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袁工一*
百成先生所著《岑参西域诗新释》得以付梓出版，特表示祝贺。
有幸先期通读原稿，十分兴奋。这是著者基于地缘优势，潜心数年的研究著述成果。该书以立论于对成诗地丰富的感性体察，资料翔实，视角开阔，着笔准确，别开生面地注释和评介了岑参西域诗和岑参其人，为这一学术领地的深入开创了一片新天地。读之，茅塞顿开，不胜欣喜。
著者以求实的科学态度，研读释考了岑参两次出使西域期间的诗作，对诗作涉及的人、事、景、物等进行准确的解析，晓之以理，有见地地修正了长期以来文、史学界对岑参西域诗及诗人的偏颇认识乃至错误定论，使诗歌反映历史真实的特性得以正视和阐发。
就岑参西域诗中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而言，诗中的许多名句，为本人所酷爱，吟来诵去，也多见诗家注解，怎料到几十年的信守，片刻间竟全然是错的了。唐突中，深悟新释的精辟，信口诵来“瀚海阑干百丈冰”之句，读见书中所录柴恒森老友的专文，始知“阑干”一词原本是汉语“驿站”意译为地方语言，又经转音，音译为汉语，与横竖交错的“栏杆”词同音，以讹传讹延传下来，与原词义风马牛不相及，倍觉鲁迅先生对其词义是理解的。其有一首无题诗：“疏听荒鸡偏阗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意思是说，星斗在村庄的上空。就该词而言，除林则徐、鲁迅二位大学问家能够正确地理解外，还有几人能解清呢！而解”瀚海”、“百丈冰”二词则更具难度了。书中所录柴剑虹先生专文，详解了“瀚海”本义，向维吾尔族老友、哈萨克族老友讨教，确也。自司马迁始用该词，已二千多年。除岑参理解该词义外，还有几人能正确理解呢？百成新释的“百丈冰”，是然，没有阅历和考究，是无法解清释准该词的。经过这样一新释，三个地理名词并列，使西域地貌景观的恢宏与戍边大业的豪壮相映成辉，全诗的意蕴跃然纸上，得以升华，益惠无穷。书中对一些词语含义的修正新释，比比皆是，为我们正确赏诗确立了全新角度。
通过对解词的修正新释，还岑参西域诗的意境以原貌，使历来被误解为低格调的诗篇，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格调高扬，重放异彩——这无疑开创了古诗文新释的一代新河。当然，本书的著述，不仅仅是修正一词解，勘补一释义，更重要的是，著者能从历史的演进中把握诗人对诗的创意，深刻理解诗意，进而从这两方面入手，进行深入研究。
著者在解诗新释时，对收入书中的诗篇进行了排序。即依据封常清对西域治理的史实，将其不到两年时间的治理划分成三个阶段，理清各阶段中心事件的头绪，将诗人摆在清晰的历史轮廓中，将其时其地的诗篇由表入里，避虚求实，进行恰如其分的释解和评介，不迂腐于望文生义的文字游戏。如像《奉陪封大夫宴》、《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是自《岑嘉州诗集》成书起便被奉为范诗佳篇，经世吟咏，却未能解出诗意。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新释之，才使其诗意豁然，更使其诗作与成诗的历史背景相映成辉，使人窥见到诗作成因的历史轨迹。这是研究其诗所具有的里程碑价值的意义所在。
著者特别注重岑参以“世人学舞祇是舞”的自勉，对境界不高、认识肤浅、流于形式的诗解学风予以否定，严谨地把握住岑参对诗歌的创作态度——即诗不能仅仅是诗，这就使对岑参此间诗作的认识上升到了新高度。这一认识也就是遵循了文化精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指导生活的理论宗旨，是对这一理论的极好注释。细细品读岑参诗作，深感其诗确实摆脱了“诗仅仅是诗“的桎梏，得见到其诗是以诸多人文实料为素材的精神产物。因此，其诗一出口，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出极高的社会效应，书中的“一军之魂”说很有道理。传咏至今，这些诗作仍具有令人精神振奋、鼓舞进取的作用。但是，史学界有些人在该段历史失载的情况下，无视其诗的史料价值；或断章取义，肢解诗作的只言片语，严重曲解历史。文学界仅将其诗作为“诗”来看待，释解浮在字面上，妄加臆测，不少评介，亦多是错的，结果使其诗文形同故纸堆，泯没了它永存的光彩。这些，不能不说是后人在读诗上的一大偏颇。本书的新释和评介，不但对鉴赏华夏古诗精品开了先河，而且对今人的文艺评论也有借鉴意义。本书在评介古诗古人的结合上，不失为是一大突破，当视为是一大建树。
著者在成书的选题上力求准确、严肃，在立论上贵在独立思考，从微征中考究，实现突破。
