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如果说新方志工作在开始阶段处于自发、自行运作状态的话，那么，全国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之后，就进入了规范运作和编纂出版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修志工作有机构组织领导，有队伍开展工作，有章程规范运作，新志书陆续出版。这个阶段的时间划分是1987年至1996年，这是新方志工作的一个关键阶段，也是新方志工作出成果、出理论、出经验、出人才的一个丰收季节。从1980年至2000年，共出版三级志书4789部，平均每年239部。至2003年全国共出版三级志书5000余部，各种专业志、部门志等9500余部。
  首轮修志编纂出版阶段，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
  1987年2月13日，胡乔木同志就“三新”的完整提法致函严寒同志，同意将原来的“三新”完善为“四新”，即“我们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写地方志”。“四新”的提出，对于新方志的规范编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1986年10月18日，胡乔木同志就辞书重要人物条目不用颂扬性评价等问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写了信。这封信的内容和建议对于新志书人物传的编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87年5月26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市地方志编委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编纂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抓，要切实抓好。”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讲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成为编纂新方志的纲领性文献。这个讲话经江泽民总书记审阅同意，于2000年在《中国地方志》上重新发表。为了加强修志队伍建设，并纳入正轨管理渠道，1988年1月3日，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批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修志人员职称评定的报告》。从此，列入事业编制的专职修志人员选用了“编辑职务”评聘专业技术职务。1989年1月28日，中央宣传部批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新编地方志公开出版的报告》。在这个《报告》的批复中指出：“各地在编纂地方志时，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方针政策，并请党委、政府把好关。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决定新编地方志公开或内部发行，不必一刀切。”1991年10月17日，胡乔木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汇报时，对地方志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编写的地方志，一是要重视质量，不能只强调速度。”“编写地方志必须具有严谨的学风，志书中的任何一个门类都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决不可轻视。”“地方志这项工作必须专业化，要培养一支真正有专业水平的队伍。”1991年底，三级志书共出版600余种。1995年7月25日，经国务院领导同意，调整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任组长。这是有史以来，国务院领导成员第一次兼任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职务。1995年8月15～17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析了修志工作的形势，指出了修志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要求。
  1996年5月4～7日，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30个省、市、自治区的主管地方志工作的领导、编委会（办公室）负责人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共89人出席会议。会议总结了80年代初开展修志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了下阶段修志工作的任务。会议要求各级政府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加强领导，高质量地完成第一届新方志编纂任务，为迎接下一世纪地方志事业发展做好准备。李铁映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志书是有独特文化学术价值的国情书，修志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省、市、县三级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职责；今天的志书，要反映时代特色，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变革；质量是志书的价值所在，是志书的生命，修志者要有创名志、佳志、良志的意识和抱负，写出一批优质志书出来；修志为用，用志方法要改革；修志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方志工作者要有高尚的奉献精神，做明心淡泊、铁心修志的无名英雄。李铁映在这次会议上特别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各级政府加强对地方志的领导，要做到“一纳入”、“五到位”。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特别是职称）到位和条件到位”。二是方志事业要连绵不断，代代相济。“修志事业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生生息息永不尽竭的光荣事业”。“要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
  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是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对前15年的修志工作作了系统总结，对发展方志事业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第一次提出志书续修问题，标志着新一轮修志序幕已经拉开。
  1996年11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996〕47号文件），这是国务院发出的有关地方志工作的第二个专门文件（第一个文件是1985年发出的33号文件）。《通知》对编纂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志书质量和加强领导等问题作出规定；第一次规定地方志“每20年左右修志一次”；第一次提出“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的修志人员敬业精神。47号文件与33号文件比较，47号文件要求把地方志工作当作一项长期事业对待，要求每20年续修一次，以推动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发展。为了保证这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国务院要求“各地应把地方志编纂工作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应是地方政府直属的具有行政职能的一级单位”。这个规定比33号文件的要求更明确。33号文件的要求是“设置相应的常设机构。常设机构应当作为事业单位”。上述变化，反映了国务院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也反映了地方志工作已纳入国务院的工作规划。
  2001年12月20～21日，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修志工作是政府行为，是在各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下对地情、国情的全面调查。因此，地方志工作绝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一定要做好的事情。”这次会议特别强调地方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问题。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后，各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
  第二，新方志的编纂出版阶段十分重视质量问题。
  1986年前，出版的志书不多。1987年后，三级志书大量出版。随着各种志书的大量出版，志书质量问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对此各级政府、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并多次强调要保证志书的质量。1986年12月，胡乔木就提出志书的科学性问题，志书的“政治化”倾向问题，并明确指出：“地方志不是评论历史的书，不是史论。多余的评论不但不为地方志增光，反而为地方志减色。”“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1991年，胡乔木又明确指出：“编写新的地方志，一定要重视质量。”1991年4月13～19日，全国地方志年度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对已出版的志书质量进行评估。至1991年4月，全国共出版三级志书454部，其中省志专业志73部、地市志58部、县志323部。会议认为这些志书的质量从整体上看是合格的，但存在的问题不能忽视。主要问题是对旧社会记述的不够，对失误采取回避态度，对党的地方组织记述过简。会议就提高志书质量问题提出具体要求。1995年，李铁映指出：“真正高水平的志书为数不多，提高志书质量依然是一项严峻任务。”
  为了提高志书质量，各地都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制定志书质量标准，并形成文件下发执行。二是建立健全志稿的评议、审定制度。各地基本上都实行志稿的三审定稿制度。有关宗教、民族、保密、涉外、边界等敏感问题，都呈送有关部门审核把关。三是在刊物上开展新志书评述活动，组织有关专家对志书的优劣得失进行评论，为提高志书质量总结经验教训。四是组织志书评奖活动。全国性志书评奖举办了两次。各地都举办过1～3次志书评奖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志书质量的把关工作。五是举办志书展览活动。这个活动的意义在于，既将修志成果展现给世人，又接受世人对志书质量的检验。六是开展区域协作、行业协作，召开协作会议，交流修志经验，有效地提高了志书质量。七是加强对《民族志》编纂工作的指导。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专门成立民族志工作组，负责民族志编纂的指导工作，至1994年，民族志工作组在各地共召开9次工作会议，交流民族志编纂经验，为提高民族志的质量提供了理论指导。八是召开志书质量理论研讨会，各地都召开过多次这样的会议。
  2001年12月20日，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对志书质量进一步提出要求。他说：“续修志书从一开始就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要把精品意识贯穿到修志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一切工作都要以出精品为纂修志书的基本精神，不要在数量和速度上做文章。”他还特别指出：“新一轮修志就是要推出一批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很高科学水平和重要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志书，使修志真正上升为一个科学体系，把修志真正当成一门学问和学术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