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追溯中国民族社会学的源头，自然离不开民族学、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虽然中国哲人有关民族、社会与人生的思考丰富而深刻，但作为系统的、学科化的民族学、社会学的产生则晚得多。它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急剧变迁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为了认识与分析中国的民族与社会，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积极接受与传播新知识的时代背景下，由西方传入中国的。1903年，由林纾、魏易合译，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出版的德奥学者哈伯兰的《民种学》，将民族学介绍到了我国，但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该书并没有引起国人重视。直到20年代中后期，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杂志发表《说民族学》，民族学才逐渐得到了确立与发展。几乎在民族学传入的同时，1902年章太炎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即《群学肄言》）。社会学也介绍到了我国，到20年代社会学得到发展，我国学者自己的研究与著述以及社会调查逐渐多了起来。这两门学科的传入与兴起显然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民族学、社会学传入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两门学科之间密切的关系。蔡元培先生在1930年5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指出：“民族学与社会学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学的对象，自然是现代社会。但是我们要知道现代社会的真相，必须知道它所以成为这样的经过；一步步的推上去，就要到最简单的形式上去，就是推到未开化时代的社会。然而文明人的历史，对于未开化的时代社会状况，记得不很详细。我们要推到有史以前的状况，专靠考古学家所得的材料，是不能贯串的。我们完全要靠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状况，作为佐证；然后可以把最古的社会想象起来。这就是民族学可以补助社会学的一点”。①蔡先生不仅对民族学与社会学关系进行了分析，引导社会学与民族学的合作，形成了各自学科在中国的一些特征，为民族学、社会学的综合，形成民族社会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他作为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还曾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组长，直接推动了民族社会调查的开展。这是他对民族社会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因为在此以前，我国学者对民族学方面的实地调查缺乏足够认识，虽然也有一些关于民族方面的调查和采风之类的报告与文章发表，可以说是民族社会调查的先驱之作，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除了很少几位国外民族学专家的调查颇具功力之外，大部分有很大缺陷，调查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调查不够深入，甚至依然有轻信他人传言妄记的内容。直到20年代末，中国民族学家才陆续开始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历史语言研究所民物学与人类学组自1928年建立的当年，就派出几个小组进行实地调查。1928年，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物学与人类学组研究员、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与容肇祖、杨成志一起到云南进行调查。其中，杨成志一人独自前往滇川交界地区的彝族聚居区进行考察。同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颜复礼、商承祖到广西凌云调查瑶族生活与文化。此后几年，民族学组又派凌纯声、商承祖到东北调查赫哲族，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调查苗族，凌纯声、陶云逵、芮逸夫等到云南调查滇西各民族，凌纯声等到浙江和福建调查畲族，林惠祥到台湾调查高山族。①这些调查及其报告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社会调查的开始。
如果说前述学者的调查与研究偏于民族学的话，吴文藻先生及其他一批学生们则更明显地兼跨社会学与民族学两门学科，且均做出了富有现实意义的调查。吴文藻早在20年代留学美国期间，“必修、选修和旁听了多种科目，打下了既博且专的基础，并初步意识到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把这两门学科结合起来研究的必要性。”②1929年回国后，他力倡社会学中国化，并系统将功能学派观点介绍到我国。吴文藻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他的学生费孝通说：“吴老师所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地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能为中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常识告诉我们，这门学科所包括的知识必须有中国的内容。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上了错误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③由此自然推出的是必须对中国社会，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入调查。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吴文藻推崇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功能学派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主张以此指导实地社区研究。他在1935年写成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和现状》一文中指出：“近两年来自己常常感到国内社会科学材料内容的空虚，颇想利用此派的观点和方法，来尝试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我深信如果我们有计划地来分区调查国内各种文化水准发展不同的社会实况，则对于我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以及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不论其为常态的或变态的），必能得到更亲切的认识，更深入的了解。”对于功能学派的观点与方法，吴文藻则根据该派代表人物的解释，指出所谓功能，“乃是一部分的活动对于整个活动所作的贡献。而某种特殊的社会惯例之功能；也就是它对于全部社会生活看做全部社会制度在发生功能时所作的贡献。”