作为将军诗人的岑参，在第二次出使西域前后的诗作中，多有感叹人生之作，也存有以诗咏诗的痕迹。今人考究，不宜苛求，但就选材著书而言，择取精华则是必须的。书中列数了诗人此间创作诸多称“最”的特定条件，论及了关键问题，就是在这些特定条件下，成就了中国古典诗坛中的最佳诗篇，取这些诗篇立论研究，最具有诗人及其时代的代表意义。从诗评的方法上看，著者以历史观点和唯物主义观点，对其间诗作进行了主、客观条件分析，评述了诗人的创作态度、诗作的社会效应及历史价值等。评述方法的科研性，保障了评述的正确性，方法是可取的。
将军诗人成诗的当时，处于历史的进程之中，处于事件的发生之中，不具有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当时历史的条件，不具有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事件的条件，仅就具体事件成诗，局限性显而易见。所以今人评介其诗，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则是犯了机械论错误。本书著者却能从宏观历史角度，通过其诗的微征表象，结合历史实料，进行全面的分析，敢于对诗作表述的具体历史事件予以肯定，也敢于对其细枝末节予以否定，还诗作表述的历史以真面貌。由此，著者提出了唐代历史中的两个大问题：一是安史之乱时，中原天昏地暗，西域却不乱，且赖于西域军力，使唐朝得以转危为安，创造了中外历史奇迹；二是，由其诗“来如归”的表述中，著者提出了中华民族史是中华各族人民心向中原史的学术观点，否定了以往用战争征服兼并的民族史观。立论确有高度，且论之有据，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以往写史，是以累积微观事件法成史，突出了重大事件乃至战争的作用，割去了全部或大部非事件性内容，甚至无视经济文化的盛衰乃至民心向背对历史演进所具有的决定意义。由此写成的民族史充满了火药味，以此定论的历史，严重地扭曲了历史真相。而著者却以铁的史料和十分通俗的道理阐发了宏观历史研究观：证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形成，是中华各民族在历史长河的沉浮中多民族共同意志必然结合的结果。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和正确结论，确立了中华民族心向中原——心向经济强盛、文化繁荣的民族相融合的光荣史观，这也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光荣。
面对新的观点，重新审视历史，为史书还以真实面貌——搞好民族共荣事业，乃是国之大策；建立一部立论科学的民族史，实为当务之急。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书资料，从科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必须将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鱼目混珠，盲目借用，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失误。岑参其诗能够反映这样重大的问题，尽管是客观效应，但功不可没；本书著者通过研究其诗，揭示这一问题的偏颇所在，就算是抛砖引玉吧，也理应肯定。
岑参诗较多地颂扬了封常清。封常清的业绩在边疆，由于历史失载，多不被理解。书著者适度地介绍了封常清，通过评述，若盛誉为千年一帅的话，还应当补充上政治家的殊荣。就其罪死潼关因由而言，唐玄宗之所以敢问罪杀之，无非是其人在朝中虽有显位，但并非皇亲国戚——布衣出身，尚未能建立起（集团性）势力；离开了所统的军队；加之相貌不扬。唐玄宗小视了这个人物，终铸成改写历史的大错。
读本书，除赏诗解文增长真知外，老者会倍加感慨，青年会感奋进取，少小会立志奋斗。岑参自小就有抱负，虽历尽坎坷，却能坚韧不拔，孜孜以求，始终同国家和民族事业保持高度的一致，实是一位志士楷模。书中提出的早熟和成熟，实质是对人的世界观而言。岑参能够接受社会机遇的挑战，远行从军；在第二次出使西域期间，成就了大量历史名篇。就成诗而论，立足点高，才能产生高品位的佳篇。历史上的朱元璋，成为大明皇帝后，在一次出游露宿中，吟出一首格律不严平如顺口溜的小诗，顺口诵来一说：“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斗伴吾眠。夜半不敢长伸足，恐怕山河颠倒颠。”尽管是首小诗，却能与大明江山相关联，满朝文武高秀，谁能大气呵成这样有气魄的诗句呢？再以现代伟人毛泽东的诗来说，大笔一挥，即成：“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名句，犹如振臂一挥，指挥全军、全国人民奋勇追击，势如破竹，横扫残敌如卷席，多么宏大的气度，多么雄宏壮美的诗篇！换别人，又怎能成此大气之作呢！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个人只是一粒尘埃。尽早地涉足社会，与大社会结合，成为社会中的一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全社会的进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后辈拜读之，更会有所助益。
