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中国民族学、社会学、民族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均是从国外传播过来的。因此，在评述中国民族社会学的进展时，我们有必要交代一下它的渊源，简单回顾一下国外的研究状况。
有关民族、社会的知识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民族学，均产生于19世纪中叶前后，社会学的创始人是孔德，孔德生活的时代及其观点，我们在有关社会学对象的探讨中将作进一步分析。而民族学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此前后，先后出现了一批专业民族学家以及民族学专著和调查报告材料，并产生了最早的民族学学派——进化论学派。那么作为以上两门学科交叉学科的民族社会学产生于何时呢？这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问题。民族学与社会学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追溯民族社会学的源头自然离不开这两门学科的发展。目前我国学者倾向于将民族社会学的源头追溯到泰勒、摩·尔根等人。①
泰勒是英国人类学的创始人。他在1856年访问古巴时遇到民族学家克里斯提，并开始对民族学感兴趣。回国后，他开始系统研究民族文献资料，并陆续发表了《人类早期史研究》、《原始文化》和《人类学》等著作。泰勒认为，人类的文化史就是人类的技术、经济、精神生活自我运动发展史。犹如生物界一类物种由另一类物种发展出来一样，一类工具、设备、艺术形式和道德信仰也是由另一类工具、设备、艺术形式和道德信仰发展而来的。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可以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文化形式的多样性，正是同时代文化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表现，而每个阶段的文化，既是过去的阶段的产物，又对未来阶段的形成起一定作用。他把各阶段的文化，即把最落后的和最文明的各民族文化依次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列，认为所有社会都要经过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三个基本发展阶段。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明确指出：“只要把野蛮的各部落同文明的各族加以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野蛮种族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转变为高级种族的类似过程，是怎样容易地认识到两者生活形式的联系。”他还把民族志资料用于宗教史的研究，提出了万物有灵论。他的这些思想激发了后来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同为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摩尔根是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他作为一名律师，因帮助印第安人诉讼成功、夺回土地，被接纳为塞纳卡部落的成员和鹰氏族的养子，从而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研究。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他于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论述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生产工具、房屋、服饰、家庭、习俗、宗教和语言，着重介绍了联盟的组织结构，讨论了他们的命运。该书被学术界誉为第一部关于印第安人的科学著作。1871年摩尔根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7年又发表了重要著作《古代社会》，对人类婚姻制度自群婚到一夫一妻制作出了单线进化论的推断，提出并阐述了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至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发展了人类文明起源和进化的理论，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摩尔根之所以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最根本的是他运用民族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学术视角，并从社会关系及其结构入手，研究和分析研究对象。因而可以认为摩尔根等人的著述是早期民族社会学的著作，它从实践上开创了民族社会学的研究。
泰勒、摩尔根等可以看做是民族社会学的先驱，虽然他们并未运用这一概念，但客观上以实践的形式影响了这一学科的产生。事实上，从进化论到后来的一系列民族学理论均不同程度地为民族社会学提供了视角、理论与方法。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横贯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更是为民族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直接的贡献。早期的如斯宾塞，他是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早在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发表之前就发表了《演进假说》（1852）、《进步之规律和原因》（1857），提出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概念，被达尔文称为是他的先驱者之一。从1860年起，斯宾塞开始撰写十卷本的巨著《社会哲学》，对进化论进行了系统阐述。他从宇宙万事万物的起源说起，直到对生物、心理、社会、伦理的进化发展都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和一切生物都在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原则下进化一样，人类社会也是在这样的原则下，由较简单的形式向较复杂的形式进化，各种文化虽然不处在同一时代，但都遵循着同样的程序，同时代的文化尽管发展速度有快有慢，但都遵循一定的发展阶段，不能逾越。诸如家庭、礼节、政治、宗教、职业和工业等的进化都是适应的结果，人类社会的每一种适应都解决一系列生存问题，但又遇到一系列新的问题，因而又要求新的适应。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适应中进化发展，由最初的原始军事制社会发展到有国家的工业社会，最后达到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合乎道德标准的乌托邦境界。①斯宾塞指出：“社会学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它建立在对教育学，神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诸学科综合把握的知识之上”，并“力图创建的是包罗人类生活所有基本方面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学体系”。②迪尔凯姆、莫斯更是花费较多精力于民族学。