而“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一切在发展的水准上的人类学事实，看这些事实在完整文化体系内占什么位置；在这体系内，各部分怎样的互相联系；而这体系又以何方式与周围的物质环境互相联系”①，便是功能分析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秋布朗还应吴文藻先生的邀请，到中国讲学和访问。自10月起用约一个半月时间，在燕京大学开设了“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然后在吴文藻先生陪同下南下武汉、南京、上海、广州诸城市访问、考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将《社会学界》第九卷作为布朗来华讲学的特辑出版。功能学派理论与方法本身就与社会学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调查迅速增多。1935年费孝通先生与新婚夫人王同惠女士同赴广西象县瑶乡进行社会调查。费先生测量瑶族居民的体质，王女士进行社会调查。后因王不幸去世，费先生将王遗留下的调查资料，整理写成《广西象县东南乡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于1936年出版。在该书《编后记》中写道：“现在遗留在边疆的非汉族团，他们的文化结构，并不是和我们汉族本部文化毫不相关的。他们不但保存着我们历史的人民和文化，而且即使在目前，民族团的接触中相互发生着极深刻的影响。这里供给着的不单是民族学的材料，亦是社会历史的一个门径。至于这些材料对于实际边疆问题的重要，更不待我们申说了。”费先生在这里强调了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结合，并对分析路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吴文藻在此书《导言》中阐述了功能学派的方法与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并肯定了这种研究的实际意义。他认为“研究非汉族团所得的材料，不但在学术上有极大价值，就是在中华民族立国的基础上，亦将有它的实际效用。”②1940年为了较为系统地反映这一时期的调研成果，吴文藻先生主编了《社会学丛刊》，强调其旨在中国建立一种比较社会学。其甲集征稿范围“除普通社会学外，亦兼及特殊社会学”，其中包括“民族社会学”。这是这一概念在我国最早的提出与首次使用。吴先生强调，“各种特殊社会学的任务，即在专门考察文化每一部门所呈现的种种关系……而普通社会学研究最终的目的，在于决定社会事实与文化全体间关系。”①此后相继出版了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1947年）、林耀华的《凉山彝家》（1947）等著作。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学者，也对少数民族社会进行了调查研究，1944年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后还有其他一些调研著作出版，如李景汉的《摆夷人民的生活程度与社会组织》，江应樑的《云南两个摆夷民族的经济社会》，《摆夷民族之家族组织及婚姻制度》，陶云逵的《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吴泽霖的《定番乡土教材》，吴泽霖、陈国钧的《燛山黑苗生活》，柯象峰的《西康社会之鸟瞰》，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犝民》，余湘文的《西北游牧藏区的社会调查》等。②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民族社会调查已经比较广泛地开展起来，民族学家与社会学家相互合作，甚至有相当一批学者身跨两个学科，取得了不少成果。民族社会学的概念也已提出来，但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思考尚属空白，更多地表现为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
在民族学、社会学传入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两门学科之间密切的关系。蔡元培先生在1930年5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指出：“民族学与社会学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学的对象，自然是现代社会。但是我们要知道现代社会的真相，必须知道它所以成为这样的经过；一步步的推上去，就要到最简单的形式上去，就是推到未开化时代的社会。然而文明人的历史，对于未开化的时代社会状况，记得不很详细。我们要推到有史以前的状况，专靠考古学家所得的材料，是不能贯串的。我们完全要靠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状况，作为佐证；然后可以把最古的社会想象起来。这就是民族学可以补助社会学的一点”。①蔡先生不仅对民族学与社会学关系进行了分析，引导社会学与民族学的合作，形成了各自学科在中国的一些特征，为民族学、社会学的综合，形成民族社会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他作为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还曾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组长，直接推动了民族社会调查的开展。这是他对民族社会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因为在此以前，我国学者对民族学方面的实地调查缺乏足够认识，虽然也有一些关于民族方面的调查和采风之类的报告与文章发表，可以说是民族社会调查的先驱之作，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除了很少几位国外民族学专家的调查颇具功力之外，大部分有很大缺陷，调查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调查不够深入，甚至依然有轻信他人传言妄记的内容。直到20年代末，中国民族学家才陆续开始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历史语言研究所民物学与人类学组自1928年建立的当年，就派出几个小组进行实地调查。1928年，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物学与人类学组研究员、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与容肇祖、杨成志一起到云南进行调查。其中，杨成志一人独自前往滇川交界地区的彝族聚居区进行考察。同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颜复礼、商承祖到广西凌云调查瑶族生活与文化。此后几年，民族学组又派凌纯声、商承祖到东北调查赫哲族，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调查苗族，凌纯声、陶云逵、芮逸夫等到云南调查滇西各民族，凌纯声等到浙江和福建调查畲族，林惠祥到台湾调查高山族。①这些调查及其报告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社会调查的开始。
