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建场之初，场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从上到下都配有政工干部，抓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级党组织本着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程序，层层深入地进行教育。
  1958年10月，全场开展“反右倾保守思想、反个人主义残余”为中心的“双反”运动，在部队中进行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取得很大成绩，前后破获偷盗、诈骗、贪污、强奸等大小案件130余起，打击了违法乱纪分子，批判了腐化部队战斗力的歪风邪气，同时也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以及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大放“卫星”。通过“双反”运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对保守思想和浪费现象进行了彻底批判。
  1958年12月1日至1959年1月20日，全场在各党团基层组织中，结合共产主义解放运动，进行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进行“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1959年春季之后，全国上下“左”倾错误的后果逐渐显露出来，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困难。在1959年7月党的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一场反右倾运动。1959年10月，兵团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自治区党委9月扩大会议精神，部署了反右倾斗争。农二师党委于1959年11月10日，分片召开了管理处级和团厂级党委扩大会议和团、营、连、排四级干部会议，贯彻上级会议精神。
  共青团农场有些干部认识到1958年只强调了速度，忽视了质量，造成1959年农场建场后第一年生产完不成任务，亏损严重，没有完成师、场的播种计划和产量计划，因而对1958年共青团农场大跃进的成绩持怀疑态度。
  1959年12月6～13日，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在认真学习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之后，结合本场实际，重点揭发、批判和斗争了一分场场长樊环、指导员张玉峰，二分场五队指导员徐东海、队长庞乘龙，畜牧队指导员沈保才、队长吴奖生等6人的右倾思想。批判樊环、张玉峰所犯的主要错误是1959年夏收时，有收割机不用，而用人海战术，延误农时，浪费了机力，也浪费了麦子。而当时条田麦子地碱片大，麦子长得既浅又稀，地里苇草多，长得比麦子高，无法发挥收割机的作用，如果用收割机收麦，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浪费。批判徐东海、庞乘龙在收割闯田时，未把粮食全部收回来，造成浪费，有人在批判会上算了一笔账，播种时下种25千克麦子，一粒种子发一个芽，出一棵苗，应收20万千克左右麦子，实际收了几千千克麦子，这是对人民的极大犯罪。而当时在从未耕种的土地上种小麦，土地没有肥力，经过一段时间，原来出苗整齐、生长旺盛的麦苗逐渐枯死，到收割时，有的一束麦穗只结一粒麦子，五队干部职工头顶烈日，露营在沙包里，喝碱水，没有青菜吃，在麦田里干了几个月，才收了几千千克粮食，就这样结束了收割，真正造成损失浪费的不是执行者。这6名同志虽然受到场里的批判，但他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完成党委交给的各项任务。樊环同志更是这样，由于他工作出色，1962年被树为“场干部标兵”。1964年场党委按照中央有关政策，实事求是地给这6名同志平反。
  在反右倾运动开展前，场党委建立了反右倾领导小组，组成了庞大的宣传队伍，全场组织了15个宣传队，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同时，在场党委领导下，层层深入的进行细致摸底工作，将场所有干部职工都分别个个过筛，人人排队，摸出了现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对在干部中摸出的典型人、典型事，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要求，在场党委扩大会议上进行了对照和检查，并开展了批判斗争，在此基础上，又把运动引导到职工中开展“反右倾、鼓干劲、增产节约”运动。由于运动的深入，全场还揪出反坏、地分子14人。
  这次反右倾斗争，多以“左”的思想为指导，没有进行客观的调查分析，用政治帽子压人，错误地打击了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同志，把一些正确的东西当成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批判，伤害了一些同志。这样，本来就没有彻底纠正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使全场党内民主生活遭受严重损害，场的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破坏。
