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地方志的成熟是指雏形地方志经过发育，成为体例完备的地方志。地方志从春秋萌芽，经过漫长的形成过程，到宋代走向成熟。
宋代修志成果颇丰，共有600余种。数量多，品种多，佳志也多。著名的志书有《祥符州县图经》、《九域图》、《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和《景定建康志》等。《太平寰宇记》共200卷，资料广泛，内容丰富，除详记地理外，还有姓氏、人物、风俗、诗词等门类，突破了旧志格局，体例进一步完善，开创了志书必记艺文的先例。该书的作者乐史在《进呈志》中说：“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国籍机权，莫先于此。”《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说：“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朝列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作者的自述和《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充分说明该书在地方志发展中的地位和对后世地方志的影响。《元丰九域志》作者王存首次提出了志书的行文原则——“文直事核，欲使览者易知”。《景定建康志》是南宋周应合编撰。该志仿正史纪传体而作，运用的体裁有录、图、表、志、传五种，类首有总目，志首有总序，志下设细目，并将编年体、纪传体引入志书编纂，创立了新的地方志体例。
两宋时期，是中国地方志体例创新和成熟的时期，其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采摭繁富”，“文约事备”。宋以前的地方志多详于地理，略于人文。宋代地方志，地理、人文齐备，把记地与记人、记自然与记社会结合起来，诸事齐备，内容丰富。这一特点充分反映了志书内容的综合性特征已经形成，志书的社会效益极大提高。“诏地事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
第二，诸体并用，融合于志。宋代以前的地方志主要是地记、地志和图经。这类地方志记述的内容比较简略，采用的体裁也较单一。宋代地方志在体例上有了很大突破。原来诸多体裁的地方志经过兼蓄发展，融为一志，在一志中各种体裁并用，并将编年体、纪传体引入志书，同时创立了纪事本末体，使志书体例趋向完备。志书的篇目横分门类，志书的内容通合古今，志书横排竖写的体例原则也已形成。志书的结构设计不拘一格，平列体（《吴郡志》）、纲目体（《咸淳毗陵志》）和纪传体（《景定建康志》）的志书均有问世。由于地方志体例的完备，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占地方志总量的二分之一强。这说明宋代基本完成了由地记、图经向地方志的过渡。
第三，“文直事核”，览者易知。“文直事核，欲使览者易知”，是《元丰九域志》的主持人为该志的编写规定的行文原则。这一原则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一，志书行文要秉笔直书，不唯上，不唯亲，只唯实。其二，志书内容要务实求真，使用的资料要经过考证、核实。其三，志书编写要简明、通俗，让读者看得懂。由此可见，宋代地方志在行文方面也比较成熟。
宋代地方志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既是对前人修志经验的继承、总结和完善，又为后人发展地方志事业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创新空间。
宋代地方志发展能有上述的成就，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宋朝重视文化建设是主要的。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文化重建工作。建立健全了各种文化制度和文化工作机构，除建立藏书、修书的专门机构——馆阁外，还设置了九域图志局，主管地方志工作。开宝四年（971）下诏重修天下图经。此后又多次下令修志，推动了志书编纂的持续开展。同时对修志人员的待遇也很优厚。馆阁和志局的人员皆称学士，被认为是培养人才、人才辈出的地方，“公卿侍从皆由此出”。因此，宋人把修志当作一种“神仙之职”，颇感荣耀，“一经此职，遂以名流”。宋人对志书的使用也很重视，将地方志作为考定官吏俸给、赋税和刑法的依据。各行政区的赋税定额也依地方志为依据。
蒙元时期，战争频繁，政局动荡。但所辖各地的修志仍在进行，继承了宋代修志传统，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即下令各地修志，地方志事业得到继续发展。据现存地方志目录统计，元代地方志有190余种。地方志从数量上看不及宋代，但以志命名的地方志比例超过了宋代，占地方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元代修志，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大元大一统志》，共755卷；重修《大元大一统志》，1300卷。此志继承了唐宋志书体例，以元代各路和行省直辖的府州为纲，设建置沿革、坊郭、乡里、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官迹、人物、仙释等门类，内容充实，条理分明，成为后世编修一统志的范本。
元代除《大元大一统志》外，还有一些被后人称道的名志。如《延祐四明志》和《至顺镇江志》。其中《至顺镇江志》非常讲究志书内容的实用效果和篇目的统辖关系。如在“户口”目下分设土著、侨寓、单贫、儒道等；在学校目下分设蒙古字学、儒学、阴阳学和医学等。
