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1958年本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丰年，但是由于“大跃进”运动，农村的青壮劳动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丰收的果实无人收拾而烂在田里。在国家的粮仓里，粮食已不多了，副食品和生活用品也非常紧缺，全国各地都亮起了红灯，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①。1958年冬，国家部分地方开始发生饥荒、逃亡，出现人员浮肿，甚至不正常死亡的现象。
  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无异于雪上加霜，更加剧了经济困难。三年中，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在不同季节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其范围之广、造成的灾害之重，是建国前后几十年所少见的②。在罕见的自然灾害和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下，中国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饥荒。1959年6月，形势全面紧张，全国范围内已经几乎没有粮食可以周转。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回到家里面对着空空的粮袋子发愁，农村公共食堂再也没有往日“日餐三顿干”的那种欢声笑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人们逐渐清醒起来，开始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进行深刻的反思。
  共青团农场也与全国形势一样，面临着自然灾害饥荒的严重考验。由于共青团农场是一个新建的军垦团场，是建在人类不易生存的塔里木边缘无人居住地带，其建场之艰难，自然条件之恶劣，是国内农村无法相比的。建场的第二年，也是开始进行农业生产的第一年就赶上了全国三年自然灾害，真可谓“生不逢时”。尽管如此，农场却接收和挽救了一部分内地饥民。1959年，场收留了一批自动进疆青年100余人，同年，江苏支边青年125人来场；1960年，场接收中央动员来疆支边的湖北青壮年387人。支边青年的进场，既缓解了内地的灾害压力，又解决了农场发展劳力不足的问题。来自五湖四海的拓荒者，带来了各地的文化、知识技能，推动了农场经济文化的发展。
  塔里木垦区自然环境恶劣，气候炎热、干燥、少雨，野生植物生长稀疏，因塔里木垦区在塔河下游，农场开垦之初就受到水的制约。共青团农场属盐碱地区，而缺水和盐碱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场于1959年开始第一年生产，播种1534公顷，当年灾害面积就达751公顷，占总播面积的49%，其中碱害面积就有628公顷，占播种面积的40.9%，播种成苗因碱害死亡的面积达460公顷，因缺水旱害死亡46公顷。碱害严重的主要原因是排水不通，地下水位升高，加上土地不平、地块大造成脱盐不好形成灾害。1959年卡拉总干渠垮口11次，跑水1840万立方米，造成农田地下水位升高，并使本来就用水紧张、旱情严重的局面又雪上加霜，加重了旱情。1959年塔河枯水期来临很早，作物一般都缺水受旱，小麦全面灌水仅两次，中耕作物棉花、玉米、高粱、大豆等普遍只灌一次水。因生长期无水补给，棉花延至盛花期（7月下旬至8月中旬）灌水结束，灌后蕾铃脱落率达64%以上，玉米、高粱在抽穗期灌完水后，受旱植株萎缩，严重干枯死亡。为了治理碱害，降低地下水位，1959年冬，场组织劳力将场内积的明水（碱水）排出。
  1960年灾害面积继续扩大，场挖了3条总长达3100米的支排，但排水系统仍很不完善，整个场区的排水仅依赖卡拉河和几条自然沟渗漏和蒸发，排水效果很差，没有从根本上治理碱害，严重阻碍了洗盐速度和质量。这年总播面积2042公顷，因灾害损失面积达1707公顷，为总播面积的61.4%，其中碱害面积982公顷，为播种面积的48.1%，与1959年相比，灾害损失面积扩大12.4%。灾害损失主要属于碱害和旱灾两方面，农作物除瓜菜总产比上年增长外，其他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呈下降趋势，粮食作物实收面积815公顷，平均单产341千克/公顷，比上年减产33.3%。由于收获产量很低，不仅职工口粮、饲料，要靠上级调拨解决外，甚至收获量还不够当年播种用种量。全场8个农业单位，除六队的小麦、棉花产量和红专学校小麦产量较1959年有所增长外，多数单位各种农作物产量都低于上年生产水平，全场生产粮食27.7万千克，而当年种子消耗量达30.4万千克，总产和单产都低得可怜，这年不仅没能给国家上缴一粒粮食，却开始年年吃返销粮，并且随人口增加而逐年增加。
  农场地广人稀（1960年全场有职工1624人），野生动物很多，场里组织专人捕鱼、打猎（打野兔、黄羊、野猪），千方百计捉麻雀、乌鸦等，来解决肉食问题，以改善职工生活。1960年春，二分场七队的干部职工到坡堤湖（现七连）种闯田，职工陈东才偶然发现坡堤湖水里有鱼，就动手抓了不少鱼，场里知道后，就组织人力去坡堤湖捕鱼。因为鱼太多、太大，每条鱼3～4千克，一网打出万斤鱼，号称“万斤网”。鱼打出来以后，各单位都派人去，每人带把刀子，破开鱼肚，盐巴一撒，沙包上一甩。加工厂仓库堆满了鱼，各单位每天派人拉鱼，食堂一日三餐吃鱼，每人1千克，清炖鱼、蒸鱼、醋拌干鱼，在那生活十分艰苦，吃不饱肚子的时候，鱼真是比什么都好吃。每当鱼运到各单位，全场职工喜笑颜开，奔走欢呼，比过年还热闹，鱼救了全场职工的命！只是这样的好日子不能长久，第二年坡堤湖里的鱼已被捕得不多了，场里职工又开始吃代食品，过起了苦日子。
  1960年8月30日，场党委考虑到场经济困难，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已两年多没发工资了），场里瓜菜已大量下来，职工家属却无钱购买，欠账手续又混乱，不能按时结账，经研究决定，从这一天开始实行瓜菜票制度，一些生活必需的日常用品成了紧缺物资，也要凭票供应，或用一定数量的野麻等去商店换取生活用品，以物换物。尽管如此，职工口粮以“瓜菜代”（吃瓜、菜、野麻根、野菜等代食品）为主，把粗粮节省下来支援内地重灾区。因职工吃饭缺乏营养，劳动强度又大，造成职工体质下降，发生了浮肿病，有68名职工因浮肿病住院治疗，有的队浮肿病人占16.1%，2人因浮肿医治无效而死亡。为此部分职工产生了模糊认识，因生活问题对“大跃进”产生怀疑。