  1959年，场在基南、基北（现六连后面5～6千米处）、坡堤湖（现七连），用洪水漫浇荒地1067公顷，进行种闯田，实播面积804公顷，为总播种面积的29%。这些地区过去多年来是洪水淹没的地方，大面积看起来好像很平，实际上也是高低不平，有数不清的小沙包，沙包上长着红柳，已被水淹死，场里用人工把它挖掉，就用拖拉机耕地播种。当时由五队担任种闯田任务。由于共青团场种闯田缺乏经验，播种前没有深入的对该地区生产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如调查水源、土壤、杂草，化验分析盐分和肥力情况，致使在播种时，前边播种，后边出苗，出苗很齐全，生长良好。但由于土壤瘦、沙性大、保水差，加之盐碱、杂草为害，使作物生长极端不良，经过一段时间，出的禾苗逐渐发黄枯死，到收割时仅有少数麦子。这年闯田种小麦599公顷，油菜152公顷，高粱53公顷，这些作物仅收小麦1400千克，油菜195千克，高粱颗粒无收，造成这年种闯田彻底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场领导单凭主观热情，认为可以种就种了，结果造成巨大损失浪费，留下了深刻经验教训。
  1960年1月11～14日，中共共青团农场首届党员代表大会在场部召开，在国际歌声中，全体代表先向毛主席致敬，并向革命烈士致哀，然后选举出大会主席团。会上由一分场的一、二、三、四队，二分场的五、六、七队和林园队向大会报喜，机耕队、二分场、红专大学向大会献决心。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选举出的63名正式代表（其中女代表5名），列席代表20名，大会的中心任务是选举产生中共共青团农场首届委员会，继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大会号召全场干部职工，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掀起特“大跃进”，为开垦建设农场贡献力量。政治处主任张斌致开幕词，大会以八届八中全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精神为指导，传达了中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场党委书记夏茂生作《建场以来党委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决议》，并选举产生新党委委员11人，夏茂生任党委书记，左兴起任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委员：夏茂生、左兴起、张斌、王永富、王仕侠、苏绍询。最后，组织股股长赵鹏向师第七届党代表大会表决心，政治处主任张斌宣读给全场职工的一封信，夏茂生副政委致闭幕词。
  在首届党员代表大会上，总结了建场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主要在农业方面及基本建设方面质量差，给1959年的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次大会实质上是一次反右倾、鼓干劲、拥护总路线、坚持“大跃进”的大会，也是全场实现1960年特“大跃进”的一次誓师动员大会。
  首届党代会后，场根据上级党委的“三反整风”指示精神，首先集中了首批参加“三反整风”的干部职工代表深入到基层单位参加实际劳动，亲自体验职工生活，使干部们更清楚地看见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场里又专门组织了清算账目的机构，在见人见物的事实面前，吸收了工人代表参加，召开了首批三级干部会议，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场于8月下旬成立了以夏茂生为首的五人“三反整风”领导小组，通过摸底，找出干部职工中违法乱纪、损失浪费、贪污等行为。在新工人和刑满人员中主要摸清政治态度及动向，然后再深入群众充分征求群众对生产工作和各级干部的意见。在干部中共摸出了大小问题85个，其中表现最突出官僚主义作风者4人，右倾保守者7人，军阀残余者1人，贪污者8人（共计5405元），有问题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3%。在职工中共摸出大小问题229个，属一般思想问题的133人，有问题的职工占总数的16.5%。为使“三反整风”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场党委发动群众，深入教育，充分调动积极因素，绝大部分职工放弃原有的自私观点，如越冬工作，当时场里有很多新职工和部分老职工，缺乏越冬棉衣和被褥，场里无法解决，经过场里统一进行实际教育后，多数不困难的和困难不大的干部职工都自觉地把布票捐献出来，救济困难户，从而解决了全场职工的越冬问题，对场里的生产起着很大促进作用。
  共青团农场在“大跃进”三年里，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怎样才是“多”，怎样才算“快”，怎样才为“好”，怎样叫做“省”，标准是什么，都没有科学的依据，更不能因地制宜合理、充分的宏观调控与客观掌握，只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为了“多”与“更多”、“更快”，出现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浮夸成风。尽管有一批以场长康秉仁为首的实事求是、严把质量关的干部，但无法顶住全国刮起的“冒进风”、“浮夸风”，当时全场开展了三次“放卫星”竞赛活动，开荒造田竟出现个别职工日“放卫星”达3.3公顷的“奇迹”，导致筑渠、开荒造田质量差，无法按基建程序办事。1958年上报开荒造田3523公顷，总投资24.5万元，平均每亩开荒造价4.63元，无法达到场提出的“造田破二、四”的要求，而上报的大部分土地高低不平，且灌、排渠系不配套，因此造成灌不上水，压不了碱，使土地根本不能播种。1959年投入生产，勉强播种1393公顷农作物，年底有800公顷无收获。有收获的土地粮食（主要是小麦）单产352.5千克/公顷，棉花单产99.8千克/公顷，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造成无法播种生产的大量土地撂荒，为日后生产带来严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