谈及成书，著者总畏难；一个学理工的人，动笔搞此艰深的学问，却也是难为了。就每首诗、每个观点而言，听其所论，颇感生动，写成文字，便多有失色，这不得不承认文笔笨拙。书能付梓，用其自语：抛砖引玉的目的是达到了。对于著者而言，当可欣慰了。书中所解所论，尚属浅见，大可百家争鸣，通过争鸣，会使中华民族文化更放异彩。著者还著有《轮台丝路今觅处》、《古城·丝路·古墓群——乌鲁木齐旅游》等书，笔者也已先睹为快，读者若能读见，更会有所收益。
著者是位工程师。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下海从商十分时兴，他却倾心于新疆、乌鲁木齐的发展问题，拾笔搞起“唐轮台”、“丝绸之路”、“岑参诗”、“乌鲁木齐旅游”研究来。可以为之高兴的是：有成果，成果颇丰；有些则具有重大突破意义，当可为之庆贺。但是，在为社会求进步、求发展取得成绩时，闹得个“金尽裘敝”，举步维艰，却得不到一些人的理解，但仍能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难能可贵。这巨大的反差，更使人得见其精神的高大。
1994年9月8日
*袁工一，别名袁巩，字元空，陕西西安人，1916年生，黄浦军校16期毕业，受业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1979年退休。袁老喜于文字、文史，多有阅览，多参加自治区文史研讨，尤偏好书法，颇受家学影响，军政之余，潜心揣摩历代碑帖，临池不辍，多习晋二王，唐颜真卿、怀素，及近代于右任等行草。现为新疆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民革新疆中山书画社社长，并受任于新疆老年大学教授，虽途八旬，仍多有社会活动。其作品多次参加区内外、国内外展出，多有获奖，多被收藏。袁老其名已被收入《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当代书坛精英》等名人大辞典。
百成先生所著《岑参西域诗新释》得以付梓出版，特表示祝贺。
有幸先期通读原稿，十分兴奋。这是著者基于地缘优势，潜心数年的研究著述成果。该书以立论于对成诗地丰富的感性体察，资料翔实，视角开阔，着笔准确，别开生面地注释和评介了岑参西域诗和岑参其人，为这一学术领地的深入开创了一片新天地。读之，茅塞顿开，不胜欣喜。
著者以求实的科学态度，研读释考了岑参两次出使西域期间的诗作，对诗作涉及的人、事、景、物等进行准确的解析，晓之以理，有见地地修正了长期以来文、史学界对岑参西域诗及诗人的偏颇认识乃至错误定论，使诗歌反映历史真实的特性得以正视和阐发。
就岑参西域诗中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而言，诗中的许多名句，为本人所酷爱，吟来诵去，也多见诗家注解，怎料到几十年的信守，片刻间竟全然是错的了。唐突中，深悟新释的精辟，信口诵来“瀚海阑干百丈冰”之句，读见书中所录柴恒森老友的专文，始知“阑干”一词原本是汉语“驿站”意译为地方语言，又经转音，音译为汉语，与横竖交错的“栏杆”词同音，以讹传讹延传下来，与原词义风马牛不相及，倍觉鲁迅先生对其词义是理解的。其有一首无题诗：“疏听荒鸡偏阗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意思是说，星斗在村庄的上空。就该词而言，除林则徐、鲁迅二位大学问家能够正确地理解外，还有几人能解清呢！而解”瀚海”、“百丈冰”二词则更具难度了。书中所录柴剑虹先生专文，详解了“瀚海”本义，向维吾尔族老友、哈萨克族老友讨教，确也。自司马迁始用该词，已二千多年。除岑参理解该词义外，还有几人能正确理解呢？百成新释的“百丈冰”，是然，没有阅历和考究，是无法解清释准该词的。经过这样一新释，三个地理名词并列，使西域地貌景观的恢宏与戍边大业的豪壮相映成辉，全诗的意蕴跃然纸上，得以升华，益惠无穷。书中对一些词语含义的修正新释，比比皆是，为我们正确赏诗确立了全新角度。
通过对解词的修正新释，还岑参西域诗的意境以原貌，使历来被误解为低格调的诗篇，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格调高扬，重放异彩——这无疑开创了古诗文新释的一代新河。当然，本书的著述，不仅仅是修正一词解，勘补一释义，更重要的是，著者能从历史的演进中把握诗人对诗的创意，深刻理解诗意，进而从这两方面入手，进行深入研究。