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有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方法论》（1895）、《论自杀》（1897）、《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迪尔凯姆认为，民族学是一种叙述性的学科，不是理论性学科，而社会学则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中包括民族学。尽管他本人没有亲自参加过实地调查，但他对民族学的调查资料非常重视，能利用别人的调查资料提出自己的分析与看法。他强调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使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与方法上更趋成熟。他的民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宗教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两个方面。莫斯是迪尔凯姆的继承人，曾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与其他人共同组织了法兰西民族学研究中心——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莫斯比迪尔凯姆更加重视民族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民族学概论》（1947）、《赠礼》（1924）、《社会学和人类学》（1947）等。莫斯在民族学研究中十分重视民族理论与调查方法。他对交换形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比较颇有创新。斯宾塞、迪尔凯姆与莫斯等显然亦为民族社会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
前面引述民族学、社会学家关于民族社会问题的思考，并不意味着对民族社会学作出贡献的仅仅只是这些人。事实上，在民族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以上两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显而易见促进了民族社会学发展。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社会学的萌芽就深深受到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影响。而从世界范围看，民族社会学的早期名称叫民族志社会学。1880年法国人类学家勒图尔诺出版《民族志社会学》，该著借助民族学的材料研究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他所称的“民族志社会学”可以看做民族社会学的萌芽。后来德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米尔曼在《人类学史》中亦使用“民族志社会学”的概念，意在借民族志的实际材料对民族学和社会学作理论的探讨，主要对1860年至1900年这一时期有关民族的社会进化和文化进化进行了研究。他与勒图尔诺对民族社会学概念的提出起了重要作用。
而“民族社会学”这一概念究竟是何人、何时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呢？对此，社会学特别是民族社会学的论著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民族志社会学”就是民族社会学；二是认为民族社会学概念是由芬兰的韦斯特马克学派最先提出来。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介绍，19世纪末，德国、北欧和美国就开始使用民族社会学的名称，特别是芬兰的韦斯特马克学派，多用民族社会学研究原始社会和民间社会，以韦斯特马克为代表的学派在当时的芬兰和欧洲有较大影响。韦斯特马克（1862—1939）一生著述颇丰，是芬兰著名的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主要代表作有：《人类婚姻史》（1891）、《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2卷，1906—1908）、《人类婚姻简史》（1926）、《伦理学相对论》（1932）、《早期信仰及其影响》（1933）、《西方文明未来的婚姻》（1936）、《基督教与道德》（1939）等。韦斯特马克认为，社会学的目的是解释社会现象，发现它们的原因，揭示它们是怎样、为什么产生的。他又是“社会制度的自然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并在早期婚姻制度史研究中独树一帜，他反对摩尔根关于人类最早的社会单位是“群”和原始人最初处在杂婚、群婚状态的观点，认为最早的社会单位是“家”，一夫一妻制是人类的天然倾向和最早、最基本的婚姻家庭方式，这种倾向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道德问题上，韦斯特马克认为没有绝对标准，并引用大量材料论证多民族、多地区道德伦理上的差别。①
一般认为，20世纪以来，民族学、社会学得到较快发展，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渗透，逐渐形成了民族社会学学科。“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里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最初是作为一门课程开设，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逐步发展成为各大学社会学系中的一个专业方向，形成了从社会学视角和方法来研究种族和民族问题的特殊领域。”社会学概论教材也较普遍设专章讨论种族和民族问题。美国社会学会下设的十几个专业委员会有一个就是“种族与少数民族研究”委员会。大致地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族社会学文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群关系演变的宏观理论，如戈登于1964年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格莱泽、莫尼汉1975年主编的《民族》，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史密斯1991年出版的《民族认同》等。
第二，关于族群分层及其演变的宏观分析，如辛普森、英格尔合著的《种族和文化的少数群体》。
第三，关于人们族群认同及其演变的微观分析，如沃斯特1990年出版的《族群选择——在美国的认同选择》。
第四，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专题或个案的实证研究，如比恩、弗里斯比共同主编的《种族、民族群体的人口研究》，霍洛维茨1985年出版的《冲突中的族群》，托伊伯于1968年出版的《城市中的黑人》。②
在西方民族社会学兴起的同时，苏联亦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民族社会学研究，他们认为民族社会学是研究民族过程的科学，也即研究社会现象与民族现象的有机统一性和相互作用之机制的科学，它是在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接合部分上产生的。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翻译出版了阿鲁秋尼扬等著的《民族社会学》，这对我国民族社会学知识的普及起了积极作用。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二战以后民族社会学在各国逐渐得到了发展，作为一门学科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有关民族、社会的知识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民族学，均产生于19世纪中叶前后，社会学的创始人是孔德，孔德生活的时代及其观点，我们在有关社会学对象的探讨中将作进一步分析。而民族学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此前后，先后出现了一批专业民族学家以及民族学专著和调查报告材料，并产生了最早的民族学学派——进化论学派。那么作为以上两门学科交叉学科的民族社会学产生于何时呢？这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问题。民族学与社会学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追溯民族社会学的源头自然离不开这两门学科的发展。目前我国学者倾向于将民族社会学的源头追溯到泰勒、摩·尔根等人。①