  1961年4月22日，艾沙米尔水库决堤，二队、六队损失严重，全场268公顷土地被淹，105公顷农作物被毁，不少大、小牲畜死亡，农场经济损失严重。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职工吃饭问题变成头等大事，那时的塔里木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怎么吃饱肚子。场党委提出了“政治进食堂，干部下伙房，掌握勺把子”，场党委书记、支部书记进食堂抓生活，场部成立生活福利办公室，全力以赴抓职工生活，机关政治部门也组织专人抓生活，各单位建立健全生活福利委员会，委员由干部、食堂管理人员、职工、炊事员担任。各单位食堂党员当炊事班长，严格掌握过秤下锅，一日三餐做馍过秤称，一个一个地过，多少人做多少馍。领导干部亲自参加食堂劳动，以加强对食堂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定期检查职工宿舍，每晚轮流查铺，亲自照护病号。林园队“三八”食堂炊事员全是女同志，司务长是蔡玉兰，同样的定量，做出的饭就是好吃，被场里树为典型，场里经常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向全场推广经验，该食堂成为自治区、兵团的“‘三八’红旗食堂。”
  面对灾害，为了缓解油料、粮食供应紧张的难题，场严格控制私自招收劳力，暂缓了接家属进场工作，并抽专人管理粮食及代食品生产和生活福利工作，把它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场党委号召全体职工从全国人民利益出发，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本着主、副、代三结合，大搞代食品，并按兵团张仲瀚副政委指示的“有、无、细、宽、长”（有营养、无毒、加工细致、面宽、吃的时间长）的原则，代食品用量不超过30%。职工们正确认识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活动，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人人想办法，共同渡过这暂时的困难时期。场对现有浮肿病人和干瘦老弱人员给予照护，让他们吃营养灶、坚持休息和不进行野外劳动，待体力恢复并由场医务部门检查批准才能取消营养灶，营养灶单独炒菜作馍，病人不再吃代食品。
  刚开始建场时，在严酷的环境下，职工要生存，要吃自己种的粮食，吃和住的生活问题要让位给开荒种地。职工不与当地老百姓争水争地，在建场过程中，以勤俭办场的方针和师党委的“当年建场，来年丰收”的指示精神，一边开荒，一边盖房，一边解决吃的问题，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们就是这样艰难地渡过的。职工们在红柳窝里扎营，沙包旁边安家，过着“天当被、地当床”的原始人生活。他们在地上栽上红柳枝，然后再糊上一层泥巴，这就是墙，上面铺上芦苇，在芦苇上糊一层泥，这就是屋顶，搭成所谓的“马架子”。这样的房子平时还凑合，一逢下雨就遭殃了。再后来有了发展，挖“地窝子”住。“地窝子”半截房子在地底下，刮大风也不害怕了。从建场一开始就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大家动手挖“地窝子”，利用本地区的梧桐木作材料，自己制作了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如桌、椅、坎土曼把、扁担、筐子等，并用苇草建筑了窑洞式的房舍（在面阳的自然沟一侧的土包里挖成略好于“地窝子”的穴式房屋）2698平方米，节约了大批木材。刚建场时领导办公在一顶帐篷里，分场、生产队办公住宿都是“地窝子”和草房，1958年10月20日，场部才建成了自己的办公室，也是这一天，食堂、流动商店、银行、邮电局、休养所、托儿所、招待所相继竣工。团部虽说住上了平房，也很紧张，政治处宣教股李洪股长，一家大小8口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窑洞里，简直连站人的地方都没有。“地窝子”与陕西半坡遗址原始人的穴居几乎一模一样，它是拓荒者的一大发明，也是拓荒者最早的家园，这是兵团人艰苦创业的历史见证。共青团农场的第一代拓荒者在那里生儿育女，农场的第二代人在那里出生、长大。
  吃粮难、发工资难、穿衣难、探亲难、住房难、坐车行路更难，这是20世纪60年代塔里木垦区的六大难事。场里开始没有汽车，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有一辆汽车，机关干部办公事还不够坐，职工更坐不上了。218国道（伊犁—若羌公路）沿农场北侧境内自西北向东南穿过。刚建场时，这里仅有一条1942年修建的牛马便道，路线弯曲，路面随地势起伏不平，无人维修保养，沿线又多为沙漠、戈壁及沼泽地，路况很差，当时素有“无线公路”之称。过往汽车大多要拱沙包、垫杠子、铺红柳枝，才能勉强通过，汽车从焉耆到场部要不停颠簸两天才能到达，交通极为不便，探亲出一次门比登天还难。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共青团农场的干部职工有志气，就是有一股硬骨头精神，没有被困难吓倒，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一分场场长樊环说过：“我每天不把每个条田查一遍，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在生活万分艰难的1960年，连长李发荣将连队生产仅有的一麻袋葵花籽一直保存到来年春播动员大会时，每班发一盆，每人发一把，这就是大家以苦为乐，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图画读本》第四册探索篇（下）第5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同上，第5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