宋代修志成果颇丰，共有600余种。数量多，品种多，佳志也多。著名的志书有《祥符州县图经》、《九域图》、《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和《景定建康志》等。《太平寰宇记》共200卷，资料广泛，内容丰富，除详记地理外，还有姓氏、人物、风俗、诗词等门类，突破了旧志格局，体例进一步完善，开创了志书必记艺文的先例。该书的作者乐史在《进呈志》中说：“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国籍机权，莫先于此。”《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说：“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朝列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作者的自述和《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充分说明该书在地方志发展中的地位和对后世地方志的影响。《元丰九域志》作者王存首次提出了志书的行文原则——“文直事核，欲使览者易知”。《景定建康志》是南宋周应合编撰。该志仿正史纪传体而作，运用的体裁有录、图、表、志、传五种，类首有总目，志首有总序，志下设细目，并将编年体、纪传体引入志书编纂，创立了新的地方志体例。
两宋时期，是中国地方志体例创新和成熟的时期，其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采摭繁富”，“文约事备”。宋以前的地方志多详于地理，略于人文。宋代地方志，地理、人文齐备，把记地与记人、记自然与记社会结合起来，诸事齐备，内容丰富。这一特点充分反映了志书内容的综合性特征已经形成，志书的社会效益极大提高。“诏地事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
第二，诸体并用，融合于志。宋代以前的地方志主要是地记、地志和图经。这类地方志记述的内容比较简略，采用的体裁也较单一。宋代地方志在体例上有了很大突破。原来诸多体裁的地方志经过兼蓄发展，融为一志，在一志中各种体裁并用，并将编年体、纪传体引入志书，同时创立了纪事本末体，使志书体例趋向完备。志书的篇目横分门类，志书的内容通合古今，志书横排竖写的体例原则也已形成。志书的结构设计不拘一格，平列体（《吴郡志》）、纲目体（《咸淳毗陵志》）和纪传体（《景定建康志》）的志书均有问世。由于地方志体例的完备，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占地方志总量的二分之一强。这说明宋代基本完成了由地记、图经向地方志的过渡。
第三，“文直事核”，览者易知。“文直事核，欲使览者易知”，是《元丰九域志》的主持人为该志的编写规定的行文原则。这一原则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一，志书行文要秉笔直书，不唯上，不唯亲，只唯实。其二，志书内容要务实求真，使用的资料要经过考证、核实。其三，志书编写要简明、通俗，让读者看得懂。由此可见，宋代地方志在行文方面也比较成熟。
宋代地方志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既是对前人修志经验的继承、总结和完善，又为后人发展地方志事业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创新空间。
宋代地方志发展能有上述的成就，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宋朝重视文化建设是主要的。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文化重建工作。建立健全了各种文化制度和文化工作机构，除建立藏书、修书的专门机构——馆阁外，还设置了九域图志局，主管地方志工作。开宝四年（971）下诏重修天下图经。此后又多次下令修志，推动了志书编纂的持续开展。同时对修志人员的待遇也很优厚。馆阁和志局的人员皆称学士，被认为是培养人才、人才辈出的地方，“公卿侍从皆由此出”。因此，宋人把修志当作一种“神仙之职”，颇感荣耀，“一经此职，遂以名流”。宋人对志书的使用也很重视，将地方志作为考定官吏俸给、赋税和刑法的依据。各行政区的赋税定额也依地方志为依据。
蒙元时期，战争频繁，政局动荡。但所辖各地的修志仍在进行，继承了宋代修志传统，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即下令各地修志，地方志事业得到继续发展。据现存地方志目录统计，元代地方志有190余种。地方志从数量上看不及宋代，但以志命名的地方志比例超过了宋代，占地方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元代修志，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大元大一统志》，共755卷；重修《大元大一统志》，1300卷。此志继承了唐宋志书体例，以元代各路和行省直辖的府州为纲，设建置沿革、坊郭、乡里、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官迹、人物、仙释等门类，内容充实，条理分明，成为后世编修一统志的范本。
元代除《大元大一统志》外，还有一些被后人称道的名志。如《延祐四明志》和《至顺镇江志》。其中《至顺镇江志》非常讲究志书内容的实用效果和篇目的统辖关系。如在“户口”目下分设土著、侨寓、单贫、儒道等；在学校目下分设蒙古字学、儒学、阴阳学和医学等。