著者在解诗新释时，对收入书中的诗篇进行了排序。即依据封常清对西域治理的史实，将其不到两年时间的治理划分成三个阶段，理清各阶段中心事件的头绪，将诗人摆在清晰的历史轮廓中，将其时其地的诗篇由表入里，避虚求实，进行恰如其分的释解和评介，不迂腐于望文生义的文字游戏。如像《奉陪封大夫宴》、《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是自《岑嘉州诗集》成书起便被奉为范诗佳篇，经世吟咏，却未能解出诗意。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新释之，才使其诗意豁然，更使其诗作与成诗的历史背景相映成辉，使人窥见到诗作成因的历史轨迹。这是研究其诗所具有的里程碑价值的意义所在。
著者特别注重岑参以“世人学舞祇是舞”的自勉，对境界不高、认识肤浅、流于形式的诗解学风予以否定，严谨地把握住岑参对诗歌的创作态度——即诗不能仅仅是诗，这就使对岑参此间诗作的认识上升到了新高度。这一认识也就是遵循了文化精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指导生活的理论宗旨，是对这一理论的极好注释。细细品读岑参诗作，深感其诗确实摆脱了“诗仅仅是诗“的桎梏，得见到其诗是以诸多人文实料为素材的精神产物。因此，其诗一出口，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出极高的社会效应，书中的“一军之魂”说很有道理。传咏至今，这些诗作仍具有令人精神振奋、鼓舞进取的作用。但是，史学界有些人在该段历史失载的情况下，无视其诗的史料价值；或断章取义，肢解诗作的只言片语，严重曲解历史。文学界仅将其诗作为“诗”来看待，释解浮在字面上，妄加臆测，不少评介，亦多是错的，结果使其诗文形同故纸堆，泯没了它永存的光彩。这些，不能不说是后人在读诗上的一大偏颇。本书的新释和评介，不但对鉴赏华夏古诗精品开了先河，而且对今人的文艺评论也有借鉴意义。本书在评介古诗古人的结合上，不失为是一大突破，当视为是一大建树。
著者在成书的选题上力求准确、严肃，在立论上贵在独立思考，从微征中考究，实现突破。
作为将军诗人的岑参，在第二次出使西域前后的诗作中，多有感叹人生之作，也存有以诗咏诗的痕迹。今人考究，不宜苛求，但就选材著书而言，择取精华则是必须的。书中列数了诗人此间创作诸多称“最”的特定条件，论及了关键问题，就是在这些特定条件下，成就了中国古典诗坛中的最佳诗篇，取这些诗篇立论研究，最具有诗人及其时代的代表意义。从诗评的方法上看，著者以历史观点和唯物主义观点，对其间诗作进行了主、客观条件分析，评述了诗人的创作态度、诗作的社会效应及历史价值等。评述方法的科研性，保障了评述的正确性，方法是可取的。
将军诗人成诗的当时，处于历史的进程之中，处于事件的发生之中，不具有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当时历史的条件，不具有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事件的条件，仅就具体事件成诗，局限性显而易见。所以今人评介其诗，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则是犯了机械论错误。本书著者却能从宏观历史角度，通过其诗的微征表象，结合历史实料，进行全面的分析，敢于对诗作表述的具体历史事件予以肯定，也敢于对其细枝末节予以否定，还诗作表述的历史以真面貌。由此，著者提出了唐代历史中的两个大问题：一是安史之乱时，中原天昏地暗，西域却不乱，且赖于西域军力，使唐朝得以转危为安，创造了中外历史奇迹；二是，由其诗“来如归”的表述中，著者提出了中华民族史是中华各族人民心向中原史的学术观点，否定了以往用战争征服兼并的民族史观。立论确有高度，且论之有据，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以往写史，是以累积微观事件法成史，突出了重大事件乃至战争的作用，割去了全部或大部非事件性内容，甚至无视经济文化的盛衰乃至民心向背对历史演进所具有的决定意义。由此写成的民族史充满了火药味，以此定论的历史，严重地扭曲了历史真相。而著者却以铁的史料和十分通俗的道理阐发了宏观历史研究观：证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形成，是中华各民族在历史长河的沉浮中多民族共同意志必然结合的结果。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和正确结论，确立了中华民族心向中原——心向经济强盛、文化繁荣的民族相融合的光荣史观，这也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光荣。
