，就更耐人寻味了。
无疑，赫定对另一个历史人物马仲英则抱有一定的好感。马仲英也是新疆历史之谜。肯定地讲，马仲英是个相当有个性魅力的人，是具有领袖风度的将军。尽管赫定吃尽了马仲英部下的苦头，并几乎被枪杀；尽管赫定从未正式与马仲英结识，但马仲英的确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丝绸之路》最后一章“后录”当中（系1938年6月追记），赫定对马仲英的复出所抱的希望，毋宁说是对其突然投入对手——盛世才——的盟友的怀抱感到难以理解，对这曾使西部大地久久为之震颤的不守常规的将军竟然一入苏俄之境再无声息感到担忧——或说有着不祥预感。希望马仲英东山再起，也许是希望他能有一种更圆满的结局。
马仲英的下落的确是谜中之谜。或说他在苏联学开飞机而失事，或说被斯大林杀于莫斯科郊外别墅（系出自盛世才《牧边琐忆》），或说因被指为托派而死于苏联肃反。斯文·赫定与各界都有着良好的联系，他想必也听到过上述说法的一种。正因为如此，那个本不够清晰的回族军人的形象，才在他头脑里越印越深。盛世才在《牧边琐忆》中提到，1937年初，斯大林曾计划让马仲英回国，建立回族抗日联军，但被盛坚拒。而赫定对他的复出（“再生”）所执的态度，像是盼与一个久别的朋友重逢那样，只有一个饱经沧桑的睿智老人，才会怀有那样的信念。
读过《丝绸之路》，我们会觉出赫定这个精力过人、似乎永不疲倦的探险家的的确确是老了，与以前的著作相比，他似乎更重感情，更少决断，尤其是在与老友重逢或告别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考察队中的两位瑞典助手随苏联车队回国，他的两个中国助手去送行时，在一个人苦思冥想中，他竟回记起许多本已遗忘的往事，他写道：
这样，就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整个院落寂静得像坟地一样。我回到起居室，坐到一把扶手椅上沉思起来。一个人有时会忘掉一些往事，可是当随着年复一年时光的流逝，又重新回想起当年这些事的时候，仍能感到生活的魅力，这该有多好！
这种情愫的表露，我们不但在其早期著作《穿越亚洲》、《罗布泊：探险与考察》等书中见不到，在此前几年所写的《回到亚洲》、《戈壁沙漠横渡记》（中译本名为《长征记》）等书中也很难能品味得出来。
也许斯文·赫定已经意识到，这次沿古丝路的探险是他长达半世纪的探险生涯中最后一次亲临中国西部的荒野，所以，在写《丝绸之路》时，他以较多的笔墨写下了自己对西部大地与人民的挚爱之情，并且对朋友与敌人都给予较大的关注。没有患难与共的朋友，晚境会凄凉难耐；而全无敌手，也会平添几分寂寞惆怅。从这个角度来说，《丝绸之路》是西域探险家赫定写给西域探险史的告别辞与最后的留言。从这个特定意义上来讲，《丝绸之路》是古道经行者、探索者赫定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附注
阿氏是苏联特工人员，1937年奉调回国，死于肃反。包尔汉曾记载，1937年4月，他送阿氏回国，行至乌苏，两人告别时阿氏曾流下眼泪。回国仅一个月，阿布列索夫即被斯大林下令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