泰勒是英国人类学的创始人。他在1856年访问古巴时遇到民族学家克里斯提，并开始对民族学感兴趣。回国后，他开始系统研究民族文献资料，并陆续发表了《人类早期史研究》、《原始文化》和《人类学》等著作。泰勒认为，人类的文化史就是人类的技术、经济、精神生活自我运动发展史。犹如生物界一类物种由另一类物种发展出来一样，一类工具、设备、艺术形式和道德信仰也是由另一类工具、设备、艺术形式和道德信仰发展而来的。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可以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文化形式的多样性，正是同时代文化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表现，而每个阶段的文化，既是过去的阶段的产物，又对未来阶段的形成起一定作用。他把各阶段的文化，即把最落后的和最文明的各民族文化依次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列，认为所有社会都要经过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三个基本发展阶段。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明确指出：“只要把野蛮的各部落同文明的各族加以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野蛮种族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转变为高级种族的类似过程，是怎样容易地认识到两者生活形式的联系。”他还把民族志资料用于宗教史的研究，提出了万物有灵论。他的这些思想激发了后来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同为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摩尔根是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他作为一名律师，因帮助印第安人诉讼成功、夺回土地，被接纳为塞纳卡部落的成员和鹰氏族的养子，从而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研究。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他于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论述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生产工具、房屋、服饰、家庭、习俗、宗教和语言，着重介绍了联盟的组织结构，讨论了他们的命运。该书被学术界誉为第一部关于印第安人的科学著作。1871年摩尔根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7年又发表了重要著作《古代社会》，对人类婚姻制度自群婚到一夫一妻制作出了单线进化论的推断，提出并阐述了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至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发展了人类文明起源和进化的理论，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摩尔根之所以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最根本的是他运用民族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学术视角，并从社会关系及其结构入手，研究和分析研究对象。因而可以认为摩尔根等人的著述是早期民族社会学的著作，它从实践上开创了民族社会学的研究。
泰勒、摩尔根等可以看做是民族社会学的先驱，虽然他们并未运用这一概念，但客观上以实践的形式影响了这一学科的产生。事实上，从进化论到后来的一系列民族学理论均不同程度地为民族社会学提供了视角、理论与方法。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横贯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更是为民族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直接的贡献。早期的如斯宾塞，他是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早在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发表之前就发表了《演进假说》（1852）、《进步之规律和原因》（1857），提出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概念，被达尔文称为是他的先驱者之一。从1860年起，斯宾塞开始撰写十卷本的巨著《社会哲学》，对进化论进行了系统阐述。他从宇宙万事万物的起源说起，直到对生物、心理、社会、伦理的进化发展都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和一切生物都在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原则下进化一样，人类社会也是在这样的原则下，由较简单的形式向较复杂的形式进化，各种文化虽然不处在同一时代，但都遵循着同样的程序，同时代的文化尽管发展速度有快有慢，但都遵循一定的发展阶段，不能逾越。诸如家庭、礼节、政治、宗教、职业和工业等的进化都是适应的结果，人类社会的每一种适应都解决一系列生存问题，但又遇到一系列新的问题，因而又要求新的适应。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适应中进化发展，由最初的原始军事制社会发展到有国家的工业社会，最后达到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合乎道德标准的乌托邦境界。①斯宾塞指出：“社会学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它建立在对教育学，神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诸学科综合把握的知识之上”，并“力图创建的是包罗人类生活所有基本方面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学体系”。②迪尔凯姆、莫斯更是花费较多精力于民族学。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有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方法论》（1895）、《论自杀》（1897）、《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迪尔凯姆认为，民族学是一种叙述性的学科，不是理论性学科，而社会学则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中包括民族学。尽管他本人没有亲自参加过实地调查，但他对民族学的调查资料非常重视，能利用别人的调查资料提出自己的分析与看法。