面对新的观点，重新审视历史，为史书还以真实面貌——搞好民族共荣事业，乃是国之大策；建立一部立论科学的民族史，实为当务之急。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书资料，从科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必须将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鱼目混珠，盲目借用，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失误。岑参其诗能够反映这样重大的问题，尽管是客观效应，但功不可没；本书著者通过研究其诗，揭示这一问题的偏颇所在，就算是抛砖引玉吧，也理应肯定。
岑参诗较多地颂扬了封常清。封常清的业绩在边疆，由于历史失载，多不被理解。书著者适度地介绍了封常清，通过评述，若盛誉为千年一帅的话，还应当补充上政治家的殊荣。就其罪死潼关因由而言，唐玄宗之所以敢问罪杀之，无非是其人在朝中虽有显位，但并非皇亲国戚——布衣出身，尚未能建立起（集团性）势力；离开了所统的军队；加之相貌不扬。唐玄宗小视了这个人物，终铸成改写历史的大错。
读本书，除赏诗解文增长真知外，老者会倍加感慨，青年会感奋进取，少小会立志奋斗。岑参自小就有抱负，虽历尽坎坷，却能坚韧不拔，孜孜以求，始终同国家和民族事业保持高度的一致，实是一位志士楷模。书中提出的早熟和成熟，实质是对人的世界观而言。岑参能够接受社会机遇的挑战，远行从军；在第二次出使西域期间，成就了大量历史名篇。就成诗而论，立足点高，才能产生高品位的佳篇。历史上的朱元璋，成为大明皇帝后，在一次出游露宿中，吟出一首格律不严平如顺口溜的小诗，顺口诵来一说：“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斗伴吾眠。夜半不敢长伸足，恐怕山河颠倒颠。”尽管是首小诗，却能与大明江山相关联，满朝文武高秀，谁能大气呵成这样有气魄的诗句呢？再以现代伟人毛泽东的诗来说，大笔一挥，即成：“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名句，犹如振臂一挥，指挥全军、全国人民奋勇追击，势如破竹，横扫残敌如卷席，多么宏大的气度，多么雄宏壮美的诗篇！换别人，又怎能成此大气之作呢！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个人只是一粒尘埃。尽早地涉足社会，与大社会结合，成为社会中的一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全社会的进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后辈拜读之，更会有所助益。
谈及成书，著者总畏难；一个学理工的人，动笔搞此艰深的学问，却也是难为了。就每首诗、每个观点而言，听其所论，颇感生动，写成文字，便多有失色，这不得不承认文笔笨拙。书能付梓，用其自语：抛砖引玉的目的是达到了。对于著者而言，当可欣慰了。书中所解所论，尚属浅见，大可百家争鸣，通过争鸣，会使中华民族文化更放异彩。著者还著有《轮台丝路今觅处》、《古城·丝路·古墓群——乌鲁木齐旅游》等书，笔者也已先睹为快，读者若能读见，更会有所收益。
著者是位工程师。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下海从商十分时兴，他却倾心于新疆、乌鲁木齐的发展问题，拾笔搞起“唐轮台”、“丝绸之路”、“岑参诗”、“乌鲁木齐旅游”研究来。可以为之高兴的是：有成果，成果颇丰；有些则具有重大突破意义，当可为之庆贺。但是，在为社会求进步、求发展取得成绩时，闹得个“金尽裘敝”，举步维艰，却得不到一些人的理解，但仍能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难能可贵。这巨大的反差，更使人得见其精神的高大。
1994年9月8日
*袁工一，别名袁巩，字元空，陕西西安人，1916年生，黄浦军校16期毕业，受业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1979年退休。袁老喜于文字、文史，多有阅览，多参加自治区文史研讨，尤偏好书法，颇受家学影响，军政之余，潜心揣摩历代碑帖，临池不辍，多习晋二王，唐颜真卿、怀素，及近代于右任等行草。现为新疆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民革新疆中山书画社社长，并受任于新疆老年大学教授，虽途八旬，仍多有社会活动。其作品多次参加区内外、国内外展出，多有获奖，多被收藏。袁老其名已被收入《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当代书坛精英》等名人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