如果说前述学者的调查与研究偏于民族学的话，吴文藻先生及其他一批学生们则更明显地兼跨社会学与民族学两门学科，且均做出了富有现实意义的调查。吴文藻早在20年代留学美国期间，“必修、选修和旁听了多种科目，打下了既博且专的基础，并初步意识到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把这两门学科结合起来研究的必要性。”②1929年回国后，他力倡社会学中国化，并系统将功能学派观点介绍到我国。吴文藻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他的学生费孝通说：“吴老师所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地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能为中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常识告诉我们，这门学科所包括的知识必须有中国的内容。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上了错误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③由此自然推出的是必须对中国社会，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入调查。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吴文藻推崇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功能学派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主张以此指导实地社区研究。他在1935年写成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和现状》一文中指出：“近两年来自己常常感到国内社会科学材料内容的空虚，颇想利用此派的观点和方法，来尝试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我深信如果我们有计划地来分区调查国内各种文化水准发展不同的社会实况，则对于我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以及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不论其为常态的或变态的），必能得到更亲切的认识，更深入的了解。”对于功能学派的观点与方法，吴文藻则根据该派代表人物的解释，指出所谓功能，“乃是一部分的活动对于整个活动所作的贡献。而某种特殊的社会惯例之功能；也就是它对于全部社会生活看做全部社会制度在发生功能时所作的贡献。”而“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一切在发展的水准上的人类学事实，看这些事实在完整文化体系内占什么位置；在这体系内，各部分怎样的互相联系；而这体系又以何方式与周围的物质环境互相联系”①，便是功能分析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秋布朗还应吴文藻先生的邀请，到中国讲学和访问。自10月起用约一个半月时间，在燕京大学开设了“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然后在吴文藻先生陪同下南下武汉、南京、上海、广州诸城市访问、考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将《社会学界》第九卷作为布朗来华讲学的特辑出版。功能学派理论与方法本身就与社会学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调查迅速增多。1935年费孝通先生与新婚夫人王同惠女士同赴广西象县瑶乡进行社会调查。费先生测量瑶族居民的体质，王女士进行社会调查。后因王不幸去世，费先生将王遗留下的调查资料，整理写成《广西象县东南乡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于1936年出版。在该书《编后记》中写道：“现在遗留在边疆的非汉族团，他们的文化结构，并不是和我们汉族本部文化毫不相关的。他们不但保存着我们历史的人民和文化，而且即使在目前，民族团的接触中相互发生着极深刻的影响。这里供给着的不单是民族学的材料，亦是社会历史的一个门径。至于这些材料对于实际边疆问题的重要，更不待我们申说了。”费先生在这里强调了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结合，并对分析路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吴文藻在此书《导言》中阐述了功能学派的方法与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并肯定了这种研究的实际意义。他认为“研究非汉族团所得的材料，不但在学术上有极大价值，就是在中华民族立国的基础上，亦将有它的实际效用。”②1940年为了较为系统地反映这一时期的调研成果，吴文藻先生主编了《社会学丛刊》，强调其旨在中国建立一种比较社会学。其甲集征稿范围“除普通社会学外，亦兼及特殊社会学”，其中包括“民族社会学”。这是这一概念在我国最早的提出与首次使用。吴先生强调，“各种特殊社会学的任务，即在专门考察文化每一部门所呈现的种种关系……而普通社会学研究最终的目的，在于决定社会事实与文化全体间关系。”①此后相继出版了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1947年）、林耀华的《凉山彝家》（1947）等著作。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学者，也对少数民族社会进行了调查研究，1944年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后还有其他一些调研著作出版，如李景汉的《摆夷人民的生活程度与社会组织》，江应樑的《云南两个摆夷民族的经济社会》，《摆夷民族之家族组织及婚姻制度》，陶云逵的《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吴泽霖的《定番乡土教材》，吴泽霖、陈国钧的《燛山黑苗生活》，柯象峰的《西康社会之鸟瞰》，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犝民》，余湘文的《西北游牧藏区的社会调查》等。②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民族社会调查已经比较广泛地开展起来，民族学家与社会学家相互合作，甚至有相当一批学者身跨两个学科，取得了不少成果。民族社会学的概念也已提出来，但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思考尚属空白，更多地表现为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
附注
《蔡元培全集》，第五卷，4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150～151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67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载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123～13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罗东山：《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课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4），86页。;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679～68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68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