他强调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使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与方法上更趋成熟。他的民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宗教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两个方面。莫斯是迪尔凯姆的继承人，曾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与其他人共同组织了法兰西民族学研究中心——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莫斯比迪尔凯姆更加重视民族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民族学概论》（1947）、《赠礼》（1924）、《社会学和人类学》（1947）等。莫斯在民族学研究中十分重视民族理论与调查方法。他对交换形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比较颇有创新。斯宾塞、迪尔凯姆与莫斯等显然亦为民族社会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
前面引述民族学、社会学家关于民族社会问题的思考，并不意味着对民族社会学作出贡献的仅仅只是这些人。事实上，在民族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以上两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显而易见促进了民族社会学发展。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社会学的萌芽就深深受到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影响。而从世界范围看，民族社会学的早期名称叫民族志社会学。1880年法国人类学家勒图尔诺出版《民族志社会学》，该著借助民族学的材料研究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他所称的“民族志社会学”可以看做民族社会学的萌芽。后来德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米尔曼在《人类学史》中亦使用“民族志社会学”的概念，意在借民族志的实际材料对民族学和社会学作理论的探讨，主要对1860年至1900年这一时期有关民族的社会进化和文化进化进行了研究。他与勒图尔诺对民族社会学概念的提出起了重要作用。
而“民族社会学”这一概念究竟是何人、何时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呢？对此，社会学特别是民族社会学的论著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民族志社会学”就是民族社会学；二是认为民族社会学概念是由芬兰的韦斯特马克学派最先提出来。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介绍，19世纪末，德国、北欧和美国就开始使用民族社会学的名称，特别是芬兰的韦斯特马克学派，多用民族社会学研究原始社会和民间社会，以韦斯特马克为代表的学派在当时的芬兰和欧洲有较大影响。韦斯特马克（1862—1939）一生著述颇丰，是芬兰著名的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主要代表作有：《人类婚姻史》（1891）、《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2卷，1906—1908）、《人类婚姻简史》（1926）、《伦理学相对论》（1932）、《早期信仰及其影响》（1933）、《西方文明未来的婚姻》（1936）、《基督教与道德》（1939）等。韦斯特马克认为，社会学的目的是解释社会现象，发现它们的原因，揭示它们是怎样、为什么产生的。他又是“社会制度的自然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并在早期婚姻制度史研究中独树一帜，他反对摩尔根关于人类最早的社会单位是“群”和原始人最初处在杂婚、群婚状态的观点，认为最早的社会单位是“家”，一夫一妻制是人类的天然倾向和最早、最基本的婚姻家庭方式，这种倾向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道德问题上，韦斯特马克认为没有绝对标准，并引用大量材料论证多民族、多地区道德伦理上的差别。①
一般认为，20世纪以来，民族学、社会学得到较快发展，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渗透，逐渐形成了民族社会学学科。“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里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最初是作为一门课程开设，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逐步发展成为各大学社会学系中的一个专业方向，形成了从社会学视角和方法来研究种族和民族问题的特殊领域。”社会学概论教材也较普遍设专章讨论种族和民族问题。美国社会学会下设的十几个专业委员会有一个就是“种族与少数民族研究”委员会。大致地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族社会学文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群关系演变的宏观理论，如戈登于1964年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格莱泽、莫尼汉1975年主编的《民族》，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史密斯1991年出版的《民族认同》等。
第二，关于族群分层及其演变的宏观分析，如辛普森、英格尔合著的《种族和文化的少数群体》。
第三，关于人们族群认同及其演变的微观分析，如沃斯特1990年出版的《族群选择——在美国的认同选择》。
第四，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专题或个案的实证研究，如比恩、弗里斯比共同主编的《种族、民族群体的人口研究》，霍洛维茨1985年出版的《冲突中的族群》，托伊伯于1968年出版的《城市中的黑人》。②
在西方民族社会学兴起的同时，苏联亦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民族社会学研究，他们认为民族社会学是研究民族过程的科学，也即研究社会现象与民族现象的有机统一性和相互作用之机制的科学，它是在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接合部分上产生的。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翻译出版了阿鲁秋尼扬等著的《民族社会学》，这对我国民族社会学知识的普及起了积极作用。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二战以后民族社会学在各国逐渐得到了发展，作为一门学科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附注
刘敏：《民族社会学教程》（导言），未刊稿。;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118～120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陈建远、施志伟：《现代西方社会学》，29～30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刘敏：《民族社会学教程》（导言），未刊稿。; 马戎：《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2001（5），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